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风险“治理性”模式的转换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发布时间：2014-09-10 10:27
【摘要】 现代社会风险早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风险无处不在。自从1986年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起,风险问题便逐渐成为各个领域学者争相研究的焦点。尤其是随着风险复合性和全球化性质的深化,全球社会风险形势愈加严峻,国内外学者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也慢慢变得丰富,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几大理论模式。流行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风险研究模式主要有三大类：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以玛丽·道格拉斯、维达夫斯基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以爱尔瓦德、迪恩、卢普顿等后现代学者为代表的基于福柯“治理性”和现代性思想的风险“治理性”或治理理论。而综观国内学者的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系统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对于风险“治理性”的研究则鲜有资料可循。本文对风险“治理性”研究中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的转换进行详细梳理与解读。笔者采用文献阅读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放置于整个风险研究领域之内进行考察。以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转换作为文章主线进行纵向探讨,并突出风险“治理性”研究特色之-用“权力”来解读风险,强调“权力”与“风险”的关联。以期剖析现代风险现象背后的权力本质及其与知识的共谋关系,呼吁社会的反思性思维,并提出一种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倡导复合、多元主体共同应对风险。最后结合转型期中国身处的风险境域现状,挖掘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转换在实践层面对我国应对复杂的现代社会风险问题可能具有的某些启示。
【关键词】 现代社会风险； “治理性”； 权力； 复合治理；
第1章导论
1.1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承袭福柯现代性和“治理性”思想的风险“治理性”学派在风险研究立场上则更激进，坚持一种强建构主义的立场，将“风险”与“权力”联系起来，认为风险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也是权力的工具，是权力为了维持理性秩序而与知识合谋建构的结果。像爱瓦尔德一样，认为：没有什么本身是风险；在现实中不存在风险。但另一方面，任何东西都可以是风险。3这种强建构主义的风险观揭露了风险真相背后的权力本质。面对风险，“治理性”学者认为传统的国家依赖型风险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全球化的风险时代，后现代批判思潮主张权力的多元化、公众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政治化”专家系统的批判，高不确定性的风险需要一种新型“治理性”模式，釆取多元化、复合型治理来应对现代社会风险。
1.2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风险“治理性”的专门研究资料比较少，对于国外著作也没有专门的译作，只有若干学者提到风险“治理性”研究的相关片段及其思想精髓。杨雪冬梳理了各种风险观，并梳理了迪恩关于“治理性”意义上风险观概念，认为风险与我们治理的相关理性措施、技术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可以将风险看成是管理、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种手段。并釆用了福柯式“治理”的定义，将治理看作是一个权力施用的过程，且有不同的治理机制形态：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公民社会治理机制。3何小勇根据风险与现代性的关系将风险研究分为不同的模式，特别强调风险“治理性”研究在风险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并阐述了风险与知识一权力的关系、与福柯“规训”思想的渊源等。4阐释风险与“权力”“知识”关系的：童星认为利益集团、专家系统以及作为外行人的公众构成了一个建构风险的场域，各个风险主体在利益博弈之中抢夺话语权，建构着自己对风险的认知，试图主导整个社会的风险认知。
……………
第2章西方风险“治理性"提出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2.1时代背景
20世纪中后期整个欧洲处于政治动荡、经济萎缩的状态，公民生存状况不断遭受困境，尤其是在法国。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上台，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和积极的内部经济政策。内部社会矛盾积聚而导致的1968年五月风暴的发生，以及“二战”的影响，宣告了戴高乐伟大时代的结束。但戴高乐的执政策略一直影响着几代继任者和民众的思想。蓬皮杜的上任，其实施的政策成功的消除了 “五月风暴”的影响，政局重新获得了稳定。20世纪80-90年代，法国政坛依旧风起云涌。密特朗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只上台，宣称在任期内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试图寻求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多元论同经济的某种集体组织形式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
2.2理论渊源
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则是福柯建构“全景监视式”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立论。他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观：知识与权力关系是相互独立，是外在的互不影响的。如果知识遭遇到权力的干预，就不能成其为知识了。福柯明确指出，“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 I知识并不是绝对的与权力、利益无关的。知识领域早已被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网罗。“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辩护。知识为权力划定范围，权力为知识确定形式。两者相互支撑。知识是无处不在的。
……………
第3章传统风险“治理性”模式及其危机........ 15
3.1传统社会风险下的风险“治理性”模式......... 15
第4章“治理性”模式转换：多元主体的风险治理........ 28
4.1模式转换：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的维度 ........28
第5章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转换的本土启示 ..........37
5.1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在中国现代风险场域的适用性 .........37
第5章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转换的本土启示
5.1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在中国现代风险场域的适用性
我国政府科层制组织管理体制对风险的单一应对及缺乏危机感的风险意识，不仅会延误对风险最及时的预警和应对，而且形成风险事件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影响风险责任的公平分配，而造成结构和制度层面新的风险因素。科层制重视部门责任、对上负责，这样有助于组织行为的一致性和组织决策的执行力，提高组织行动效率。但是面对变幻莫测、多面化的现代社会风险，这种分工明确及只对本部门或上级负责的体制不仅会造成风险影响范围的扩散和后果的扩大，而且极有可能成为相关风险责任者行径的遮盖面，掩盖、分散、模糊其本该承担的风险责任，易形成整个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由传统风险“治理性”模式向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的转换，是“治理性”学者面临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风险性质由简单向复杂转变、权力模式由单极化向多元转换、权力对风险的建构作用愈加强大的背景下提出的。
5.2转型中国应对社会风险的现实困境
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是有效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釆取复合多元的方式共同应对现代社会风险是明智之举。而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时期，其面临的风险场域和权力模式的转变与西方社会出现了相似的场景：复杂的现代社会风险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权力关系根深蒂固且深深渗透进风险场域之中，解构或重构着风险，设定着不同群体的风险地位，操作着风险的利益分配。所以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思想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
...........
