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费加罗报》（1997-2010）分析的法国右翼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摘要】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家形象已经成为攸关国家利益与对外关系，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同样关系重大。中法两国自1964年建交以来，一直关系良好。然而，近年来一些不和谐事件却为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中国在法国的国家形象也差强人意。本文选取1997年-2010年法国主流右翼媒体《费加罗报》中关于中国的报道为资料源，梳理十余年来中法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根据报道的内容、数量和深度等因素，选择“台湾问题”以及“北京奥运”作为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进而提炼出《费加罗报》所反映的中国形象。经过对“台湾问题”及“北京奥运”两个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费加罗报》通过报道内容和角度的选取，将中国形象曲解为人权状况堪忧、社会不稳定的专制国家，凸显了中国的负面形象。这样的报道态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固有认知的导向使得媒体无法摆脱对过去中国的错误认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差异又为这种错误认知加之更深刻的烙印。法国媒体基于上述原因有倾向性地报道中国，塑造了一个与中国自我形象不符的他我形象。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世界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发展中国家，努力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努力以更好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而自我形象与他我形象的差异却构成阻碍中国前进与发展的屏障。因此，对这种差异原因的研究值得重视。通过《费加罗报》了解法国的中国形象，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与中国自我形象的差异，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引导我们努力消除中法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一章  《费加罗报》中的台湾问题与中国形象    

第一节  中法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开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话题。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和报道的重点。例如2005年，中国发布关于《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的说明后，西方媒体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给予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以<反分裂国家法>增加对台压力》为题，报道了相关内容。《人民日报》注意到西方媒体有关报道存在片面性，并立即在其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有针对性的报道，指出欧洲媒体对《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有失偏颇，过度的强调了两岸统一的“非和平方式”，而对“主张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善意和诚意反映不足。1997年的香港回归迎来了”一国两制“政策的胜利，这也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台湾问题”。纵然有诸多的不同之处，中国的统一问题一夜之间成为众多媒体争先报道的话题。这一年不仅是香港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而且为两岸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思路新契机。97年至今，中国大陆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探求解决两岸关系的最佳方案。“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两岸关系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的议题总能够登上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引起人们的关注。 

法国作为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它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台湾采取的姿态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出中国在欧洲各国的形象。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法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如何妥善处理法国与台湾的关系也是当年中法建交谈判时的争论焦点。中方坚持凡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必须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法国总统戴高乐秘密使者富尔却强调，中法在建交问题上不应提任何先决条件，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一时僵持不下。最终双方协议以内部默契的独特方式巧妙地处理台湾问题，不失时机地实现中法建交。中法建交后，两国关系比较稳定，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然而，台湾问题在中法关系的发展中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在特定的条件和形势下，台湾问题反复出现。中法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法国售台武器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

法国售台武器问题 

法国向台湾军售的问题由来已久。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台湾当局加紧对西欧推行“实质外交”，干扰和破坏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台湾当局以巨额军火订单为诱饵，企图在法国取得突破。当时法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期，法国政府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下降，法中在战略上、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减少。为了捞取眼前的经济利益，不惜恶化两国关系，法国政府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一再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导致两国关系严重倒退。1991 年 9 月，法国政府批准汤姆逊公司向台湾出售六艘不装备武器的“拉斐特”级护卫舰船体，金额 20亿美元；1992 年 8 月法国达索公司与台湾签订了出售 60 架幻影 2000-5 型战斗机的合同，价值38亿美元。直到1994年1月12日，中法两国通过发表联合公报的形式缓和关系。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但是，这一承诺并没有完全兑现，不久后法国再次在售台武器上大做文章。1997 年 6 月，台湾表示想向法国购买 2000 枚导弹，并且法国已经答应；而 8 月份，法国国防部长再次保证法国绝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1尽管如此，1998 年 7 月台湾联合日报发表新闻称已经成功从法国购买 1000 枚反坦克导弹，但是法国却在新闻报道中称并无此事，没有向台湾出售武器。2在 2010年，法国与台湾军售的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台湾向欧洲直升飞机公司购买了 3 架EC-225 直升飞机。3 法国在台湾军售上如此出尔反尔，在笔者看来无非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方面，法国不想因此破坏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毕竟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众所周知的，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对其必定是利大于弊；而另一方面，向台湾军售，法国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法国认为与台湾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牵制中国，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企图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效果。但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向来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侵犯到这一根本利益的行为都会使两国关系出现僵化的情形。 

