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余者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流变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理由及研究现状

零余者属于边缘人物形象，带有边缘性的文化特征，他们徘徊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无所归属，他们的理想在现实社会得不到实现，以致忧郁、颓废，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探究这一悲剧性群体形象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同时也带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所以探索零余者形象的流变合理而且必要。零余者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流变这一选题，对于笔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性的尝试。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零余者本身与生俱来的魅力。零余者又称多余人，其原型来自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是由郁达夫的创作而得来，零余者这一形象时常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地位。零余者多是这样的一群人物形象：他们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很高的才华，不满于黑暗的现实社会，想方设法逃离传统的社会环境，却又因个人力量的单薄而感到忧郁苦闷，于是在悲观绝望中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变得颓废消沉。总的来讲，零余者是带有很大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的总集，对零余者形象的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与把握各个阶段的社会状况与社会的变迁。

第二，零余者形象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本质上来讲，零余者虽是舶来之物，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却占有及其重要的比重。自 20 世纪初进入国门以来，到当代中国，时代的发展也促使零余者这一形象在“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零余者形象纷繁复杂，非常值得研究。不同的时代语境下造就了零余者形象的变异，从最早的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到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柔石《二月》中新旧观念冲突下的青年，巴金《家》中在夹缝之间求生的觉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这些人物大都受到过新的观念的影响，但在传统文化的压迫下，他们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理想的种子绽放不出花朵，他们痛苦、忧郁、颓废，他们游戏人生，消极度日，甚至通过变态的方式来宣泄压抑在内心的痛苦，他们都是染上“世纪病”的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作为现代文学延续的当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形象呈现出与以往小说中零余者形象不同的样态，社会转型期在带来经济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和心态也出现了变化。这一时期表现多余人形象的文本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贾平凹的《废都》、阎连科的《风雅颂》等，文本中塑造的主人公都表现出在社会转型期复杂焦虑的心态。

第三，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现当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形象的研究颇丰，然而对零余者形象在文学发展中的流变关注较少。笔者认为原因有四：①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零余者这一形象之所以带有悲剧色彩，主要原因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在当代中国研究这一类人物形象很容易造成对社会的抨击甚至触及禁区。②在当今中国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倡导精神文明的背景下，零余者形象自身的颓废气息与悲观色彩缺乏积极意义。③在当代文学中，零余者这一典型形象的外延和内涵也的确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外延扩大了，内涵也更为丰富。事实上，当代文学中零余者形象的流变正显示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零余者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文学审美价值。④相比对零余者形象的研究，零余者形象的流变研究艰难，也是挑战，这需要宏观的视角。因此零余者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流变这一选题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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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零余者的原型及流变

就像勃兰兑斯所说，“世界文学史上曾经经历过“忧郁症”，而且这种文学上的忧郁症不仅是单纯出现在某一个作家或者是某一个地区，这种文学上的忧郁跨越民族、跨越种族、跨越国家传遍了世界上每一个能够产生文学的角落，症状之严重就像是一场持久而猛烈的瘟疫，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爆发。”①这种出现在 19 世纪初期带有“忧郁”倾向的文学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产生的，而且先是在西方大肆蔓延，后来在 19 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逐渐在中国出现，并且与中国文学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当时中国的文学界类似的情绪迅速地蔓延开来，由此“零余者”形象就出现在了世纪交替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当时中国文人塑造“零余者”形象最成功的当属郁达夫，在他的笔下，这些形象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一、都是处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的现代青年；二、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拥有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三、他们是那个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始终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四、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困难、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或个人力量过于渺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因而情绪上都比较偏激、另类而且较为忧郁和伤感。那么究竟什么是“世纪病”？“世纪病患儿”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还要从18 世纪末的欧洲开始说起。

