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管制_从出土《田律》看秦汉法制的变革

  本文关键词：秦汉“田律”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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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秦汉《田律》来看，[1]其主要围绕田制、农作物等物产、赋税三项内容进行规定。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作为衣食之源的同时，又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是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基础，因此，与其相关的《田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将秦汉《田律》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著不多，在可见的论著中有对秦汉《田律》个别律文进行比较的。如高敏的《论西汉前期刍、稿税制度的变化发展一^渎《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一文，比较了“入顷刍稿”条的内容；[2]李学勤在《秦律与〈周礼》〉一文中比较了“春二月”条、青川木牍“为田律”条的内容；[3]李孝林的《〈二年律令〉：汉承秦制而发展之》一文也主要比较了“入顷刍稿”条的内容。[4]此外也有专题对秦汉《田律》进行比较研究的，但也不多。如魏永康在其学位论文《秦汉“田律”研究》中，对秦汉《田律》释文进行考校并对其内容进行相关研究，但不是从汉对秦法制变革的角度出发。[5]笔者尝试利用出土《田律》相关资料与传世资料，以及学者论著，揭示秦汉法制变革在《田律》中的体现。这种汉法对秦法损益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在以下几点有所新的认识：第一，可以从中窥探汉初对秦法的一些评价与认识，从而帮助我们更客观的认识、理解秦法，以及秦法与秦亡的关系；第二，可以具体了解汉承秦之后，法制上有多大程度的发展；第三，可以从法律上去感知秦汉时代、政局、统治思想的变化，即从法律的维度去看秦汉王朝更替阶段的历史；第四，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秦汉法律的细处，从而更好的认识秦汉法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奠基地位。
　　一、《田律》中指导思想的变革
　　《秦律十八种·田律》简4-7中记录了关于春夏二季对山林、植被、幼兽、鱼鳘、水泉畅通的保护内容。而在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张家山247号汉墓的《二年·田律》简249—250中也有与其相似的规定。在这类律文的背后，有其思想支撑。秦《田律》的该条在《逸周书·大聚》、《吕氏春秋·十二纪》、《上农》中都能找到相关内容。[6]而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农业生产经验的背后，蕴藏着当时人要“和阴阳”、“顺四时”的思想信仰。如果“阴阳失次，四时易节”，会导致“人民淫烁不固，禽兽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谷萎败不成。”[7]后果非常严重。可见，在先民的思想中阴阳四时的协调，是十分重大、不可怠慢的事情。而这种阴一阳五行观念便是上述律条中所蕴含的思想信仰。在张家山汉简《田律》简250中还规定戊己日不命兴土功，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也有戊己日为土忌日，不可为土功的内容，这也是阴阳五行思想的体现，同样承自秦。阴阳五行思想如此向法律渗透，在秦与汉初还仅仅露出苗头。
　　西汉中期以后，阴阳五行思想在法律制度领域又有所发展深化，而阴阳五行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大肆渗透，当属在王莽策划下，于元始五年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大张旗鼓颁布《月令诏条》，并非因为其内容十分利于百姓生产，只是王莽仿周公，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的一个重要步骤。[8]不管《月令诏条》对百姓生活的实际指导意义有多大，其以“诏条”的形式颁布，便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违反，就要追究法律责任。在《居延新简》中就有光武帝建武四年五月、建武六年七月，督查吏民是否犯“四时禁”的文书。[9]阴阳五行思想在法律上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据《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记载，章帝在元和二年颁诏规定十一月、十二月不可论决囚犯。其理由是根据月令冬至之后是顺阳助生的时节，不可审判断罪，而且“王者生杀，宜顺时气”。陈宠为了强调章帝此举是“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还特意指出“秦为虐政，四时行刑”，“萧何草律，季秋论囚，倶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10]但在目前所见出土秦、汉初法律文献中，还不见其在司法领域的影响，陈宠对秦、萧何的指责，或有以后世思想要求前人之嫌。