第二节  报道情况及定量分析  

一、报道的整体情况分析 

《费加罗报》对中国的报道每年约有1000-2000篇。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占据着较大比重。笔者对1997-2010年《费加罗报》对中国的报道量进行了整理（图2.1所示），自 1997-2006年间，《费加罗报》关于中国的报道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2006年出现最高值；随后，关于中国的报道有所下降。但报道数量仍旧不容小视。2001年之前《费加罗报》对于台湾的报道几乎每年都占到报道总量的30%-40%。媒体报道的角度方方面面，内容与领域也不胜枚举，而在如此众多的报道内容中，台湾问题就能够占据如此大的比重，其重要地位再次得到印证。 

2001 年前，台湾问题是《费加罗报》针对中国报道量最大的议题之一，占所有报道的30%左右。但从2001年后，《费加罗报》对于台湾问题报道量有所下降，在所有报道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20%以下，并且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这是由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事务，对世界更加开放，这帮助各国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由于中国经济起步晚，加之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差异，西方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以及社会制度上，这导致对中国的认识不全面，存在很多误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经济的快速崛起，各国媒体渐渐的将注意力分散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上。尤其是2001年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使西方媒体意识到，中国已经开始逐渐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影响力增强，从而带动外交的发展，各国媒体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单报道诸如台湾问题的政治事件，而是开始多角度地报道中国。这一变化对中国形象的宣传至关重要。报道角度和领域的增多，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中国形象的方方面面，逐渐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单一认识。 

第二章 《费加罗报》中的北京奥运与中国形象  

第一节 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与中法关系  

奥运会自公元前776年诞生至今，经过数千年的变化和发展，已经成为各国高度重视的体育盛事。21 世纪的今天，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各国展现国家形象的舞台。由此，奥运会的主办权也受到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2001年中国北京在与众多国际都市竞争中的获得奥运主办权。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国家形象建构和宣传的机会。在这个高速的经济时代，奥运会这样的国际盛事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它能够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1964 年东京奥运会开辟了日本的新时代，“红色太阳”的奥运标志照亮了日本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日本逐步融入世界主流。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美国人尤伯罗斯开创了奥运经济运作的新模式，诞生了奥运经济，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效益。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韩国人“开创了一个平凡人的伟大时代”，使得韩国第一次站在了世界的舞台，展示了一个自强不息的现代民族形象。2000 年悉尼奥运会是奥运会第一次在南半球举行，被萨马兰奇成为“最好的一届奥运会”，悉尼通过申办、筹备奥运会，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建设，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交通、旅游、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大大提升了悉尼城市和澳大利亚的知名度，提高了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在 2004 年的雅典奥运会更是将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再一次推向了世界舞台，为这个几乎被现代社会遗忘的南欧小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此，奥运会已经逐渐成为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因为奥运会所能给一国带来的国家利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法两国在申奥的道路上也是竞争者。2000年8月28日19时39分，中国北京成为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候选城市之一。一同进入候选的城市中包括法国巴黎。在申办 2008 年奥运会的过程中，中国与法国同时作为申办国，竞争在所难免，两国的奥运之路也并不平坦。 

中国的奥运之路 

中国的奥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两次申奥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失败与挫折，最终凭借充分的准备与全力以赴的态度，赢得了第二次申办的胜利。1922 年，王正廷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中国人，这也是中国与奥运的首次接触。1932 年，田径选手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成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人。1952年，中国首次派出由4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受到某些国际敌对势力的操纵，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坚决反对并且暂别奥运会，知道 1979 年重新回归奥运怀抱。有资料表明，中国人的申奥情结可以追溯到 1908 年。当时的《天津青年》在一篇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里向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表示中国要争取申办奥运会，90 年 7 月视察亚运村时再次强调申奥的重要性。1991 年 3 月8 日，中国政府决定申请在北京举办 2000 年奥运会。93 年 9 月 23 日，中国与 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以两票之差落选。98年中国正式宣布申办2008年奥运会，再次踏上申奥征程。2001年7月13 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开始为北京奥运会作出最大的努力。