里尔克在《祈祷书》中提到“我的生命适逢那世纪的变迁，我的感觉掀开了巨作的页卷。”②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胜利，但是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并非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相反，杀戮成了人们整天忧心的事情。在这人人自危的时代环境中，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深感失望，这种失望也为之后的文学奠定了忧郁的格调。无论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还是缪塞的《一个世纪病患儿的忏悔》中的沃达夫以及拜伦笔下的恰尔德·哈洛尔德等等，他们都是在社会转型期带有“忧郁”特质的“世纪病患儿”。18 世纪末到 19世纪初的欧洲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失望情绪，我们将其称之为“世纪病意识”。简单来说，世纪病意识是对处在社会转型期青年的复杂、矛盾心理状态的概括。世纪病意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在情绪上表现出一种自我丧失感，他们性格上忧郁，对社会现实感到绝望，进而他们选择逃避。他们不去反抗，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而是他们不想也不知如何去反抗。第二，这些世纪病患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精神上的“先觉者”，他们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的弊病，他们想改变社会却又无力改正，进而陷入现实与理想的两难境地，他们在眼中害了病的社会中开始伪装，开始游戏人生，最终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第三，世纪病的根源是人类个体与社会时代之间的矛盾。人类始终在追求自由与光明，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如何能在张扬自我个性的的同时又不违背社会规范，成了困扰“世纪病患儿”的最大难题。维特这个才华横溢，渴望有所作为的早生世纪病患儿，出生在当时被恩格斯称为“粪坑”的德国，封建统治者肆意压迫人民、扼杀自由，整个社会都快要烂掉了。维特却有着一颗积极火热的心，他希望自己可以在事业上大展身手，有所作为，然而黑暗的社会让他四处碰壁，举步维艰；他渴望获得真正的友谊，但他接触到的却不是他希望交流的人；他希冀爱情，可深爱的女孩却嫁给了一个思想上远不及他的人。处在这样的境遇中，维特烦恼、忧郁、失望，他无从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只能忧郁孤独的生存下去。沃达夫，这位顶着“帝国的儿子、大革命的孙子”的光环出生在巴黎的花花公子，无意中发现了情妇的不忠，精神上便受到了打击。自此之后，他便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态度。以失恋作为借口，他开始了他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过这种放荡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贪图享乐，而是在面对当时那样的黑暗社会时，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社会给不了他丝毫的光明，他怀疑一切，他不快乐，慢慢地在心中滋生了失望的情绪，最后使自己的生命陷入一种混混沌沌的状态中延续下去。恰尔德·哈洛尔德这位阿尔比温岛上的贵族公子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对一切正经的事情都感到厌倦。他发现跟他整日举杯畅饮的人全是些酒肉朋友，那些平日里向他献媚的女人只不过是向往他的权势与金钱，他突然间发现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所以他离开家乡，远离亲人，流浪他乡。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这样评价恰尔德·哈洛尔德“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另外，夏多布里昂的《勒内》、夏尔·诺蒂叶的《萨尔茨堡画家》等小说中的人物都属于“世纪病”患儿这一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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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形象

2.1 五四落潮后的沉沦者

中国在 20 世纪初呈现的动荡不安和各种光怪陆离的乱象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有良知的作家造成了很深的冲击，导致他们失去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对未来又不甘心放弃，在矛盾的心理中普遍产生了迷茫、彷徨等情绪。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文学的不断侵入，世纪病的“忧郁”情绪传入中国，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将他们的心态与意识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塑造出一系列带有“忧郁”特质的“零余者”形象。这些形象代表了五四时期在社会冲突中失去自己发展方向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改变社会现实但是自己虚弱无力，他们往往与社会现实势不两立，宁愿穷困潦倒也不愿在黑暗环境中随波逐流。他们厌恶世俗，却又无力改变，他们以种种行为来反抗，却又避免不了悲剧的结局。在塑造“零余者”形象方面，影响最大的作家首推郁达夫，他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袋中无钱，心头多恨”，“生则于人无补，死则与人无损”的“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有着共同的特点——孤独，他们失去了正常人的人性发展规律，却又以病态的行为来反抗社会，，甚至自戕。在他早期的作品《沉沦》中，主人公“他”是一个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他以青年的热情追求着纯洁的友情和甜蜜的爱情，然而“支那人”的身份却让“他”备受侮辱和嘲笑，在异国他乡，“他”独自一人，形影相吊，内心孤独而空虚，慢慢地“他”患上了忧郁症。他不甘沉沦，却又一步步地走向沉沦。他怀着“兔儿似的小胆，猿猴似的淫心”在一家妓院里失去了自己纯洁的节操。酒醒之后又跑到海边自怜悲呼“生我养我的国家啊！你的软弱和贫困导致了我今日悲惨的生活！母亲一般的国家啊！孩儿祈求你的富强和壮大！解救你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①，最后跳海自求毁灭。《烟影》中的文朴在烽火连天的社会环境和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既不能给妻儿提供良好的照顾，又不能南返故国，他哀痛妻离子散的悲惨命运，咒骂军阀混战的民不聊生。最后，当他以孑然之身返回故里之时，却又遭家人埋汰，这使他本就伤痕累累的心灵再遭打击，曾经誓要禁欲养身的他到头来开始抽烟酗酒来麻醉自己，这对已患上咳血症的他来说无疑是自戕。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都有着复杂多重的性格——孤傲与自卑，敏感与多疑，压抑与渴望，正是这些性格造就了他们矛盾与痛苦的人生悲剧。《银灰色的死》中“他”留学日本，在异国他乡承受不了妻子死亡后“北极雪地里漂泊者”的孤单与寂寞，承受不住性的渴望引发的灵与肉的冲突，更承受不起弱国子民所带来的自卑感，最终他死在了洒满银灰色月光的异域他国。《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有着病态心理的忧郁症患者，灵与肉的冲突时刻煎熬着他，性的苦闷压抑着他，弱国子民身份的自卑环绕着他，最终他选择跳海自杀来结束零余的处境。《秋柳》中的于质夫摆脱不了肉体的诱惑，终究在欲望的牵引下一步步走向沉沦。这些零余者一直被复杂多重的性格所困扰，每天徘徊于现实与理想的苦闷之中，最后走向悲剧的命运。这些患有忧郁症的零余者，对现实状况不满，精神上又遭受极大的冲击，他们想摆脱现状，寻求出路却又找不到出路，这就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尴尬处境，他们想反抗却又没有勇气去行动，最终只能在“生则于世无补，死则与人无损”的悲鸣中走向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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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困居旧家庭的“废物”

