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化为名 ——“新时期”前期文学空间与主体的生成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与现代化的重启

一、历史过渡期的文学场

大多数人浸淫其中而习焉不察的是，“新时期”这个提法并不是历史的命名，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一个模糊的变化将至之际，执政党面向未来提出的一个口号，一个概念，一个说法，一个向往，一个追求。它后来迅速成为正在进行时时期的能指，并且被轻易地挪用为历史的命名，实在是一个奇迹。从“新时期”的本来意思讲，毋宁说是一个将来进行时的伪历史叙事，一个将来进行时的伪历史划分。

如前文所述，有关“新时期文学”的起始时间，论界的确认表现出绝无异议的一致性。将“文革”结束作为“新时期文艺”及“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文艺及文学时代的分化，显见是以国家政治的转变为依据与标志的。《新时期文学六年》是笔者见到的最早以“新时期文学”为名号进行文学史叙述的著作，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写的著述，对文学史叙述时段的选择，显然是有特殊考量的，其叙述时间上限（“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下限（“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均以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为标志，文学史叙述与时代政治契合，文学史叙述实际是作为政治叙述的附件而获得意义与价值的。即便如此，“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一个时段，还是被后续编史的绝大多数著述沿用。

“新时期文学”之命名，来自官方的权威性提法：1979 年 11 月 1 日，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标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此标题中即突出了“新时期的文艺”概念。毫无疑问，“继往开来”说的是对于未来的期许、预约、展望，“新时期的文艺”并不是历史事实，并不是过去时，而只是对未来的预约，是一个将来进行时。“新时期的文艺”，是为“新时期文学”之“母版”。与第四次文代会同时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刘白羽所作开幕词中有“新时期文学”一说，这大概是官方正式文本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新时期”名称的由来，与时代政治具有紧密的粘连，其较早见诸官方权威文件，是 1977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报告宣告：“文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现在则是“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新政治领导集团为其执政期的命名，被各个部门和领域所贯彻，于是有“新时期的文艺”、“新时期文学”等称谓。概念演绎的轨迹，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之“命名”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贯穿的是正确的政治立场，是当代中国政治领导集团更替后“紧密团结在以……为首（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政治立场叙事的表现。从社会政治的“新时期”，到文艺及文学的“新时期”，概念命名渐次展开，恰表征着中国当代文学为中国当代政治所规约的历史事实，概念的逻辑实由现实政治的逻辑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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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革命现代性”转向“现代化建设”

（一）“革命现代性”

在探究全球范围的现代化问题时，著名华人学者金耀基先生说：“‘现代化’可说是所有社会一致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免于这项诱惑与压力”——

可是，到今天为止，虽然有些国家已顺遂地获得了“现代化”的果实，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但是大多数的国家对现代的境界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犹如镜中花、水中月，始终摸不着、捞不到，伤苦到了极地，传统的社会是消逝了，但“现代社会”却渺无踪影，大多数的国家长期地停留在转型期社会中挣扎，而不得进入“现代”之境。其结果是旧的已去，新的未来，“满怀希望的革命”变成了“满怀挫伤的革命”，“现代化”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来得艰巨。

当“传统的社会”之弊病暴露无遗时，有关“现代社会”的憧憬便成为一种强劲的社会心理和民族—国家动力，“告别过去”与“走向未来”成为社会动员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实践的主流意志。现代化想象虽魂牵梦绕，在历史的某些时段甚至激情亢奋、甚或癫狂，现代化的实践却是“长期”而“艰巨”的，“传统的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并非想象一般轻易——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挣扎”在漫长的“转型期”中。

假如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前行的趋向作整体性观照与考量，并且试图对此作出某种简约性描述的话，或许可以如此概括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道路”——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成为近代以降最严峻的“中国问题”，显然与近代中国四面楚歌、屡战屡败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及现代化追求，是作为“救亡图存”的应对方略而提出的，并且始终内含着粘稠的民族主义情怀。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后发现代化”，其唯有的先行范例和榜样只能是“西方”，“西方”、“西化”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且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化样式；因此，近代以降的中国现代化追求，，也弥漫着某种暧昧的世界主义意识。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想象，交织着民族主义情怀与世界主义意识，形成为内在的心智张力；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复杂语境，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理念窘境：所谓“艰难的现代化进程”，首先表现为现代化想象的混杂性。

