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现代文学中“脆弱的个人”——第三空间理论视阈下的反思

第一章：“难存”的个人——喧嚣的群体想象与孤苦的个人境遇

第一节、“民族—国家”意识下的“新民”想象与悖论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变的一段时期，迫于国家的危亡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涌入，一系列巨变也给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带来了震荡式的觉醒，刘再复在《“五四”中心理念及其历史语境》一文中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经历的思想裂变总结为三次觉醒:第一次是“民族—国家”意识在部分思想者与政治家中觉醒；继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人道主义的阐释以及个人主义的发现，使得“人—个体”意识开始觉醒；但是这次觉醒还不及真正的扩散它的影响，二三十年代时“阶级意识”就开始代替五四时期的个人觉醒，形成了新的思。

这三次觉醒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命运，同时也在知识分子阵营中创造了主流话语场。尽管在思想的发展中，，个人觉醒往往作为具有边缘色彩的实践被置于同“国家—民族”或同阶级意识相对立的语境中予以关注。但是这种属于第二空间解读实践的“空间的再现”，始终没有离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政治家、文学家往往通过手中的权力将“观念”投射到再现的空间中，以达到控制的作用，因此不可避免地使该场域充满了权力色彩与话语争夺的特质。

一、国家危亡下的“新民”想象

作为现代中国觉醒的开篇“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并不是一次自发式的觉醒，不断发生的战争使得“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带有强烈的“反帝—救亡”的特点，这种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义愤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使政治家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家国的存亡产生了深重的忧虑。黄遵宪等文人创作了大量关于国家战败、痛惜国土被割让的诗文，如《哭威海》、《马关纪事》、《哀旅顺》③；梁启超等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百年来的沉痛反思，为疲弱的中国寻找病因，《中国积弱溯源论》因此诞生；《时务报》的刊发使得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以及诸多西方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在知识分子中更为广泛地被传播④。由西方政治制度中学习到的“国家”与“国民”的新思想、新概念代替过去“皇权”、“子民”的理解，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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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五四“个体觉醒”的想象与悖论

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近代维新启蒙运动的进步之处，便是把它思考的的重心从“群体”移向“个人”，因此学界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觉醒，即“人作为个体”意识的觉醒。梁启超提出的新民救亡着眼于群体的“民”，新民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主体，其觉醒的重点指向政治意识和道德重塑。而“新小说”作为塑造新民的思想工具，并未展现出对个体命运与情感的关怀，甚至因为创作的目的性过强，连文学基本的关注真实也无法实现，这一时期的作品是非常枯燥而扁平的。

对个体生命意识体认的分歧恰是梁启超同王国维之间根本性的冲突，王国维对于以“新小说”新一国之民的文学观提出了批判与质疑。虽然王国维最终投湖自尽，在失望中与时代诀别，但是五四的开端所呈现的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部分作结对于文学纯洁性的关注，与王生前的追求形成了一种呼应。恰如刘再复所言，五四对于人的发现，首先在于将个体的“人”从群体的“民”中解放出来，把个人的个体价值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过去严复、梁启超把“民”作为强国的手段。①李欧梵也认为，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可以被看做是彼时知识分子们自我肯定，脱离传统社会禁锢的一种较普遍的精神状态。

同时，五四时期提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个由西方哲学与文学演绎而生的概念，很难说是一个有体系的思想，甚至在不同的作家眼中个人主义也有迥异的内涵。周作人等作家更多从个体的本性、情感表达不受束缚，这一指向个人内在感受的层面上理解个人主义，而郁达夫等人的创作也更多呈现对于个体颓废，犹豫，彷徨，罪感等异质性的情感的关注。郭沫若等作家对个人的展现则沿着浪漫主义的道路不断深入，以更为蓬勃夸张的方式去渲染个人的情感体会。另一方面，部分五四新文学的号召者依旧不忘发起新文学的政治初衷，对个人主义的诠释依旧是在政治，社会，群体的大语境之下进行的，陈独秀等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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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无依”的个人——被遮蔽的乡土

第二节：“国民性”批判与被遮蔽的乡土

中国现代文学对所关心的问题多集中在现世的层面，如政治、社会、制度等等，但是这个现世关注又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下的想象色彩。面对乡土、面对国民性问题时，知识分子和作家多采用的姿态是批判或者启蒙，很少有知识分子或者作家以平等之关怀去发现乡土。乡土与“国民性”批判的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晚清至五四的国民性焦虑产生于国家民族灭顶之灾的大恐惧中，国民性批判的必要，不是来自中国文化内部的自省，而是迫于西方文化扩张的压力。

梁启超把中国的国民的心理习惯归纳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种，并一度接受日本大儒福泽谕吉的观点，认为中国国民奴性的根源在于儒家的道德教化。刘禾就发现西方有关国民性的理论，一直刺激着中国作家的国民性焦虑，“爱面子”作为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是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素质》被接收后才广泛出现的③。自晚清开始，乡土常常与愚弱的国民、低劣的国民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充满批判色彩的标签式的乡土想象，而真实的乡土在文学作品中难以找到。 