第二节 报道情况及定量分析  

一、报道数量      

1997 年-2010 年《费加罗报》中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呈分段集中出现，主要集中在 2001 年到 2003 年。2006 年到 2008 年这 2 段时间。共有 26 篇相关报道，篇幅长度50-1000字不等，其中长篇报道90%是与抵制北京奥运会相关的内容。 

从图 3.1 可以看出，《费加罗报》对于奥运会的报道集中在 2001 年到 2003 年，2006 年到 2008 年这 2 段时间里。其中 2001 年到 2003 年间，主要为北京成功获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2006年到2008年间，主要为北京为奥运会举办做准备工作以及火炬传递，奥运会举办等事件。

二、内容分析报告 

笔者对1997年到2010年《费加罗报》关于奥运会报道的报道内容进行分类，从报道的态度以及报道的倾向性共分为两大类，其中从报道的态度上分为：褒奖性报道，讽刺性报道，客观事实性报道；从报道的倾向性上分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倾向不明显报道。其结果见图3.2和图3.3 。 

由上述两图可以看出，从报道的态度上来看，有47%的报道是客观报道，15%的报道是褒奖性报道，有38%的报道是讽刺性的报道，其中讽刺性报道是褒奖性报道的2.5 倍；在倾向性上来看，62%是负面新闻，23%不明显，15%是正面报道，负面新闻是正面的4.1 倍。 

而在表3.1中，报道的题目中真正与北京奥运相关的正面报道有5篇，在这5篇里，仅有一篇介绍北京，两篇介绍基本情况，其余两篇则是关于奥运会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关于北京奥运的负面报道中，抵制行动是报道的重点。经统计，有关北京奥运的所有 26篇报道中，有10篇在题目或内容中出现了“抵制”的说法，占到总报道量的38.5%。 

《费加罗报》的奥运报道中有两个事件广为关注：一是抵制奥运，二是奥运所引发的人权问题。报道中，抵制奥运的报道共有10篇，其中包括火炬传递过程中的抵制行为、是否应该抵制北京奥运的争论以及中国为反抵制作出的努力等。此外，人权问题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国家形象塑造。在《费加罗报》关于奥运的报道中有2篇专题均涉及人权问题；另外，在5篇关于动乱的报道中也提及人权问题。在笔者统计的报道中，报纸展现的都是中国人权现状存在严重问题，并且以此为反对北京申奥的主要理由。经过几篇专题报道，《费加罗报》反映出来的中国是一个人权状况堪忧的国家。 

第三章 中国形象：自我形象与他我形象……………37 

第一节  《费加罗报》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自我形象的差异 ………37 

第二节  影响他我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 ……………39  

结  语 …………………45 

第一节 研究结论………………45 

第二节 中国他我形象提升的策略建议………………………45 

第三节 论文的不足及改进方向…………………………48 

第三章 中国形象：自我形象与他我形象            

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选择台湾问题以及北京奥运为案例，以1997-2010年间《费加罗报》的报道为依据对其中所体现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发现《费加罗报》有意地塑造了一个与中国的自我形象相背离的他我形象，对这种差别的分析正是本研究的重点。本章将通过分析前文所获得的结论，从而将中国的自我形象和他我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提供建设性意见。  

第一节  《费加罗报》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自我形象的差异  

国家形象分为自我形象和他我形象，自我形象是一个国家的国内形象，他我形象多指该国的国际形象（《费加罗报》塑造的中国形象即是一种中国的他我形象），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客观的认识和分析这种差异，有利于国家形象的准确定位以及缩小这种差距。  

一、《费加罗报》中的中国形象       

根据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获得的结论，《费加罗报》主要体现了中国形象的以下特点：武力威慑、非民主化、践踏人权、暴动多发。尽管这些特点仅仅是根据台湾问题和北京奥运两个案例总结出来的，但是仍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台湾问题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和沟通的核心事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最能体现其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北京奥运会更是如此，这次世界性的体育赛事使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分析各国对此事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而《费加罗报》中集中体现的上述特点显然没有达到中国的预期效果，反而将中国形象的负面因素或夸大或渲染，没有对中国的政治、国家实力、经济等方面有正面的真实的系统化报道和宣传。 