第6章结论与讨论
6.1主要结论
简单来说，本论文的研宄旨趣在于：认识现代社会风险现象背后的权力本质及权力与知识的运作关系，倡导反思性思维。在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的指导下，应对风险采取复合治理，调动全社会的风险规避行动。这种理论不仅在西方语境下的现当代具有理论和实践讨论意义，而且在转型期的中国风险场域中也具有某种适用性和实践上的启发指导意义。一方面，人们面临的风险真相扑朔迷离，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风险客观性质上复杂度的增加，更是因为错综复杂的权力力量关系的存在让所谓的“真相”不再只有一个，真相掩盖着众多权力力量的博弈。知识和权力力量贯穿在风险事件建构的始终。这种强建构主义的风险观的要旨是认清建构风险、规避风险背后存在的意识形态力量或权力的滲透，每个人都处于无数条权力网络之中，更为强调的是处于风险情境中的人们，包括专家、政府机构、普通公众，对于自己风险地位的认知，对所谓的“真相”、“权威”“自身”的反思批判。6.2讨论
本文编号：8759
【关键词】 现代社会风险； “治理性”； 权力； 复合治理；
第1章导论
1.1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承袭福柯现代性和“治理性”思想的风险“治理性”学派在风险研究立场上则更激进，坚持一种强建构主义的立场，将“风险”与“权力”联系起来，认为风险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也是权力的工具，是权力为了维持理性秩序而与知识合谋建构的结果。像爱瓦尔德一样，认为：没有什么本身是风险；在现实中不存在风险。但另一方面，任何东西都可以是风险。3这种强建构主义的风险观揭露了风险真相背后的权力本质。面对风险，“治理性”学者认为传统的国家依赖型风险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全球化的风险时代，后现代批判思潮主张权力的多元化、公众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政治化”专家系统的批判，高不确定性的风险需要一种新型“治理性”模式，釆取多元化、复合型治理来应对现代社会风险。
1.2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风险“治理性”的专门研究资料比较少，对于国外著作也没有专门的译作，只有若干学者提到风险“治理性”研究的相关片段及其思想精髓。杨雪冬梳理了各种风险观，并梳理了迪恩关于“治理性”意义上风险观概念，认为风险与我们治理的相关理性措施、技术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可以将风险看成是管理、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种手段。并釆用了福柯式“治理”的定义，将治理看作是一个权力施用的过程，且有不同的治理机制形态：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公民社会治理机制。3何小勇根据风险与现代性的关系将风险研究分为不同的模式，特别强调风险“治理性”研究在风险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并阐述了风险与知识一权力的关系、与福柯“规训”思想的渊源等。4阐释风险与“权力”“知识”关系的：童星认为利益集团、专家系统以及作为外行人的公众构成了一个建构风险的场域，各个风险主体在利益博弈之中抢夺话语权，建构着自己对风险的认知，试图主导整个社会的风险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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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西方风险“治理性"提出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2.1时代背景
20世纪中后期整个欧洲处于政治动荡、经济萎缩的状态，公民生存状况不断遭受困境，尤其是在法国。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上台，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和积极的内部经济政策。内部社会矛盾积聚而导致的1968年五月风暴的发生，以及“二战”的影响，宣告了戴高乐伟大时代的结束。但戴高乐的执政策略一直影响着几代继任者和民众的思想。蓬皮杜的上任，其实施的政策成功的消除了 “五月风暴”的影响，政局重新获得了稳定。20世纪80-90年代，法国政坛依旧风起云涌。密特朗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只上台，宣称在任期内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试图寻求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多元论同经济的某种集体组织形式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
2.2理论渊源
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则是福柯建构“全景监视式”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立论。他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观：知识与权力关系是相互独立，是外在的互不影响的。如果知识遭遇到权力的干预，就不能成其为知识了。福柯明确指出，“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 I知识并不是绝对的与权力、利益无关的。知识领域早已被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网罗。“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辩护。知识为权力划定范围，权力为知识确定形式。两者相互支撑。知识是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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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传统风险“治理性”模式及其危机........ 15
3.1传统社会风险下的风险“治理性”模式......... 15
第4章“治理性”模式转换：多元主体的风险治理........ 28
4.1模式转换：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的维度 ........28
第5章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转换的本土启示 ..........37
5.1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在中国现代风险场域的适用性 .........37