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社会处在全面抗击外来侵略的时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学中塑造了一些深受封建思想束缚但同时遭受了西方文明冲击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具有某些共同点，是零余者形象的最初原型。这些人物一般出身比较普通，面对着新旧文明的冲击，在出走与留守之间举棋不定，在反抗与顺从之间逐步走向沉沦。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零余者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接下来，我们将从自我认同危机这方面入手，探究 20 世纪 30、40 年代出现的零余者形象。自我认同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具体来说是个人对自己身份的反思以及确定的过程。根据吉登斯的看法，“根据阅历和经验对自身进行反思后得到的自我”①便是所谓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结论。当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与否定之后，就会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并进而产生疑虑与焦灼的心态。具体来说，自我认同危机指的是因为被外来压力所困扰，个人不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在个人心理深处因为长期的压抑导致了心理的变态和扭曲。然而在 30、40 年代文学作品出现的零余者，他们正是有了自我认同的危机，进而才有了他们零余的处境。

男耕女织的生存方式让男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化的古国中始终居于社会主导地位，这就表明，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在一个家庭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是男人，古代中国是男权主宰的社会。然而，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男性塑造成这种霸权形象的，尤其是近代遭受西方文化冲击之后很多小说里出现的男性知识分子却是被传统的封建道德和礼教压迫到窒息的角色，这些角色好像命中注定要在老一辈规划的道路上痛苦的匍匐前进。一方面，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断地追求自我。另一方面，他们却要忍受传统文化的强烈约束，他们在内心的巨大痛苦中苟延残喘。因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各种个人无法化解的生存危机，导致他们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认同危机便产生，由此他们的情绪变得焦躁和迷茫，后来逐渐变成困局在旧家庭中的废物。这一时期出现的零余者以曾文清为代表，他的存在已不是作为个体的独立存在，他是以长子身份出现在封建大家庭中的一员，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让他看不到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在这样的旧家庭中他成为了被封建文化驯服的奴隶。曾文清这个零余者是悲哀的，他的理想在传统文化的压迫下不能实现，他只能在父辈既定的道路上爬行，做一个忧郁的、精神空虚的、一事无成的生命空壳。

曾文清在这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中扮演着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在这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大家族中，作为家中的长子，曾文清本应该是家庭的核心，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并且要为一家老小的生存负责。然而，在曹禺先生的作品《北京人》中，曾文清没有被塑造成传统的家庭长子固有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但没有作为人的基本的自主权，而且完全就是一个受到控制的傀儡，这与传统家庭长子甚至男性角色的形象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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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当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形象 ............... 15