二、中国的自我形象 

（一） 和平稳定的发展中国家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形象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国家形象逐渐上升为一项战略政策。1999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将中国政府对中国形象的定位概括如下：对外宣传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是，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1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形象最为系统和完整的一次概括，中国是爱好和平、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 

结  语  

第一节 研究结论   

中国他我形象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外交的话语权，而且有利于中国的对外交往。深入了解《费加罗报》的报道情况，正确认知法国媒体眼中的中国，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形象对外宣传中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帮助中国在中法关系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家形象的研究是一门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理论研究上具有深刻意义，同时在国家政策实践中也举足轻重。 

本文以数据采集与内容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结合国际政治中的认知研究与分析理论，从法国《费加罗报》关于“台湾问题”及“北京奥运”这两大案例的报道入手，考察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他我形象在法国媒体中的体现情况，发现《费加罗报》中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仍占有较大比例。《费加罗报》通过文本语言的运用，把中国扭曲为一个重视武力威慑、人权状况堪忧、社会不稳定的非民主专制国家形象。这一形象与中国的自我形象形成巨大反差。据此，笔者关注到这一差异并进行详细分析，发现法国媒体塑造中国形象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固有认知的导向、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作用、国家利益的驱使、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种族信仰差异。从上述五个角度出发解释了自我形象与他我形象间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改善国家形象的策略建议。  

第二节 中国他我形象提升的策略建议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最早起源于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西方殖民者所理解的中国人形象，但是这两者并不相同。中国曾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国家无法通过真实客观地角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而当今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还不完善，中国在西方和世界舞台话语权的缺失也为中国他我形象的建构造成了阻碍。虽然中国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有着明确的定位，但是这种自我形象还没办法与西方世界认知的他我形象抗衡，更无法取代西方国家已经认知多年的中国他我形象。国家形象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与法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太多的差异，隶属于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经济制度的不同；再加之中国的和平崛起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紧迫感，都会使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改善中国他我形象之路漫漫而修远，我们必须不断地探索与钻研，以找到适合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策略。

促进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 

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一国利益集团他国利益集团的互动，有关外交事务及其影响的通讯报道等。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1传媒舆论是公共外交的传统模式，过去中国对这一外交领域重视不够，方法也较为固定。新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应该因地制、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因为，只有更贴近国外受众的情感和需求结构，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如果一个国家要决定如何制定和传播对外政策，就必须要考虑外国公众的反应。”2 近几年，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世界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的民间交往也在国家间产生作用。民间外交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在国外的中国人是最直接接触国外民众的群体，一旦走出国门，其一举一动都代表一个国家，都会对国家形象带来影响。这种影响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更为直接。近年来随着出国人员的增多，普通民众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影响力也逐渐上升。加强出国人员的素质与培训，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间接通过公众外交与民间外交的方式提升中国形象也成为改善中国他我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 [1] О.А.巴库林,沈昕.  俄罗斯大众传媒上的中国形象——以北京奥运会报道为例[J]. 国际新闻界. 2008(11)
• [2] 周宁.  隐藏了欲望与恐怖的梦乡: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J]. 华文文学. 2008(03)
• [3] 马婷.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主体——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J]. 学术研究. 2007(10)
• [4] 张利军.  当前法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J]. 国外理论动态. 2007(08)
• [5] 程平.  法国电视中的中国形象[J]. 法国研究. 2006(04)
• [6] 周宁.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J]. 东南学术. 2005(01)
• [7] 随新民.  中法(欧)关系:中法学者间的认知性差异与认同——“中法暨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述评[J]. 法国研究. 2004(01)
• [8] 张锡昌.  中法建交40年再回首[J]. 外交学院学报. 2003(04)
• [9] 孙有中.  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 国际论坛. 2002(03)
• [10] 刘小燕.  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J]. 国际新闻界.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