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之艰难，还表现在现代化实践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表现出繁杂的局况与景象。李泽厚曾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以“救亡压倒启蒙”概括近代以降至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运动的基本趋向。“革命”作为“现代性”的手段，在近代以降的中国反复出场、连绵不断，生成一个又一个搅动中国社会的巨大漩涡，漩涡中心则始终是“革命”。“革命现代性”即成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革命现代性”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极端形式是“极左意识形态”，“革命”演化为“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既奉为至高无上，“革命”遂被高标为裁决一切的准则，“革命现代性”也便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反现代性”。一方面，“革命”将一切社会存在物决然分化为“敌”与“我”（或曰“友”）、“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峙两方。在“革命现代性”裁决下，文艺也被决然切割为“革命文艺”与“反革命文艺”（或曰“反动文艺”），泾渭分明，不共戴天。另一方面，在革命的漩涡中，社会一切部门与领域都失去自主性而成为依附、附庸、手段，文学也不例外。文学被紧紧吸附在革命漩涡中不能自已，被作为社会改造与社会动员的手段，文艺工具论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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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空间的建构：现代化的承诺与规约

一、国家文艺方针与政策的调整

国家执政层面在“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前提及框架内，思量并定位文学的社会功能与社会效用，这本谓顺理成章的思维逻辑。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文学的发展既是国家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国家管理的有机构成系统。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可谓一直为“工具论”所裹覆；文学“工具论”的意识传统，可谓既源远流长、又积淀深厚。假如说近代以降中国文学因中国社会“变局”而开启了现代化进程，那么，就“文学现代化”谱系之大略而论，文学先是为“维新变法”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实践所覆罩，后又“遵命”于“国民性改造”的启蒙“将令”，嗣后则服从“革命战争”的政治需要与政治律令，而在民族国家获得一统性建构后，文学又被整合进“共和国”体制中，成为“共和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有机部类与实践工具。1949 年国家政体发生根本性改变与重建，文学被纳入社会主义共和国国体框架中，“共和国文学”的组织构造与文学生产，表现出迥然有别于“民国文学”的模式和方式。“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条件下，文学生产则进入一种组织化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表现在创作思想、创作内容、创作品种的集中管理，尤其表现在创作队伍的组织建设上，亦即对文学生产者实行统一管理”，而“其最根本要点，是把文艺创作视为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以组织化和计划性为特征的文学体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基本有效”。“文学艺术工作者”被作为“国家干部”吸纳进“共和国文艺”的组织体系中。“作家的身份和地位是由国家社会体制所确定的，当代社会对作家采取了单位化和行政化的管理方式，通过文学单位的分层、资源与权力的交换来实现对文学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控制。”1个中情形，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高晓声以现身说法一语道破：“我参加了革命又被分配去干上了文学这一行。”从事“文学”，是参加“革命”后接受组织“分配”的结果；“文学”实则是“革命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文学”既是“革命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岗位”，其“工作任务”也为组织安排，“工作内容”则是“配合形势”、“宣传政策”；高晓声如此现身说法：

这些都是适应当时宣传工作的需要写的。有些则是领导上作为一个具体的任务要我完成的。当然，这些都是宣传品。但宣传品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小看它。我们既不能用宣传品去代替艺术品，也不能用艺术品去代替宣传品。我那时候根本不懂艺术品和宣传品的区别，我的水平还够不到这一点。我就只晓得写，连自己写得好不好也没有数，反正能刊出就算好，不能刊出就算不好。因为不懂，所以写来也不觉得难，要戏就戏，要诗就诗，无不“精通”，真叫“多才多艺”，“五百年才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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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政党的文学承诺与文学空间的拓展

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表述了“新时期”前期执政党对于文艺工作的基本意见；从这一意义上说，《祝辞》具有“国家文艺纲领”的性质。这份“国家文艺纲领”在“新时期”前期的历史现场，无疑包含着“国家文艺动员”的执政动机，即在文艺界进行广泛的思想—精神动员的执政命意。而观其现实效果，也确实引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为之欢欣鼓舞。许多年之后，时任《文艺报》编辑而旁听了第四次文代会的著名评论家阎纲，他的回忆依然保持着鲜活的感奋与激动：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祝辞》。《祝辞》旗帜鲜明地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将“文革”前十七年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改为“基本上是正确的”；重申“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为工农兵服务”，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之后在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祝辞》最具突破性的论点，是“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重申“双百方针”，明确党领导文艺的政策，堪为经典，整个人民大会堂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歇。

