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时代提升基层警察信任的路径研究
发布时间：2021-04-10 07:32
基层警察信任是指公众通过与基层警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形成的对基层警察能否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的感知和判断。融媒体时代,“四川泸县中学生坠亡事件”、“山东辱母杀人事件”、“李心草事件”等涉警负面事件严重损害公众对基层警察的信任,使基层警察执法成本增加,不利于基层警察工作顺利开展。因此,如何在融媒体时代提升基层警察信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公共信任理论和政治传播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以2014年至2019年16起涉警典型事件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四川泸县中学生坠亡事件”等8起涉警负面事件分析发现,公众对基层警察信任存在“异化”现象,即公众对基层警察强迫性不信任却无原则信任谣言。公众对基层警察强迫性不信任的原因是融媒体时代传受关系改变使基层警察话语权利削减、执法失范现象被快速传播,公众对基层警察系统信任降低,长此以往,当公众不断遭受信任背叛,对基层警察不可信的认知固化时,将会出现对基层警察强迫性不信任现象;公众无原则信任谣言的原因包括:一是融媒体时代扁平化的传播方式使公众间人际信任上升,二是基层警察系统信任降低使公众出现信任焦虑,三是当公众对基层警察产生强迫性不信任后,信任功能替代使公...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市
【文章页数】：62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近五年各政务职能部门舆情压力指数走势[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6-图4-1基层警察“信任异化”生成机理（1）公众对基层警察存在强迫性不信任由网友在新浪微博的评论发现，公众不愿意相信基层警察的调查结论。融媒体时代，基层警察话语权利削减和执法失范现象被快速传播使公众对基层警察系统信任降低，长此以往，当公众不断遭受信任背叛，对基层警察不可信的认知固化时，就会出现“你说什么我都不信”的强迫性不信任现象。首先，基层警察话语权利削减导致公众对基层警察系统信任降低。基层警察话语权利是指涉警事件发生后，基层公安机关及涉案民警发表观点、见解、意见的机会和资格。传统媒体时代，基层公安机关及涉案民警掌握着话语权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发布的内容“受控制”且具有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特点，而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公众和基层公安机关及涉案民警的信息传播关系为单向话语传输方式，公众对基层公安机关及涉案民警的信息依赖感较强。融媒体时代，话语权利平民化使涉警事件中以“专家身份”出场的基层警察的话语权利不再是“一家独大”的状态，公众的话语权利得到提升，一方面，公众不仅是事件的简单呈现者，也是公共议题的潜在建构者，表现在公众可随时通过融媒体平台发布、转发涉警事件的文字、图片、录音和视频，并发表对于案件的意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公众获取信息来源渠道多样，不再仅局限于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且第一手信息大多来源于微信、微博等即时性强的社交软件，若基层警察不能准确把握公众的关注点，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准确度和透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8-图4-2庆安枪击案舆情走势数据来源：乐思舆情监测系统其次，警察执法失范现象被快速传播也是公众对基层警察系统信任逐步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融媒体时代，涉警负面事件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与公众互动性更强。基层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一方，相较于普通公民，具有强势地位。随着公众的权利意识（体现为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不断提高，基层警察执法的每一步程序都易引起公众的关注。若基层警察滥用手中的权力致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事人或围观者可通过融媒体平台随时、随地曝光涉事民警的执法失范行为，使公众对基层警察产生负面认知和判断，网民可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事人的委屈、痛苦，进而产生消极情绪，并通过融媒体平台进行情绪化表达，而部分公众之前具有面对基层警察执法不作为或者暴力执法的经历，对基层警察的执法行为存在不满、怨恨，情绪的积累使公众以对涉警负面事件的议论为渠道，宣泄对基层警察的失望和愤怒的情绪。由于涉警负面事件伊始，基层警察对于事件的信息传播呈现“碎片化”特点，无法向公众传递完整的事件经过和处理过程，因此，公众的消极情绪相较于事件的真实信息具有更强的传播力。融媒体时代，一是传播方式由大众传播向群体转播转变，[1]信息的传播夹杂着情绪的传播，网民逐渐对个体的负面情绪产生情感共鸣，形成虚拟网络群体；二是新闻媒体倾向关注负面事件且具有“放大效应”，基层警察不规范执法行为容易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话题，根据“螺旋效应”，个体的消极情绪经过相互感染逐步转[1]隋岩,曹飞.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5):139-147.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J]. 王晓红,胡士磊,张奔.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2]认知偏移还是阶层分化——基于CGSS2015数据警察信任之实证研究[J]. 李春勇,裴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3]融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关系：分析政府信任的第三条路径[J]. 杨旎.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2)
[4]经济绩效、传统价值观与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变迁——基于2002—2016年四波全国调查样本的交互效应分析[J]. 郑华良.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5]新媒体时代消除警察偏见的对策研究[J]. 陈卓.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9(05)
[6]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中介化信任研究[J]. 殷文,张杰,郑方惠. 当代传播. 2019(05)