　　虽然在西汉后期，阴阳五行思想曾受到质疑，据《汉书·成帝纪》载成帝在阳朔二年春颁诏强调要想阴阳和调，务必要顺从四时月令，而之所以颁诏强调，是因为“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多违时政”。[11]但在皇帝的三令五申下，这种质疑声似并不成气候。而直到唐律中仍可见其影响，如“非时烧田野”条。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条中指出“非时”的时间段之外，还特意指出“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不需“一准令文”。[12]这样的规定无疑是对早期月令的变通，更加合理。比起王莽为彰显权力，将月令颁布到人烟稀少的悬泉置的做法，要进步的多。在司法领域方面，《唐律·断狱》有“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条，规定立春后、秋分前以及断屠月、禁杀日决死刑的话，要受刑罚，这是受阴阳五行思想及佛教、道教的综合影响。[13]阴阳五行思想不仅被统治者用于政治领域，也逐渐渗入到法律领域，使法律蒙上一种神秘色彩，这较之早期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秦与汉初法律是一大变化。
　　前举秦《田律》简4一7中还规定对不幸死者需要伐木做棺的，可以不受时禁限制，这是因死葬之事对时禁的变通。另外，在秦《田律》该条与龙岗秦简简77-83中都有对百姓的狗进入禁苑中的处理规定，但在《二年·田律》中暂不见以上内容，有待新资料来说明。
　　二、《田律》中田、道管理的变革
　　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秦墓的16号木牍，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十一月，王命丞相与内史再次修治故《田律》。其中，涉及田亩规划的内容为“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晦（亩）二畛，一百（陌）道。百晦（亩）为顷，一千（奸）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14]而在《二年·田律》中也可见到相似的内容，具体为“田广一步，袤二百卅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15]将两条内容相对照，可见《二年》在田亩制度的规划上大体承袭了青川《田律》。[16]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由春秋时期晋六将军之赵氏最先推行，孙子十分肯定赵氏这种制田方法。[17]后又为商鞅在秦推行，事实证明这种大亩制符合当时的生产力，使秦国强大。青川木牍中的《田律》，也应是商鞅时制定的《田律》，这种亩制在秦一直被沿用。时期为汉初二十年左右的《二年》依然采用了这种亩制，且直到汉武帝时也仍沿用，可见这种大亩制具有促进生产的优越性。变革体现在《二年》对阡道的设置作出调整，较青川《田律》减少了近10倍的阡道数量，变向增加了耕地的数量，汉初刚结束战乱，处于人少地荒的状态，田地不会短缺，作出这种调整很可能是嫌秦阡道设置太过繁复。商鞍时规定一夫得田一顷，据青川秦牍则一夫的田即有一条阡道。汉初可能从阡道的利用考虑，认为十顷一条便足够，或为不影响通行，汉初阡道又加宽二尺（约46.2厘米）。另外，在青川秦牍中还有封埒形制尺寸的规定，而《二年》中似把关于封埒的内容都删除了，这可能是因为封埒这种田界形式不够简便经济。封是高四尺，大小与其高相称的圆台体或方台体。[18]埒是高一尺，下厚二尺，连接封与封之间的矮墙。封埒并用使各户所占土地的界限十分明确。[19]但当发生土地买卖等变动时，封埒这种田界变更就显得麻烦。据《二年》汉初有明确的土地转让、买卖规定，《二年·户律》简321规定接受田宅，又将田转让给别人或卖宅，不得再次受领田宅。简322规定代户、买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稽留，不登记田宅的变更，超过一日，罚金各二两。可见汉代国家授予的田宅可以转让、买卖，田地可以买卖，各户所占田地数量也会处于变动中，因此，田界标志也会趋于简便化，而封埒在秦是否已发生变化还无法准确说明。总体上，汉初较秦在田地规划上继承的同时，也有所改进。
　　青川秦牍中还有对阡陌、道路、桥梁、波隄等的维护规定，出土于湖北云梦县的龙岗秦简120有对侵蚀道路、阡陌或将其损坏的行为的处罚规定，这些都为汉律继承，见《二年》简246—248。较秦律的发展之处是《二年》该条中还明确了邑中道与田道的主管官吏，如果塌陷不能通行，对主管官吏罚黄金各二两。另外，《二年》又进一步规定对侵占里中道、邑中道、溪水旁的小路、树木间的小路以及对其开垦种田，也要罚金二两，见简245。道路、阡陌都属于公共用地，但如果农民的耕地不足以生存，或因人性的贪婪，总是会对其进行侵占，必须要加以规制。《唐律·杂律》“侵巷术、阡陌”条也有类似规定，且更加系统。大清律中也有反映，见于“失时不修堤防”条与“侵占街道”条。[20]通过历代修律对此内容的保留，便可以理解汉律对秦律相关规定的继承与加强也是现实所需。
