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
发布时间：2021-10-19 16:41
广泛而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善治”的一大特点。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数字时代以来,现代通信技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为公众提供了多样的参与渠道和途径。网络重构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强的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精神,使得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大势所趋。当前,一方面政府部门加快推动电子政务工程,创造出网络政治参与的种种方式,便捷公众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反映诉求;另一方面,一旦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密集的网络讨论蜂拥而至,倒逼政府部门就相关议题予以解答和解决,给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如何在“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的前提下,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秩序地网络政治参与是当前党和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本研究从“公众为何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在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剖析了动力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依照实证研究设计方法步...
【文章来源】：郑州大学河南省 211工程院校
【文章页数】：225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国外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分类多延续了阿恩斯坦的观点,从权利分配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联合国将网络政治参与划分为网络信息(E-information),网络咨询(E-consultation)和决策制定(Decision-making)三种类型。①Macintosh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从网络授权(E-enabling)、网络参与(E-engaging),最终达到网络赋权(E-empowering)。②处于网络赋权阶段的公民,可以由下至上的推动网络参与进程,并在公共决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上文在综述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方式时,提及Polat认为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库、交流媒介和公共领域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因而,亦可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咨询讨论、以及网络政治行动三方面理解网络政治参与的类型。Islam整合了前人的研究,认为“信息”类参与是一种单向关系,公民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数据报表等接触到政府提供的相关信息。而咨询和积极参与则是双向关系。“咨询”类参与中,政府部门界定政策问题并管理参与流程,公民可通过网络论坛、网络调查、网络听证会等形式向政府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积极参与”则鼓励公民更为积极的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中来,此时政府和公民间建构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可以就特定公共议题进行谈判,共同制定政策。③我国学者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类型划分则往往缺乏一定的标准,甚至在研究中仅仅将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简单罗列。如齐杏发将我国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具化为时事信息获取、网络新闻跟帖、网络参政议政、网络时事讨论以及网络信息传播5种。①李雪彦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主要具有电子投票、电子邮件、政治博客、网络政治性论坛、网络结社四种。②王金水将网络政治参与区分为制造网络舆论、参与政治性网络论坛、撰写政治博客、发起网络签名以及号召网络公祭5种。③熊光清从网络政治表达、网络政治监督、网络政治结社、网络政治动员4方面进行分析。④上述学者仅仅是对于我国公众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简单罗列,缺乏分类的标准及依据。曾凡斌从信息流向的不同将网络政治参与的九种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信息交流沟通、信息获取及信息发布,并从参与形式的直接/间接,影响力的强/弱进行了对比。⑤此外,多数学者与国际上的常用分类一致,如黄春莹认为我国公众合法的网络政治参与包括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咨询、网络政治讨论以及公众与政府间的在线讨论/合作四种类型。⑥另有学者通过对我国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的方式对之进行分类,所得结论亦大致相当。⑦
互联网对于中国是否也存在着上述动员模式还是巩固模式的争论?是否也存在着“数字鸿沟”现象?从人口统计学上看,与诸多西方国家一样,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间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我国农村网民数量大体占网民总数的26%-28%,①而同期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1.48%,②说明仍有大量农村人口未接入互联网。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引入了“数字基尼系数”的概念,以衡量我国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的数字基尼系数为0.59,处于相对不均衡的状态。③罗婧在贵州安顺进行的选举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城市居民的选举参与,而弱化了农村居民的参与行为。④此外,网站无障碍建设的落后阻碍了残障人士及特殊群体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在全国31个省级政务服务网站中,仅有北京、上海、湖南、甘肃、西藏和贵州6个省开展了网站无障碍建设,占比不足20%。⑤由此,也引发了网络政治参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⑥从网民构成上看,中国网民以接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的青年群体为主,具体构成情况见下图。而白竹君通过对参与《我为医改建言献策》的541个网民进行分析发现,超过半数的参与者为专业技术人员,⑦这似乎与当前以中低教育水平为主的网民群体有所矛盾。二 信息技术采纳和扩散模型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政务短视频的现状、挑战与前景[J]. 马亮. 电子政务. 2019(07)
[2]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解构危机[J]. 邱雨. 求实. 2019(03)
[3]政民互动行为如何影响网络问政效果?——基于“问政泸州”的大数据探索与推论[J]. 沙勇忠,王峥嵘,詹建.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2)
[4]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分析[J]. 肖唐镖,赵宏月. 政治学研究. 2019(02)
[5]基于SNA的社会热点事件微博舆情阶段性传播网络的结构分析——以“于欢案”为例[J]. 成俊会,张思,吉清凯. 管理评论. 2019(03)
[6]“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J]. 肖河,蒙克. 国际政治科学. 2019(01)
