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
发布时间：2021-11-07 07:00
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成就的背后是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2013年,严重的雾霾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改善生态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迫在眉睫。2015年末,中国对世界做出了关于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承诺。“总量”方面,中国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强度”方面,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而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又是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更指出“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贷资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贷支撑和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面对行政手段无法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2002年,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EPs）问世,绿色信贷由此诞生。“十三五”规划中指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是“十三五”时期着重推进的关键领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将全局基准技术与非径...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吉林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64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论文框架与技术路线图
对于污染成本估算的建模研究是在在跨期最优决策的框架下进行的,其基础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社会最优的污染排放水平,另一个是污染成本,即排放量达到最优水平情况时的环境税。高鹏飞和陈文颖(2002)将两个因素放入直角坐标系中(见图2.1),则用横坐标表示污染物排放量,纵坐标表示污染成本。明显可见,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对应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税,就是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损害曲线和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交点,此时边际损害等于边际成本。Field(2012)则明确定义了碳排放边际损害模型,并指出随着CO2排放量的增加,边际损害也逐渐增大,因为在于大气中CO2的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大,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许多专家和学者采用类似以上这些数学模型或方程来评估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但是在准确性和可行性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一些环境污染的环境损害无法用货币衡量,譬如生态破坏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除此之外,在实际运用这些模型时,还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因为不同污染物在不同地区造成的损害亦不同,因此在做加总时要考虑每一个区域的权重分配。Nordhuas提出了气候与经济系统的综合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and Economic model,DICE),用成本收益来对环境污染进行评估。DICE模型被用来解释气候和经济的关系,它将成本、碳排放和气候等要素结构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综合的经济学模型,之后学术界广泛用使用DICE来评估环境政策如何影响社会福祉,并依据研究得到的结论来为政府制定环境规制和措施而献言建议。
龚瑶和严婷(2014)在DICE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搭建了经济-气候综合反馈效应模型,模拟了从2000年开始100年间我国的经济产出、工业生产活动中的碳排放量以及大气温度的趋势(图2.2)。这一模型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趋势,另一部分是技术冲击。首先模拟模型中各变量在未来的走势,主要是将多个模型或函数组合并构造出一个递推的关系,并依据当前的环境和经济数据推算出下一期各变量的值。然后再利用技术冲击方程,通过递推关系测算出未来某一时期经济和环境面对技术冲击时所产生的变化。而裴辉儒(2017)则采用我国部分主要城市的环境和经济数据,通过构造DICE模型来测算细悬浮颗粒物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并通过对测算结果的分析,指出该社会成本加重了国家、企业和人民的负担,由此提出控制PM2.5排放,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增加社会财富的建议。裴辉儒认为由于PM2.5形成的社会成本内嵌于经济体系路径之内,要真正控制PM2.5的排放,就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除了DICE模型外,许多专家和学者经常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来研究环境政策及模拟其实施效果。CGE模型旨在将宏观经济系统分割为可计算的部分,以测算模拟环境政策实施后各部门所发生的变动。CGE模型经常被用于对能源的研究,分析减排政策的作用。曾先峰等(2019)利用多部门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得到,不论征收资源税还是环境税,其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都是负向的,但两种税收都能实现减排的目的,相比于环境税,资源税的减排效用更加显著。Hermeling(2013)将CGE模型用于研究了欧洲碳排放交易。时佳瑞(2015)则在CGE模型上添加碳交易模型来构建碳交易机制仿真CGE模型,并通过该模型研究碳交易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结果显示,碳交易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是负面的,将导致我国GDP下滑,并且减排率越高,则GDP下滑速度越快。具体到行业层面,碳交易机制的影响呈现行业异质性特点,碳强度越高的行业,其受到的冲击越显著,低碳强度行业和绿色行业受影响很小。但就减排效果而言,碳交易机制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汤维祺等(2016)研究碳排放权分配对减排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碳排放权分配模式对短期与长期经济产出所产生的效应存在差异,提出应采用动态的分配模式使经济产出实现跨期最优化的建议和对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我国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非线性特征[J]. 林秀梅,曹张龙,蔡晓陈. 当代经济科学. 2020(05)
[2]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与影响因素分析[J]. 张欣,廖岚琪,唐赛. 统计与决策. 2020(13)
[3]绿色信贷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基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视角[J]. 刘海英,王殿武,尚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03)
[4]中国高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性研究[J]. 孙红军,王胜光. 工业技术经济. 2020(03)
[5]绿色信贷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J]. 李毓,胡海亚,李浩. 经济问题. 2020(01)
[6]绿色信贷投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视角[J]. 张芳,李紧想,冯正升,刘伟. 西部金融. 2019(12)
[7]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J]. 曾先峰,张超,曾倩.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12)
[8]绿色信贷约束、商业信用与企业环境治理[J]. 陈幸幸,史亚雅,宋献中. 国际金融研究. 2019(12)
[9]绿色信贷能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吗[J]. 何凌云,梁宵,杨晓蕾,钟章奇.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9(05)
[10]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J]. 王遥,潘冬阳,彭俞超,梁希. 金融研究. 2019(11)
博士论文
[1]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朱四荣.江西财经大学 2019