3.1 失落的后“五四”知识分子——倪吾诚 ........... 15

3.2 无所适从的都市顽主——“于观们” .............. 17

3.3 象牙塔中的迷路人——邵景文 .............. 18

第四章 零余者形象流变的文学史意义 ................ 21

第四章 零余者形象流变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零余者人物形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物画廊有着杰出的贡献。通过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的变迁。“而社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放人的思想，将人的能力释放出来。”①这是马克思的话。弗洛姆也认为人类在各种约束下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主要靠的就是人的不断前进，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人类的解放。零余者，这个寂寞孤独的人物群像，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与精神寄托。知识分子将他们自觉的意识与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集中体现在笔下的零余者身上，通过零余者的形象来发出他们自己的呐喊。本章拟从零余者形象的流变与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关系来揭示零余者形象流变的文学史意义。

有关“知识分子”概念的说法历来数不胜数，但是都有着共同之处，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慢慢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有着非常专业的知识，而且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纵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零余者形象的流变过程，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出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当代文学同样接过了五四衣钵，开始重新定义“人性”和“人”的意义。但在政治与文化氛围紧张的 50—70 年代，意识形态不允许知识分子发表任何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东西，所以零余者这一消极的形象被逐出了当时的文学殿堂。80年代之后，随着文革的结束，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的出现，标志着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面对倪吾诚这个零余者，我们看到难以走出历史阴影的的知识分子在生存危机面前表现出来的懦弱与无能。倪吾诚这一形象，正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的意义所在。80 年代末期，十年浩劫彻底结束，信仰在改革的春风中一步步的走向幻灭，政治权威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长期以来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但新的压力即金钱与商品经济的冲击紧跟而来。作家王朔通过塑造大批的都市顽主形象，展现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面貌及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痛。他笔下的顽主们，大都像作家本人一样，政治出身好，自小长在大院中，又在历史感召下入伍。然而在顽主们复原回来之后，他们发现已经无法适应这个商品经济冲击的社会，心理上更不能适应从政治地位高贵的大院子弟向普通市民阶层的身份转变，所以，他们迷失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成了社会的零余者。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时代带给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价值观的洗礼，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内心唯有读书才是正途的思想中，逐渐被社会经济冲击的七零八落，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在社会发展中，逐渐的不适应社会，被社会抛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而另一部分的有钱人，更加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内心的最初想法。好像成为了零余者。无论是《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还是《桃李》中的邵景文，当代知识分子都失去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他们在现代社会的物欲诱惑下从最初的坚守到最后的沉沦，都展示了在社会转型期物化的严峻现实面前，任何的坚守都无法抵挡世俗的生存困境。在当前社会环境的压力下，知识分子的处境极其尴尬和无奈，他们只能在这个社会中去适应、去改变自己，最终成为这个社会中的零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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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零余者形象的出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同时对文学形象的建构与后继作品有着巨大的影响。零余者形象的出现与社会历史的转型有着很大的关联，零余者形象的流变也与社会时代的变迁相互映照。零余者形象起源于欧洲文学中的“世纪病患儿”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他们是一群处于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们的精神国度里充满了忧郁、迷茫和彷徨，他们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发出对压抑现实的沉痛呐喊，他们是时代的先觉者。

20 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启蒙的时代，零余者形象正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多是以忧郁、反叛、迷茫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郁达夫笔下“他”的忧郁，莎菲的幻灭，曾文清、觉新们的困局以及方鸿渐的彷徨，他们都处在不为人注目的社会边缘，现实和理想的冲突，让这些零余者们异常的苦闷，他们的内心忧郁和焦躁，一方面几十年培养的思想和价值观不能适应社会，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去改变社会。这让他们一事无成。作者在描绘这些零余者时，不但写出了他们与时代隔膜的一面，同样还展现了他们最初美好的理想在无力抗争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悲哀，对现阶段的人们具有警醒的意义，让人们更加清楚的发现自身的价值和认清自身的理想。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零余者同样以消极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王蒙笔下倪吾诚的失落，都市顽主们的无所适从，邵景文的迷失，杨科的沉沦，作为知识分子的零余者，他们体验着新时期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物质和心理的双重焦虑，体验着新旧文化观念冲突所引起的身份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他们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中犹豫徘徊、无所可依，最终成为社会中的零余者。

当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形象与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形象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可怜的零余者是忧郁、孤独的，零余者的悲剧命运向我们展示了 20 世纪知识分子个人价值的幻灭，他们逃离社会，同时也被社会抛弃。在当下社会主义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不惧任何艰难困苦，不做时代的零余者，要做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子，为国家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