　　不过，在上述秦汉律文中暂不见关于造桥、修堤防不力对主管官吏的处罚规定。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孝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乙卯，御史大夫尹忠，坐河决，自杀。又《汉书·成帝纪》载，建始三年秋，关内发大水。郡国遭受水灾，淹死百姓多达千人。[21]御史大夫尹忠因河决自杀或正与此事有关。由此可见，西汉后期加大对官吏管理堤防不利的处罚责任。大水决堤，会对田地、住所，人身财产造成很大损害，所以，自秦以来，逐步加强与完善对津渡桥梁、堤防的维护。
　　三、赋税制度的变革
　　目前在秦汉《田律》中可见刍稿税、户赋，在其他律篇或出土秦汉文献中还发现有田租、算赋。而田租通常与刍稿一同征收，另据《汉书·高帝纪》载高祖五年“初为算赋”。因此，为内容的完整性，笔者将这四项赋税一并讨论。
　　（一）田租与刍稿税
　　1.田租
　　田租以征收粮食为主，是十分重要的税目，一般与刍稿同时征收，秦汉《田律》中有刍稿税的规定，暂不见田租，这里略作说明。据《数》、《算数书》以及龙岗秦简等出土文献，汉初承秦，田租征收制度为程租制，即先通过计算每块已垦土地得到一斗田租所需步数，再计算该块地的田租额。[22]因为按已垦田的亩数及庄稼长势决定征收的田租数，因此，国家对垦田数及庄稼成长情况十分关注。如秦《田律》简1-3规定八月底之前地方要上报完禾稼抽穗、已耕种未长出禾稼、禾稼长出后因雨水受益，以及各种原因受害的各类顷数。《二年·田律》简243规定，县道要在五月望日之前将已开垦田地的顷数以及户数，上报给二千石官。秦与汉初所收田租有禾、臬等农作物，在秦代二者的税率并不同，禾为十分之一，臬为十五分之一，实际情况比较复杂。[23]而汉初的税率在出土文献中还没有佐证，据《汉书·食货志》载“（高祖）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24]可知高祖与惠帝时曾实行过十五分之一的税率，较秦代轻。
　　2.刍稿税的征收
　　春秋以前就有征收刍稿，但不是固定的税种，战国至秦由于战争频繁，对牛马饲料需求量增大，使刍稿逐渐成为固定税种。[25]战国时人十分重视刍稿，《商君书·去强篇》有“强国知十三数”，其中，最后一项便是刍稿之数。[26]刍稿税一直到东汉都在征收。据秦《田律》简8-9，刍稿税按百姓受田的顷数征收，不论开垦与否，每顷交纳刍三石、稿二石，对刍的质量不十分挑剔，刍自干叶和乱草够一束以上都收，会稿可以互相折合交纳。在《二年·田律》简240—242中同样规定刍稿按顷征收，每顷交纳的刍稿数也与秦相同。可见，秦及汉初刍稿是按顷数定额征收的，与田租征收方式不同。较秦的发展之处有《二年》简240—242规定刍稿不可交陈刍稿，否则罚黄金四两。在刍稿需求量降低的情况下，提高刍稿新鲜度，利于牲畜食用，也利于存放，更科学。另外简240—242还规定刍稿足够县一年用量即可，此外不再收刍稿，而是按刍一石十五钱，稿一石五钱进行折合，每顷共收五十五钱，即由实物向货币转换。[27]在岳麓秦简《数》中有“刍一石十六钱，稿一石六钱”，[28]与《二年》中的刍稿价十分相近。但在秦代刍稿税是否也可以交钱还不明。刍稿税可以交纳货币，直到西汉后期也可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东观记》载“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干万。”[29]与刍稿税不同秦汉田租基本上都是交实物，似未向货币转换。这与秦汉长时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关。而且让百姓有刍稿不能交，必须去市场上兑换成钱交纳，对百姓也是负担。简240—242又规定刍稿市价如果比律文规定的贵，按照交纳刍稿时的平价入钱。那么刍稿市价如果低于律文规定，很可能仍按律文规定的价钱交纳。这样百姓不仅未从中获益，可能还要担负差价。而且在刍稿已足够县用的情况下，还要让百姓交纳钱，而不是减免刍稿税，也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是不会因朝代更替而有质的改变。但汉初在刍稿税方面仍可见一些轻缓的政策，如简240—242特别规定上郡因土地贫瘠，每顷可以少交刍一石。另外，高爵者与部分地区邮人可享受特别待遇，如简317规定左庶长以上各爵级只要是自己耕种其田地，则不用交纳田租，也不用交纳顷刍稿。简268则规定对巴、蜀、汉中等山高路险地区的邮人在交纳租、刍稿方面享受减免待遇。
　　3.刍稿的使用
　　收上来的刍稿主要作为马牛的饲料，关于发放马牛饲料的时间，秦《田律》简11规定马牛饲料的领取不要超过2月份，否则不再发放。《二年·金布律》简421—423规定县官供养的马牛饲料于冬11月到第2年3月发放，并详细规定了马牛每日的食量及发放事宜。相关内容秦属《田律》，汉初则规定在《金布律》中，《二年·金布律》集中对物资发放、钱、盐业与采矿业的税率进行规定，所以这条内容的归属基本符合《金布律》的体系内容，这种变化也体现了汉初较秦在律令的编排上，更注意律篇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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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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