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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记文学同梁启超个人的关系研究

发布时间:2014-09-12 11:21
【摘要】 百年前,欧世列强并起,以工业革命浪潮开世界新风气,我中华逢三千年未有大变局,如何使我国于此过渡时代维新渐强,如何使我老大中国恢复少年朝气,如何使我家史旧民一变而成为世界之“新民”①,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②,其任重,其道远,新会梁氏以“半新半旧之人物”③,处半新半旧之时代,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④之精神,身任新民之导师,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可以说,中国风气大开自梁启超始;百年来,世界文坛,风云变幻,观我中华,一变再变,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中西交汇,累变不止,“虽不能将我文坛之变化尽收眼底,但一些巨变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之一就是非虚构作品的崛起,非虚构作品的主力军是传记文学”⑤,而中国之新传记文学也自梁启超始。所以说,欲了解现代中国之发展变化,不可不了解梁启超;欲了解梁启超,不可不了解其论述著作;欲了解其论述著作,不可不深研其文学道路;欲了解其文学道路,不可不重视其传记文学。纵观对于梁启超的研究成果,涉及方方面面,零零总总数不可计,唯独传记一项,少有成果,鲜有文章,与现象相反的事实是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数量,其字数以百万计,其篇数累不下三十,可以说,对于梁启超传记文学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对于梁启超其他方面研究,而本文之意在结合梁启超自身的传记文学理论和现代传记文学理论,通过分析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讨论梁启超传记文学创作中的自我阐释现象,探寻梁启超传记文学中的自我身份和传主身份,对比梁启超本人的人生经历与作品中的传记事实,进而得出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与梁启超具有同质性这一结论。
 
【关键词】 梁启超; 传记文学; 导师; 新民; 政术;

绪论

梁启超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他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辐射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梁启超生时到现在,对于梁启超的研究从未间断,并且始终热度不减。单以文学方面论,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就多达上千种。但是,梁启超文学研究中的传记文学部分却始终显得有一些单薄,几乎没有研究专著,论文篇数也很有限,这与梁启超文学研究的其他部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内现有的研究梁启超传记文学的资料中,是没有研究专著的,有的只是一些文章或是论文,其中不乏知名学者的文章,如郑振铎,陈子展,严家炎,陈平原,夏晓虹等,其中又以夏晓虹的文章最为全面客观,影响也最大,如她的那篇《近代传记的新变》就对粱启超的传记文学作了较为全面准确的历史定位,在《觉世与传世》中的《“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梁启超“新文体”研究》一文中也对梁启超的传记文特点进行了阐释,同样是在《觉世与传世》一书中的《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更是详细梳理了梁启超所作的现代评传同德富苏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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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传记理论的进步发展,近二十年来,传记理论方面的著作倒是对于梁启超传记文多有论述,如朱文华的《传记通论》,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陈兰村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余樟华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及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等,均从不同层面或同或不同的角度对梁启超的传记予以分析评价。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论文数量呈现井喷之势,也出现了一些单篇的对于梁启超传记文研究的论文,多少丰富了梁启超的传记文学研究,如杨俊才《论梁启超对传记之史关系的创见》,《梁启超当代人物散传略论》和《过渡时代的传记一论梁启超的西方名人传记》,朱文华的《梁启超传记作品及其理论的文史意义》,刘岭峰的《梁启超〈谭嗣同传〉有关资料辨为》,章立凡的《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重读〈李鸿章传〉》,王学斌的《试析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困境——以〈管子传〉为例》等。反观国外对于梁启超的研究,多停留在梁启超的思想与政治方面,极少有关于梁启超文学方面的研究,唯有日本时有关于梁启超文学方面的著述,但是关于梁启超传记文学的文章,也仅见松尾洋二的《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一篇。总的来说,梁启超的传记文学研究没有形成体系的现实是不容回避的,对于梁启超传记文学的研究往往成为梁启超其他方面研究的附着品,始终游离于梁启超研究的主体之外,缺少系统的分析与认识,这与梁启超的传记文学成就是不相符的,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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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之路

