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2)

发布时间：2014-06-30 21:56

　　除此之外，卡特还将脆弱性研究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界定那些使人们或地方容易遭受极端自然事件的条件即暴露模型，第二种类型是测量人们对于灾害的社会抵抗力或恢复力。前者着重于自然脆弱性的研究，后者着重于社会脆弱性的研究，至于第三种类型，则是整合前面两种类型，锁定在特定的地方或区域即地方脆弱性是由自然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共同组成，但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决定什么人容易受到伤害的层面上，社会因素比自然因素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拥有较多信息与资源的人们能够避免暴露在自然脆弱性高的地方，在卡特丽娜飓风中，新奥尔良水淹最严重的地方几乎都是贫民小区，这是因为弱势群体缺乏获取灾害信息的能力，即便拥有信息也仍然无可奈何，因为不容易被水淹的地方房价较高，弱势群体往往无力承担。

　　三、社会脆弱性的基本研究命题

　　社会脆弱性范式背后存在着一个理论假设即大自然本身是中立的，风险和危害来自社会薄弱环节，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是不存在的，一切灾害都有人为的因素和社会的影子。这一范式有两个基本研究命题，即“灾害风险不平等命题”与“社会分化命题”。
　　命题1：灾害风险不平等命题（haZard inequality proposition）。脆弱性分析总是与风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脆弱性外部因素即风险、冲击和压力中运用最多的就是风险。所谓灾害风险就是指灾害发生后损害产生的可能性与严重性，以往研究灾害的学者们多用“脉络中的风险”（hazards in context）、“风险社会的扩散”（social amplification ofrisk）和“风险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risk）来指称，但他们的研究缺乏实证资料的支撑。为了弥补这种缺感，学者们将灾害风险概念整合进脆弱性经验框架中而提出了“灾害风险不平等命题”：由于阶级、族群与性别等灾前社会不平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同一地区的个人与家庭受灾风险呈现出不平等现象。在灾害中，每一次受灾最深和最严重的群体都是弱势群体，如穷人、妇女、老人、儿童与少数民族等。卡特在卡特丽娜飓风的研究中发现新奥尔良市的灾民脆弱性程度与阶级和种族高度相关，班柯夫也发现在印度洋海啸中，印度尼西亚一些地区不会游泳的女性在遇难者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虽然这一命题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一些特定的人群更易于遭受灾害风险”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灾民受到的打击是来自受灾风险的不平等还是灾后重建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通常情况下弱势群体容易受灾，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及影响机制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
　　命题2：社会分化命题（social polarization proposition）。社会脆弱性学派认为如果重建资源无法有效且公平地分配，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将会相对提升，灾前阶级、族群或性别等社会不平等现象在灾后将会更加恶化，这种恶化很容易导致灾后社会冲突与政治斗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分化命题”。尤其在“人祸”情境定义中，容易出现追求灾害损失赔偿与“伸张正义”等诉求的灾害集体行动，如果这种诉求能获得合理性与正当性，并且能够成功动员其他社会资源，这一行动就能持续下去，从而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不仅会对既有的政治体系造成冲击，甚至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菲利普（Philip）与马逸莲（MaIjolEin）通过对1950到2000年之间的统计资料分析后发现，在经济欠发达的中、低收入国家中，由于灾后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引发了短期与中期的暴力冲突。简言之，脆弱性会因为政治权利的缺乏、社会剥削以及不公平待遇的增加而形成新的阶级分化。

　　四、社会脆弱性的主要讨论面向

　　围绕“社会脆弱性理论内涵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卡特回顾了近一百篇关于脆弱性或灾害的研究，发现社会脆弱性主要有三个重要的讨论面向：
　　面向1：脆弱性是一种灾前既存的条件。社会脆弱性认为导致人们受灾的原因不仅来自自然因素造成的实质损害，而且也来自灾前阶级地位的差异、权利关系及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等社会因素。佩林（Pelling）认为社会脆弱性是指灾害发生前区域内就存在的状况，是从人类系统内部固有特质中衍生出来的。当灾害来临时，某些社会群体总是容易受到灾害风险。影响受灾害风险的社会特质包括阶级、职业、族群、性别、移民身份、边缘化、保险取得的能力及社会网络等，其中贫穷、不公平、健康、取得资源的途径、社会地位被视为是影响社会脆弱性的“一般性”决定因素（generic determinants）。简言之，灾前的社会关系将被带进灾后的社会行动中，从而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有所差异。
　　面向2：脆弱性是灾害调适与应对能力。卡特认为人类社会面对灾害时会通过修正或改变自身特质和行为来提高灾害应对能力，应对能力主要包括抗灾号恢复能力。一切灾害都是社会建构的，没有人类就不会存在所谓的“灾害”，因此灾害是人类建构也是适应的结果。阿杰指出在灾害应对能力中社会固有的内部特质起着决定作用，如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习俗等。米勒蒂（Mileti）认为社会群体或个体采取的策略或生产资本越多样化，那么其拥有的抗灾弹性能力也就会越强。而且，脆弱性较低的群体即便暴露在较高的灾害风险下，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也会相对较强，灾后复原的速度相对较快。相对而言，社会脆弱性较高的群体只要暴露在中等灾害风险的地方，就可能无法承受灾害伤害且灾后不易重建。贾乐平（Gallopin）强调在应对能力中还需要特别关注人类的学习能力，人类会借助过去经验而发展出灾害应对策略。人类的学习能力能提升灾害应对能力以降低社会脆弱性，反过来，社会脆辣性的降低也是人类适应灾害的结果。
面向3：脆弱性是特定地点的灾害程度。社会脆弱性强调某一特定地点的某种脆弱性，卡特与钱伯斯（Chambers）等学者在强调脆弱性是造成灾害损失的潜在因素的同时，也指出脆弱性因子多因地而异⑥。虽然某些脆弱性因子如经济发展程度与医疗资源等因子具有普世性意义，但脆弱性更关注的是不同区域的脆弱性因子及其影响程度，这些因子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导致的脆弱性程度也大为不同。特纳（Turner）也指出社会脆弱性不仅在不同社会、小区和群体间呈现出差异分布，而且同一地区的居民即便面对相同的灾害也会出现不同的敏感性与处理能力（coping capacities）。

本文编号：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