第5章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转换的本土启示
5.1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在中国现代风险场域的适用性
我国政府科层制组织管理体制对风险的单一应对及缺乏危机感的风险意识，不仅会延误对风险最及时的预警和应对，而且形成风险事件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影响风险责任的公平分配，而造成结构和制度层面新的风险因素。科层制重视部门责任、对上负责，这样有助于组织行为的一致性和组织决策的执行力，提高组织行动效率。但是面对变幻莫测、多面化的现代社会风险，这种分工明确及只对本部门或上级负责的体制不仅会造成风险影响范围的扩散和后果的扩大，而且极有可能成为相关风险责任者行径的遮盖面，掩盖、分散、模糊其本该承担的风险责任，易形成整个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由传统风险“治理性”模式向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的转换，是“治理性”学者面临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风险性质由简单向复杂转变、权力模式由单极化向多元转换、权力对风险的建构作用愈加强大的背景下提出的。
5.2转型中国应对社会风险的现实困境
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是有效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釆取复合多元的方式共同应对现代社会风险是明智之举。而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时期，其面临的风险场域和权力模式的转变与西方社会出现了相似的场景：复杂的现代社会风险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权力关系根深蒂固且深深渗透进风险场域之中，解构或重构着风险，设定着不同群体的风险地位，操作着风险的利益分配。所以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思想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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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论与讨论
6.1主要结论
简单来说，本论文的研宄旨趣在于：认识现代社会风险现象背后的权力本质及权力与知识的运作关系，倡导反思性思维。在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的指导下，应对风险采取复合治理，调动全社会的风险规避行动。这种理论不仅在西方语境下的现当代具有理论和实践讨论意义，而且在转型期的中国风险场域中也具有某种适用性和实践上的启发指导意义。一方面，人们面临的风险真相扑朔迷离，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风险客观性质上复杂度的增加，更是因为错综复杂的权力力量关系的存在让所谓的“真相”不再只有一个，真相掩盖着众多权力力量的博弈。知识和权力力量贯穿在风险事件建构的始终。这种强建构主义的风险观的要旨是认清建构风险、规避风险背后存在的意识形态力量或权力的滲透，每个人都处于无数条权力网络之中，更为强调的是处于风险情境中的人们，包括专家、政府机构、普通公众，对于自己风险地位的认知，对所谓的“真相”、“权威”“自身”的反思批判。6.2讨论
虽然风险“治理性”学派在研宄视角和内容上有自己的独特性，且成为风险研宄领域的三大模式之一，但相较于国内外对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的追捧和盛行，风险“治理性”学派相对比较冷门，其核心要点“治理性”模式转换也不太引人注目。笔者认为这与其自身具有的局限性有关：首先，太过激进，过于强调风险建构的权力本质，而忽视了风险客观性的一面。“治理性”学者认为风险作为一种未知的不确定性，存在的风险事实和现象完全是权力和知识共谋建构的结果。风险有建构性的一面，但也绝不能忽视风险客观性的一面。风险虽然是一种不确定性，但风险因这种未知才称其为"风险”，这种未知时空的不确定性确实对此时此刻的公众、社会、全球产生了一系列的客观恐惧、应对行动，像防范温室效应的绿色环保运动、来自于未来核污染的恐惧等等。风险确实有客观性的一面，而不能只看到或极端认为风险是纯建构的。其次，风险"治理性”学派提出的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忽视了当代治理机制中公认且力量强大的一种应对机制：市场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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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1] 施美萍. 风险社会视阈下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的构建[J]. 科学社会主义. 2012(02)
- [2] 童文莹. 现代社会风险的建构与应对逻辑[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2(01)
- [3] 梁红秀,毛睿. 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现实困境与策略回应[J]. 理论月刊. 2012(02)
- [4] 张云昊.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4)
- [5] 张乐,童星. 事件、争论与权力:风险场域的运作逻辑[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03)
- [6] 刘岩. 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机制与放大效应[J]. 天津社会科学. 2010(05)
- [7] 李艳红,张培富.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1)
- [8] 秦士君. 规训与治理——福柯视野中的现代社会权力形式[J]. 清华法治论衡. 2009(02)
- [9] 蔡婷. 福柯空间、权力、知识的构建[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0)
- [10] 杨雪冬. 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J]. 绿叶. 2009(08)
本文编号：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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