尽管阎纲本人当时并非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但他的现场感受，显然表达着与会者的共同心绪与共同体验。上引阎纲回忆，其记忆聚焦点有二：一是《祝辞》在文艺思想上“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是《祝辞》在文艺政策上“重申‘双百方针’”，“堪为经典”。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文艺政策上的“重申‘双百方针’”，表明了“新时期”前期执政党对“文革”文艺思想的彻底否决、对“十七年”文艺方针的选择性运用（即“双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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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为了现代化：创作者的现实选择与实践操作.................... 40

一、为“四个现代化”和个人创造精神 ........................ 41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艺” .............. 49

第四章  “现代化共识”下政治权力的冲动与自律.................... 62

一、“剧本创作座谈会”及围绕三个剧本的争论 ................... 63

二、“《苦恋》事件” ......................... 75

第五章  以现代化为名：“现代派”的引入与文学获得主体的特殊方式.................... 89

一、“现代派”的“暗中”出场 ................ 90

二、认识价值加艺术的二元论 ........................ 95

第五章  以现代化为名：“现代派”的引入与文学获得主体的特殊方式

一、“现代派”的“暗中”出场

“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将“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既是对“文革”时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性反拨，因而体现出吸取历史教训的历史反思内涵；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所需，因而体现着“新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共识”的时代内涵。

假如说，“新时期”前期，“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分别从政治路线层面和精神意识层面拓展了文学空间，那么，“对外开放”则由社会、经济的外向敞放，豁开了因“闭关锁国”而遭禁锢的文学空间，被长久阻挡在“国门”之外的外国文学，得以一拥而入。久闭的国门甫一重开，久遭压抑的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即以某种饥渴般的激情，朝外张望、搜寻、吸纳。文学领域也不例外，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热情，表现出一种饥不择食的倾心热恋。

面对全社会这种普遍的热切需求，1978 年 3 月初，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召集全国13 个省、直辖市的出版局和部分中央级出版社负责人开会，决定分工赶印 35 种文学作品，计划每种印刷 40 万册至 50 万册（最后实际印刷总数为 1500 万册），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中投放市场，以飨读者。这 35  种重印的文学作品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外国文学作品 16 种，它们是“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作品。其中的一些作家或作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曾在著作中提到、引用或评价过。”3这个消息由新华社发出、《光明日报》予以登载。重印 35 种文学名著、特别是其中的外国文学名著，可谓一时盛事，许多年后人们对此依然记忆犹新。陈思和回忆：“那年（指 1978 年——引者注）5 月 1 日，全国新华书店出售经过精心挑选的新版古典文学名著《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等，造成了万人空巷的局面”。陈平原也谈及：“有了重印经典，大家开始拼命读十九世纪西方文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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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时期”前期，“文革”终结、现代化重启，当“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一个长时间内最大的政治”确立，文学现代化的要求也顺势提出。文学现代化要求的提出正借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政治合法性：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则文学也要现代化。“新时期”前期，借助执政党对现代化的倡导，“文学现代化”的要求得以声张，为文学赢得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同时也为文学主体的声张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旗号。所谓“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只是一个倡导性的承诺。本文将之命名为有限弹性空间，也正意出于此。“新时期”前期，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不再是粗暴的、剑拔弩张的，而是通过文学批评、文学论争乃至文学评奖来引导；通过文学批评等对文学创作进行规约和限制，事实上也给文学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松绑。

所谓松绑，就是文学主体得以慢慢生成，虽然这一过程往往是不自觉的。松绑也并不是一个大张旗鼓的行为，所以必须寻找一个可以为双方都能接受的立场，这就是文学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该如何改？那就要“善于学习”，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带有普世意义上的现代化的东西也吸收进来了，这就出现了一个模糊地带。同样，对文学现代化的理解与认识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维度，而这几个不同的维度与文学主体是有矛盾的，这就出现了多种话语交集的场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