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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就业效应研究

发布时间:2021-02-08 09:03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环境监管力度逐渐加强,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研究对象,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及就业效应。首先,阐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相关理论基础和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背景,利用生产局部均衡模型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其次,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及就业现状,并对各省份碳排放与就业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同时,利用合成控制法拟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路径,对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排差异。之后,基于省份层面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并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就业效应进行预评估,以此检验其政策有效性。最后,基于政策有效的前提下,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事件分析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等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效应、异质性与动态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1)在全国水平上,尽管煤炭消费占比逐年降低,但是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 

【文章来源】: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省

【文章页数】:75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就业效应研究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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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15第3章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为准确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及就业效应,必须先了解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制度背景,并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本章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制度背景为出发点,详细阐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发展历程与运行机制。同时,引入含环境规制政策变量的生产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机制并进行详细的路径分析。3.1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制度背景3.1.1制度背景阐述为调动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承担自身节能减排的责任,中国政府积极引入市场化的环境规制手段进行干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中国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依次实行了大气排污权和SO2排污权交易试点制度。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CO2排放国,低碳经济的理念步入政治舞台。为降低CO2排放量,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中国借鉴早期SO2排污权交易实施的经验基础和交易案例,于2011年底在北京等七个省市正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年深圳市积极探索,率先建立了具有深圳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开始交易。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总框架图见图3.1。图3.1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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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就业效应研究16碳交易试点政策旨在通过试点省份先行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积累经验。2014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的发布标志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正式起步。2017年,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碳排放权交易范围覆盖全国的行业。2020年初,国家生态环境部通知报告与核查2019年度碳排放数据等工作。这显示出主管部门启动全国碳市场的态度与决心,2020年也将成为全国碳市场启动交易的冲刺阶段。至此,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成为我国利用市场手段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3.1.2运行机制分析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试点市场和自愿建立的碳市场构成。在总量控制的配额交易市场中,首先由政府设定碳排放总量并逐层分配到下级政府,然后在纳入碳市场管控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当污染型企业的CO2排放超过其配额排放后,主体企业就需要在碳市场中从政府或者其他企业处购买其抛售的碳排放量。当污染型企业引入清洁技术等手段使得碳排放配额有剩余时,企业也可以将剩余的碳配额放在碳市场上进行售卖。在项目减排量交易市场中,交易形式由早期实施的CDM机制逐渐转向以CCER项目为主的自愿交易。因此,当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以配额交易和CCER自愿减排两种机制构成。因此,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的环境政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充分调动了政府、管理机构及企业本身利用碳排放配额的积极性,实现了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即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降低社会和企业双方减排总成本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CO2排放总量。图3.2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排污权交易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检验[J]. 任胜钢,李波.  西部论坛. 2019(05)
[2]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J]. 陶静,胡雪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6)
[3]环保产业政策支持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崔广慧,姜英兵.  产业经济研究. 2019(01)
[4]中国用能权交易可以获得经济红利与节能减排的双赢吗?[J]. 张宁,张维洁.  经济研究. 2019(01)
[5]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二氧化硫减排[J]. 郭俊杰,方颖,杨阳.  世界经济. 2019(01)
[6]我国碳交易政策实现环境红利了吗?[J]. 黄向岚,张训常,刘晔.  经济评论. 2018(06)
[7]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污染减排效应再研究——基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的视角[J]. 卢洪友,刘啟明,祁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8]碳排放权交易有利于碳减排吗?——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J]. 黄志平.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09)
[9]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异质性的视角[J]. 秦楠,刘李华,孙早.  经济评论. 2018(01)
[10]环境规制红利的边际递增效应[J]. 史贝贝,冯晨,张妍,杨菲.  中国工业经济. 2017(12)

博士论文
[1]能源环境政策的增长、就业和减排效应:基于CGE模型的研究[D]. 李元龙.浙江大学 2011



本文编号:302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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