1.1、梁启超传记文学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传记文学转变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传记文学的出现”。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核心人物,以其“觉世传世”②之著述,走入了中国文学史,以其独特开新之创作,走入了中国传记文学史。梁启超的传记文学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绕不 的一座山,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记文学的一大转折,可以说,“直至梁启超传记文学的出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向现代传记的文学转变,方得以实现” ,梁启超传记文学成为连通中国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之间的桥梁,起到了转换过渡的作用。④陈兰村的评价或许略趋保守,而郭久麟的评价就肯定了很多,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概论》中直言“20世纪真正完成了传记革新的作家是梁启超”,突出了梁启超传记文学在创新方面的成就,李健也提出“梁启超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殿军,却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先驱”,而之后才有胡适,郁达夫,朱东润他们的现代传记的意识,其中“传记文学”这一词汇是胡适首提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有“他(指梁启超)无心走中国传统的记事性史传的正道,却开启了中国阐释性传记的先河,他的几部主要传记,不是以栩糊如生的描述见长,而是用汪洋恣肆的宏论作主打” ,夏晓红先生也曾称过梁启超的传记是“近代传记的新变”,其所作“《南海康先生传》是新体传记的发端”, 创了新式传记体例--评传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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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梁启超的传记文学的生成
梁启超传记文学在创作中有意继承并发展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传统传记的创作方式,更是结合时代的要求,大量编译借鉴了日本及西方传记文学的创作方法,尤其是对于普鲁塔克的《英雄传》的借鉴,使得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仿西文之体” ?,利用不拘一格的“新民体” “刺提”读者,用“笔尖常带有情感”的文字“熏浸”大众②,使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由无到有,又从有走向成熟,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梁启超不仅在传记文学创作中身体力行,而且在传记理论方面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为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史记》是梁启超最早接触的传记之一,也是梁启超最早接触的书之一,更是影响梁启超最重要的书之一,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就明确提到:“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所以说,梁启超少年时对于《史记》的学习与背诵给予了自己极大的剌激与影响。后来,梁启超又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详细的介绍了《史记》的意义及其读法,认为“《史记》文章之价值其语调句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以学问计,不能不以此书为基础”③,一个“不能不”的特点就道出了《史记》在梁启超心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他少年时期的《史记》背诵更是成为他传记文学创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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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梁启超自传的我与我周旋.........15
2.1、《三十自述》中自我身份的认同.........15
2.2、从《三十自述》看梁启超的身份认同.........17
第三章梁启超与梁启超作品中传主的周旋.........21
3.1、梁启超自身时代与传主时代的关联性.........21
3.2、梁启超与传记人物的关联性.........27
3.3、梁启超自身经历与传记事实的关联性.........30

第三章梁启超与梁启超作品中传主的周旋

3.1、梁启超自身时代与传主时代的关联性
梁启超作为史学大家也是一样的,他一生作文都有着很强的目的性,他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甚至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物活动之资鉴,假如不是有次目的.在梁启超看来,理想的传记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 。那么,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关键要素:人物、时代、事实,这几大要素构成了梁启超传记文学创作的核心部分,网罗归纳则是阐释策略的问题。在梁启超所作的传记文学作品中,鲜有不介绍人物时代背景的,那么时代要素也就成为了梁启超传记文学创作的必需品。我们要看到,梁启超本身是一个史学家,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必然与时代背景产生关联,这种关联性往往代表着作者本人对于时代与现实的思考,并不是随便一个朝代一国家一个人物都可以立传,他们在思考问题中起决定意义的是现实需求,就像陈寅恪先生当年决定研究魏晋南北朝方向一样,是因为他感到民国的现状和魏晋很像,他试图通过故有的经验为国家的现状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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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为文学家的梁启超,用其“笔峰常带情感”的文字,写下了诸如《殉难六烈士传》、《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王荆公》、《管子传》等众多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他的传记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富有极强的煽动性和鼓动力,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魅力影响了多个时代,不仅影响了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一代学人,更影响了诸如蔡锷,毛泽东等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或间接或直接的影响着百年来中国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他集政治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于一体的有机体现。而且,梁启超在他的传记文学创作中,有意借鉴了《史记》和《英雄传》的创作特点,结合自身对于时代与社会的思考,对于文学与历史的思考,生成了以人为本的现代传记理念,开创了新体传记——评传的先河。梁启超传记文学成也在他,败也在他,作为文学家的梁启超让中国传记文学摆脱传统的束缚,逐渐与现代传记文学理念接轨;作为其他家的梁启超,尤其是历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的梁启超,又让他的传记文学作品充满了其他性质。虽然这种现象具有选择的必然性,但是在表现形式上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依旧成为了满足梁启超作为历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其他家秘密需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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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文编号: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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