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_《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本文关键词：梁实秋与西方文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从1922年发表新诗批评到1985年出版《英国文学史》,梁实秋六十几年的学术生涯始终与西方文学关系密切。他既受其影响建立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又终身以西方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为业。站在“梁实秋与西方文学”这一视角,可以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索,对他的文学成就给以更客观、全面的评价。第一章对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进行剖析。和二十世纪初的大多数文学家一样,梁实秋的成长离不开西方文学的滋养。清华求学时期,他强调文学中的自我意识,拜伦、华兹华斯、雪莱、卢梭都是他崇拜的对象,他的文艺主张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当合拍。然而,1926年他从美国学成归来,却以一套古典主义的理论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指责中国新文学出现了“浪漫的混乱”。1928年以后,他批评的目标又指向了革命文学,以普遍的人性去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坛,梁实秋是一个“反主题”的批评家。虽然从“浪漫的”到“古典的”,梁实秋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毋庸置疑,在哈佛大学接触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是促使他改变立场的直接原因。以新人文主义的学说和西方古典主义传统去衡量中国文学,他对新文学的批评自有其独到、深刻之处。但是,他分析的都是一些极端的倾向,并且也没有针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显得浮泛和苛刻。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的同时,他也否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以浪漫的道家文学为主,而儒家的文学观念又不适合于文学的发展。他的错误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文学变革的时期,最困难的就是对传统的扬弃,梁实秋却通过否定传统文学的价值取消了问题的存在。1928年以后,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既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批判的继续,重申的是普遍性和理性的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批评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梁实秋理论阐述的侧重点也有所调整。他不断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普罗文学将文学当作宣传工具;肯定天才人物的历史价值,反对革命文学的大众化路线。普遍性的原则与精英主义的立场在梁实秋那里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在梁实秋的文艺理论体系中,“人性”、“理性”和“道德”既互相制约又互为前提,在某些具体的表述中甚至可以互相取代,这使得他阐发自己的文艺主张有时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他的文学批评观体现的也正是古典主义的批评精神。他排斥“仲裁批评”以外的其他批评形式,不断谴责浪漫主义印象式的批评和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科学批评。在评价文学作品时,他忽视了道德以外的其他标准,将审美尺度排斥在外,这带来的将是文学的非文学化倾向。在文学批评方面,梁实秋虽然具有厚实的知识储备和严密的逻辑学养,却缺乏宽阔的文学眼光。第二章着重评析梁实秋的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现代的西方文论研究多侧重于同时代的西方文艺新思潮,并且着力把握总体趋向、并不注重对具体批评家文艺思想的分析。梁实秋却将目光投向了西方文学的古典主义传统,并且他的西方文论史研究几乎涉及了二十世纪以前所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在分析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向时,他并不关注外部因素对文学思想的影响,而是在西方文论自身的传统中寻找变化、发展的动因。在对西方文艺批评进行评判的过程中,以摹仿自然还是表现自我、肯定理性还是推崇情感、强调伦理价值还是重视审美感受作为评判批评家优劣的标准,以仲裁式的批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正统。在梁实秋研究的西方批评家中,有几位是他的“知音”。他在阐述自己的文艺主张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描写“可能发生的事”,这一论断经常被梁实秋引作“普遍性”的注解。约翰逊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又抵挡住即将兴起的浪漫主义潮流,体现了梁实秋对古典主义精神的理解。梁实秋将文学定义为“生活的批评”,采用的是阿诺德的观点。如果我们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与白璧德的文艺观进行比照,不仅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且可以看到明显的模仿痕迹。但是脱离了西方思想史的背景,加上梁实秋又急于要建立标准,他就免不了将白璧德的观点简单化和绝对化了。第三章主要分析梁实秋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与鲁迅、郑振铎等人不同,他选择翻译对象,并不考虑作品的政治价值和当下的社会效应。二三十年代,有一些人认为翻译莎士比亚不合时宜,梁实秋却认为莎剧体现了普遍的人性,具有永恒的价值。他既反对“选译”、“转译”,又不同意佶屈聱牙、令人头昏脑涨的“硬译”。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秉持忠信原则,同时也显得文采不足,瑕瑜互见。通过与朱生豪、孙大雨、方平、屠岸、英若诚等译者进行对比,可以更立体地看到梁译本的优势和缺陷。梁实秋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注释既有对典故、西方文化风俗的补充说明,也有对英文原文的校勘和版本考证,还包括对译文选词用句的讨论。再加上他在每一部译作的序言中,考证故事的来源、研究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和演出的情况,还引经据典地介绍了西方莎学的成果。这些内容使他的译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者的译本”。第四章聚焦梁实秋的外国文学研究。三十年代,梁实秋是发表莎评最多的批评家,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发轫、探索时期显示了较高的水准。在莎士比亚的丰富性面前,梁实秋终于没有概念化地将作家作品当作自己文艺观的注脚,他能够突破已有的定见,对莎作的内容与形式、道德意味与艺术魅力都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当以茅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莎评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主流时,梁实秋却在学术学理的层面探索作品自身的价值。1985年,八十二岁的梁实秋出版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在梳理英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时,他能够综合考虑影响文学的多种因素。他在“事实”上下功夫,并且善于发现新材料,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作风。更可贵的是,他写史并不是为了诠释他的文艺观,尽管难免受个人眼光的影响,但是他做到了论从史出而不是以史带论,具备了整体的观念和历史的眼光。那些曾被他严厉批评过的浪漫主义作家在《英国文学史》中却能得到公正的对待。虽然他尽量不做出批评家的价值判断,却用批评史专家的视野、比较文学家的方法,为我们理解这些“事实”打开了思路。总的来说,梁实秋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下建立的一套古典主义文艺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但是这也使得他发表了不少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他能够跳脱出时代的主潮,始终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并坚持用学术的标准研究文学,在这一方面不仅体现出了他的历史价值,也向人们展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本文关键词：梁实秋与西方文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