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4)

发布时间：2014-06-30 21:56

　　同时，社会脆弱性范式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它虽然试图摆脱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局限，但事实上脆弱性分析本身就具有地理学与工程学谱系的特点，被一些学者质疑为“技术决定论”或“结构式减灾”倾向⑥。“结构式减灾”（Structural mitigation）强调以工程技术解决天然灾害对于生命与财产造成的威胁，事实上并未因为采取这一措施而降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损失不见减低反而年年增加，因此一些学者主张以“非结构式减灾”政策来降低未来天然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此外，在灾害社会学内部也出现了尝试整合功能主义与脆弱性分析的社会建构主义取向（social constmctionism approach），强调脆弱性的社会建构性即社会不公是造成弱势群体容易受到灾害干扰并形塑着人们在灾变中的行为，通过改变个人或社会应对灾害能力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以降低社会脆弱性，将人们从过去悲观的灾害受害者转向了主动的行动者，强调主客观之间的互动性，使得脆弱性分析更具动态性内涵，弥补了对灾害本身、社会系统及社会群体之间有机联系的分析。
　　最重要的局限表现为社会脆弱性不是一个容易衡量及观察的状态，在量化研究上面临着许多限制。首先，脆弱性因子的选择与确定往往存在着许多分歧与争议。例如，由于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存在着信息覆盖不全和信息重叠的情形，一些研究者为追求完备性而提倡选择尽可能多的指标，导致在降低指标获取性的同时严重干扰主要影响因子的识别。卡特等学者也承认，以往社会脆弱性研究大部分被忽略就是由于难以量化造成的。社会资本是非常突出的例子，虽然社会资本较高的家户或个人拥有较为广泛的人际脉络与较多的机会，有助于提高灾害抵抗力与恢复力。然而，在基层或地方层面上几乎找不到合理的变量能够测量这个抽象的概念。卡特在研究卡特丽娜飓风时，因为难以量化贫穷、年迈力衰、年长、无家可归、妇女与儿童等最具脆弱性处所，不得不承认研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其次，社会脆弱性指标的权重分配也是个大问题，无论采用均等权重还是不均等权重都避免不了独断性（arbitraury），而且往往也缺乏各指标对总体目标贡献大小和方向的结构性评价。再次，社会脆弱性指标建构的边界也是研究的一大局限，地方社会脆弱性应避免推论到家庭或个人层次。例如，在一个平均而言不太脆弱的乡镇中可能居住一些非常脆弱的个人或家庭，如果以乡镇的平均状态推论家庭或个人的状态，很可能犯下分割谬误（fallacy of division）或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最后，资料可得性一直是脆弱性研究的主要限制。一些重要的社会脆弱性指标的资料具有不可得性，例如人口特质因子中，许多人口普查数据缺乏从业身份与职业等信息，因此指标无法用完全一致的变量来构建。社会脆弱性在量化研究上的这些局限性降低了其评估的公信度，同时导致评估结果的可比性差。
　　虽然社会脆弱性范式存在着这些缺陷，但是这一范式所具有的巨大理论潜力却毋庸置疑，不仅可以为灾害研究提供更具创意与解释力的研究视角，而且对于推进防灾、救灾与减灾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本文编号：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