[7]公民法律意识对警察信任影响之实证研究[J]. 卫莉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8]媒体舆论导向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以1318名大学生为样本的实证研究[J]. 许博洋,罗震雷.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9(03)
[9]“镜头下执法”现象的生成逻辑和警务应对策略[J]. 邱雅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2)
[10]“后真相”时代民间网络话语的传播转向与意义建构[J]. 孟育耀. 传媒. 2019(03)
本文编号：3129241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市
【文章页数】：62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近五年各政务职能部门舆情压力指数走势[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6-图4-1基层警察“信任异化”生成机理（1）公众对基层警察存在强迫性不信任由网友在新浪微博的评论发现，公众不愿意相信基层警察的调查结论。融媒体时代，基层警察话语权利削减和执法失范现象被快速传播使公众对基层警察系统信任降低，长此以往，当公众不断遭受信任背叛，对基层警察不可信的认知固化时，就会出现“你说什么我都不信”的强迫性不信任现象。首先，基层警察话语权利削减导致公众对基层警察系统信任降低。基层警察话语权利是指涉警事件发生后，基层公安机关及涉案民警发表观点、见解、意见的机会和资格。传统媒体时代，基层公安机关及涉案民警掌握着话语权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发布的内容“受控制”且具有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特点，而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公众和基层公安机关及涉案民警的信息传播关系为单向话语传输方式，公众对基层公安机关及涉案民警的信息依赖感较强。融媒体时代，话语权利平民化使涉警事件中以“专家身份”出场的基层警察的话语权利不再是“一家独大”的状态，公众的话语权利得到提升，一方面，公众不仅是事件的简单呈现者，也是公共议题的潜在建构者，表现在公众可随时通过融媒体平台发布、转发涉警事件的文字、图片、录音和视频，并发表对于案件的意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公众获取信息来源渠道多样，不再仅局限于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且第一手信息大多来源于微信、微博等即时性强的社交软件，若基层警察不能准确把握公众的关注点，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准确度和透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8-图4-2庆安枪击案舆情走势数据来源：乐思舆情监测系统其次，警察执法失范现象被快速传播也是公众对基层警察系统信任逐步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融媒体时代，涉警负面事件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与公众互动性更强。基层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一方，相较于普通公民，具有强势地位。随着公众的权利意识（体现为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不断提高，基层警察执法的每一步程序都易引起公众的关注。若基层警察滥用手中的权力致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事人或围观者可通过融媒体平台随时、随地曝光涉事民警的执法失范行为，使公众对基层警察产生负面认知和判断，网民可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事人的委屈、痛苦，进而产生消极情绪，并通过融媒体平台进行情绪化表达，而部分公众之前具有面对基层警察执法不作为或者暴力执法的经历，对基层警察的执法行为存在不满、怨恨，情绪的积累使公众以对涉警负面事件的议论为渠道，宣泄对基层警察的失望和愤怒的情绪。由于涉警负面事件伊始，基层警察对于事件的信息传播呈现“碎片化”特点，无法向公众传递完整的事件经过和处理过程，因此，公众的消极情绪相较于事件的真实信息具有更强的传播力。融媒体时代，一是传播方式由大众传播向群体转播转变，[1]信息的传播夹杂着情绪的传播，网民逐渐对个体的负面情绪产生情感共鸣，形成虚拟网络群体；二是新闻媒体倾向关注负面事件且具有“放大效应”，基层警察不规范执法行为容易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话题，根据“螺旋效应”，个体的消极情绪经过相互感染逐步转[1]隋岩,曹飞.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5):139-147.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J]. 王晓红,胡士磊,张奔.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2]认知偏移还是阶层分化——基于CGSS2015数据警察信任之实证研究[J]. 李春勇,裴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3]融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关系：分析政府信任的第三条路径[J]. 杨旎.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2)
[4]经济绩效、传统价值观与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变迁——基于2002—2016年四波全国调查样本的交互效应分析[J]. 郑华良.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5]新媒体时代消除警察偏见的对策研究[J]. 陈卓.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9(05)
[6]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中介化信任研究[J]. 殷文,张杰,郑方惠. 当代传播. 2019(05)
[7]公民法律意识对警察信任影响之实证研究[J]. 卫莉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8]媒体舆论导向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以1318名大学生为样本的实证研究[J]. 许博洋,罗震雷.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9(03)
[9]“镜头下执法”现象的生成逻辑和警务应对策略[J]. 邱雅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2)
[10]“后真相”时代民间网络话语的传播转向与意义建构[J]. 孟育耀. 传媒. 2019(03)
本文编号：312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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