[2]中国经济发展中节能与环保一致性研究[D]. 尚晶.吉林大学 2019
[3]清洁技术进步机理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谢建政.吉林大学 2018
[4]中国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D]. 姬广林.吉林大学 2017
[5]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D]. 郑强.重庆大学 2017
[6]清洁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研究[D]. 王俊.华中科技大学 2015
硕士论文
[1]绿色信贷是否改善了环境污染？[D]. 张晓音.山东大学 2020
[2]我国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蔡林玲.吉林大学 2019
本文编号：3481391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吉林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64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论文框架与技术路线图
对于污染成本估算的建模研究是在在跨期最优决策的框架下进行的,其基础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社会最优的污染排放水平,另一个是污染成本,即排放量达到最优水平情况时的环境税。高鹏飞和陈文颖(2002)将两个因素放入直角坐标系中(见图2.1),则用横坐标表示污染物排放量,纵坐标表示污染成本。明显可见,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对应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税,就是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损害曲线和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交点,此时边际损害等于边际成本。Field(2012)则明确定义了碳排放边际损害模型,并指出随着CO2排放量的增加,边际损害也逐渐增大,因为在于大气中CO2的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大,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许多专家和学者采用类似以上这些数学模型或方程来评估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但是在准确性和可行性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一些环境污染的环境损害无法用货币衡量,譬如生态破坏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除此之外,在实际运用这些模型时,还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因为不同污染物在不同地区造成的损害亦不同,因此在做加总时要考虑每一个区域的权重分配。Nordhuas提出了气候与经济系统的综合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and Economic model,DICE),用成本收益来对环境污染进行评估。DICE模型被用来解释气候和经济的关系,它将成本、碳排放和气候等要素结构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综合的经济学模型,之后学术界广泛用使用DICE来评估环境政策如何影响社会福祉,并依据研究得到的结论来为政府制定环境规制和措施而献言建议。
龚瑶和严婷(2014)在DICE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搭建了经济-气候综合反馈效应模型,模拟了从2000年开始100年间我国的经济产出、工业生产活动中的碳排放量以及大气温度的趋势(图2.2)。这一模型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趋势,另一部分是技术冲击。首先模拟模型中各变量在未来的走势,主要是将多个模型或函数组合并构造出一个递推的关系,并依据当前的环境和经济数据推算出下一期各变量的值。然后再利用技术冲击方程,通过递推关系测算出未来某一时期经济和环境面对技术冲击时所产生的变化。而裴辉儒(2017)则采用我国部分主要城市的环境和经济数据,通过构造DICE模型来测算细悬浮颗粒物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并通过对测算结果的分析,指出该社会成本加重了国家、企业和人民的负担,由此提出控制PM2.5排放,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增加社会财富的建议。裴辉儒认为由于PM2.5形成的社会成本内嵌于经济体系路径之内,要真正控制PM2.5的排放,就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除了DICE模型外,许多专家和学者经常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来研究环境政策及模拟其实施效果。CGE模型旨在将宏观经济系统分割为可计算的部分,以测算模拟环境政策实施后各部门所发生的变动。CGE模型经常被用于对能源的研究,分析减排政策的作用。曾先峰等(2019)利用多部门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得到,不论征收资源税还是环境税,其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都是负向的,但两种税收都能实现减排的目的,相比于环境税,资源税的减排效用更加显著。Hermeling(2013)将CGE模型用于研究了欧洲碳排放交易。时佳瑞(2015)则在CGE模型上添加碳交易模型来构建碳交易机制仿真CGE模型,并通过该模型研究碳交易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结果显示,碳交易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是负面的,将导致我国GDP下滑,并且减排率越高,则GDP下滑速度越快。具体到行业层面,碳交易机制的影响呈现行业异质性特点,碳强度越高的行业,其受到的冲击越显著,低碳强度行业和绿色行业受影响很小。但就减排效果而言,碳交易机制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汤维祺等(2016)研究碳排放权分配对减排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碳排放权分配模式对短期与长期经济产出所产生的效应存在差异,提出应采用动态的分配模式使经济产出实现跨期最优化的建议和对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我国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非线性特征[J]. 林秀梅,曹张龙,蔡晓陈. 当代经济科学. 2020(05)
[2]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与影响因素分析[J]. 张欣,廖岚琪,唐赛. 统计与决策. 2020(13)
[3]绿色信贷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基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视角[J]. 刘海英,王殿武,尚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03)
[4]中国高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性研究[J]. 孙红军,王胜光. 工业技术经济. 2020(03)
[5]绿色信贷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J]. 李毓,胡海亚,李浩. 经济问题. 2020(01)
[6]绿色信贷投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视角[J]. 张芳,李紧想,冯正升,刘伟. 西部金融. 2019(12)
[7]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J]. 曾先峰,张超,曾倩.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12)
[8]绿色信贷约束、商业信用与企业环境治理[J]. 陈幸幸,史亚雅,宋献中. 国际金融研究. 2019(12)
[9]绿色信贷能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吗[J]. 何凌云,梁宵,杨晓蕾,钟章奇.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9(05)
[10]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J]. 王遥,潘冬阳,彭俞超,梁希. 金融研究. 2019(11)
博士论文
[1]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朱四荣.江西财经大学 2019
[2]中国经济发展中节能与环保一致性研究[D]. 尚晶.吉林大学 2019
[3]清洁技术进步机理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谢建政.吉林大学 2018
[4]中国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D]. 姬广林.吉林大学 2017
[5]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D]. 郑强.重庆大学 2017
[6]清洁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研究[D]. 王俊.华中科技大学 2015
硕士论文
[1]绿色信贷是否改善了环境污染？[D]. 张晓音.山东大学 2020
[2]我国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蔡林玲.吉林大学 2019
本文编号：348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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