[7]自我决定理论下的自主支持教学策略研究[J]. 李松霞,王俊红,邹香. 大学教育. 2019(03)
[8]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导向与政府回应的逻辑互动——基于“雪乡”事件大数据的情感分析[J]. 文宏. 政治学研究. 2019(01)
[9]公民自愿、技术接受与网络参与: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J]. 李洁,韩啸. 情报杂志. 2019(02)
[10]政治新闻如何塑造参与行动:政治心理的视角[J]. 王童辰,钟智锦. 国际新闻界. 2018(10)
博士论文
[1]中国公民网络政治有序参与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D]. 黄春莹.东北大学 2016
[2]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研究[D]. 郑兴刚.南开大学 2012
本文编号：3445240
【文章来源】：郑州大学河南省 211工程院校
【文章页数】：225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国外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分类多延续了阿恩斯坦的观点,从权利分配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联合国将网络政治参与划分为网络信息(E-information),网络咨询(E-consultation)和决策制定(Decision-making)三种类型。①Macintosh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从网络授权(E-enabling)、网络参与(E-engaging),最终达到网络赋权(E-empowering)。②处于网络赋权阶段的公民,可以由下至上的推动网络参与进程,并在公共决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上文在综述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方式时,提及Polat认为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库、交流媒介和公共领域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因而,亦可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咨询讨论、以及网络政治行动三方面理解网络政治参与的类型。Islam整合了前人的研究,认为“信息”类参与是一种单向关系,公民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数据报表等接触到政府提供的相关信息。而咨询和积极参与则是双向关系。“咨询”类参与中,政府部门界定政策问题并管理参与流程,公民可通过网络论坛、网络调查、网络听证会等形式向政府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积极参与”则鼓励公民更为积极的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中来,此时政府和公民间建构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可以就特定公共议题进行谈判,共同制定政策。③我国学者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类型划分则往往缺乏一定的标准,甚至在研究中仅仅将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简单罗列。如齐杏发将我国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具化为时事信息获取、网络新闻跟帖、网络参政议政、网络时事讨论以及网络信息传播5种。①李雪彦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主要具有电子投票、电子邮件、政治博客、网络政治性论坛、网络结社四种。②王金水将网络政治参与区分为制造网络舆论、参与政治性网络论坛、撰写政治博客、发起网络签名以及号召网络公祭5种。③熊光清从网络政治表达、网络政治监督、网络政治结社、网络政治动员4方面进行分析。④上述学者仅仅是对于我国公众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简单罗列,缺乏分类的标准及依据。曾凡斌从信息流向的不同将网络政治参与的九种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信息交流沟通、信息获取及信息发布,并从参与形式的直接/间接,影响力的强/弱进行了对比。⑤此外,多数学者与国际上的常用分类一致,如黄春莹认为我国公众合法的网络政治参与包括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咨询、网络政治讨论以及公众与政府间的在线讨论/合作四种类型。⑥另有学者通过对我国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的方式对之进行分类,所得结论亦大致相当。⑦
互联网对于中国是否也存在着上述动员模式还是巩固模式的争论?是否也存在着“数字鸿沟”现象?从人口统计学上看,与诸多西方国家一样,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间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我国农村网民数量大体占网民总数的26%-28%,①而同期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1.48%,②说明仍有大量农村人口未接入互联网。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引入了“数字基尼系数”的概念,以衡量我国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的数字基尼系数为0.59,处于相对不均衡的状态。③罗婧在贵州安顺进行的选举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城市居民的选举参与,而弱化了农村居民的参与行为。④此外,网站无障碍建设的落后阻碍了残障人士及特殊群体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在全国31个省级政务服务网站中,仅有北京、上海、湖南、甘肃、西藏和贵州6个省开展了网站无障碍建设,占比不足20%。⑤由此,也引发了网络政治参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⑥从网民构成上看,中国网民以接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的青年群体为主,具体构成情况见下图。而白竹君通过对参与《我为医改建言献策》的541个网民进行分析发现,超过半数的参与者为专业技术人员,⑦这似乎与当前以中低教育水平为主的网民群体有所矛盾。二 信息技术采纳和扩散模型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政务短视频的现状、挑战与前景[J]. 马亮. 电子政务. 2019(07)
[2]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解构危机[J]. 邱雨. 求实. 2019(03)
[3]政民互动行为如何影响网络问政效果?——基于“问政泸州”的大数据探索与推论[J]. 沙勇忠,王峥嵘,詹建.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2)
[4]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分析[J]. 肖唐镖,赵宏月. 政治学研究. 2019(02)
[5]基于SNA的社会热点事件微博舆情阶段性传播网络的结构分析——以“于欢案”为例[J]. 成俊会,张思,吉清凯. 管理评论. 2019(03)
[6]“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J]. 肖河,蒙克. 国际政治科学. 2019(01)
[7]自我决定理论下的自主支持教学策略研究[J]. 李松霞,王俊红,邹香. 大学教育. 2019(03)
[8]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导向与政府回应的逻辑互动——基于“雪乡”事件大数据的情感分析[J]. 文宏. 政治学研究. 2019(01)
[9]公民自愿、技术接受与网络参与: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J]. 李洁,韩啸. 情报杂志. 2019(02)
[10]政治新闻如何塑造参与行动:政治心理的视角[J]. 王童辰,钟智锦. 国际新闻界. 2018(10)
博士论文
[1]中国公民网络政治有序参与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D]. 黄春莹.东北大学 2016
[2]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研究[D]. 郑兴刚.南开大学 2012
本文编号：344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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