“新民”构想可以视为“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开始，可以说对于“新民”的理想是在两个现实压力的对抗中产生的。这两个压迫力量一个是帝国列强的侵略，另一个就是中国封建帝制下积久成病的传统制度与文化，因此小说对于新民的构想与提刺也多集中在这两方面。在具体的创作实绩上，晚清文坛出现了大量的“谴责小说”，如刘鹗《老残游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等，“谴责小说”带有鲜明的改良群制的特色，在批判传统、抨击时政的同时抒发关于启蒙与救世的理想。作为“新小说”的主体，“谴责小说”主要以表达政治、时事为能事，以“国家”为叙事中心。

另一方面对于乌托邦的想象，也构成了晚清小说中的另一重要部分。“乌托邦”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学者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想象，这个想象空间中知识、理性、科学技术被视为人们获得幸福的工具。但是，“乌托邦”的想象展示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其中不乏强权色彩，乌托邦想象之下的实践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反而将人类压抑在理性与科学之下，永远无法让人类抵达幸福②。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能视为文学文本，但是它却代表了晚清以继乌托邦想象的一种类型——政治乌托邦幻想。康将现有世界走向完美世界的三个发展阶段比作公羊三世之说:“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在书中他说“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③而春暇在《未来世界》中以小说家的眼光全面细致地展开立宪以后国民的文化、教育、婚姻等日常生活叙事，小说将开通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思想基础。晚清乌托邦小说的另一类型充满了科幻色彩，表达了对先进科技的想象与憧憬，这与西方乌托邦想象的传统相符合。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包含了对于未来科技的乌托邦的想象，但是其本质还是康在《大同书》中对于未来社会政治的想象，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也说《新中国未来记》“最精彩的部分，只是政治的论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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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书写的“异质空间”——直面乡土，生死无依

萧红创作的《呼兰河传》通过书写展现了在主流话语之外的关于乡土的“异质空间”，使我们重返了呼兰河畔的历史，同时重新看到了彼时真实而悲凉的的乡土，真实的中国，而脆弱而难存的个人。这一切的实现首先源自于萧红作为“脆弱的个人”所保有的平等关怀的写作姿态。正如萧红自己所说?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怜悯他们，恐怕他们还倒应该怜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予同辈之间。”①萧在作品中呈现了人的卑贱与无助，作为女性，她的创作不仅仅呈现是女性和男权中心的抗衡，也不单纯写抗日救亡的抉择。她写这些问题，也是因为这是彼时的个人所遭遇的真实的历史，虽然她的写作处处含藏反讽，但那并不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单纯的对愚夫愚妇批判。

《呼兰河传》融合了真实和想象的空间，同现代文人的“感时忧国”不同，这个想象空间不是对于家国胜利的想象，也不是对自由觉醒的想象，而是对于死亡的想象。前者的想象是让人走向希望的，但是呼兰河传中的想象是消极的，令人绝望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在左翼文人的笔下常常僭越地将革命的想象赋予百姓，但是萧红《呼兰河传》中的想象完全是吾土吾民的，它是作者曾经经历过的，是悲凉的、滞重的历史。萧红游走于呼兰河真实的生活与鬼魂的世界中，将呼兰河镇子民所承受的生命的悲凉展现了出来。这种悲凉不仅仅是呼兰的，也是整个中国的乡土世界都在面对的，甚至于今天人们对存在困惑也同这个古老的压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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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无依”的个人——被遮蔽的乡土...........24

第二节：“国民性”批判与被遮蔽的乡土.............25

第二节：书写的“异质空间”——直面乡土，生死无依...............28

一、乡土的无助——死亡的诱惑与无知的轮回...............29

二、乡土的压迫：死亡想象和世俗人情交织的文化................31

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潮流的更迭已经非常急速，一种潮流还来不及自我完善就被另一种潮流代替，而每一种潮流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①。表面看是更迭的潮流掩盖了个体生存的意义，使现代文学缺乏有超越的品格，但是窃认为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个人面对群体时的恐惧遏制了进一步的思考。像萧红一样勇健的作家不止一人，但是被文学史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面对大时代，个人的脆弱，个人的情感已经习惯性的归从让位，群体有时候讲“新民”的话语，有时候讲“个人觉醒”的话语，有时候将“革命文学”的话语，有时候讲完全不合情理的话语，比如文革时的狂热，但是无论话语如何变幻，群体对于个人的诱惑与压迫始终存在，难以改变，这是造成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这如同少年要开始独立却发现自幼就没有关于独立的教育和培养而对生活感到彷徨。这种困境今天是不是还存在？

“寻根文学”的热潮过后褒贬不一，很多批评家对于“存根文学”最终抵达的位置不甚满意，如果说“乡土”是根的话，某种程度上“寻根文学”并没有彻底寻到根，它更多的是写枝条写叶子，因为寻根依旧是在强烈的个人想象中进行的。只有离开了一种主流构想，以脆弱个人的姿态直面乡土，才能真的发现“根”。

重访文学史的实践似乎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重访的主体是谁始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可以说每一个研究者批评者在面对文学史的时候，也是一个个体，是脆弱的，是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很多时候缺陷的并非是文学史，而是自我意识的缺陷。明白这种缺陷而试图去克服它，应该是个人面对文学史的一种态度，重访文学史的时候，作为“脆弱的个人”也重访了自己的精神之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空间理论所倡导的思维有助于克服个人的意识缺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