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视域下的五四小说研究

第一章   “文学研究会”小说与启蒙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的启蒙特质

1921 年前后，文坛上出现了几十个文艺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为人生”为创作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以及有着鲜明浪漫倾向的创造社。在这些文艺社团的倡导与作家自觉的启蒙追求影响下，五四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由于其“为人生”的创作主张，被冠以“人生派”的称号。事实上，“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流派意识并不强，作家的风格有着很大差异，创作个性也并不统一，很大程度大更像是它在成立宣言中所宣称的“著作的同业工会”。但是，在思想倾向上，“文学研究会”是比较一致的以“文化启蒙”为根本宗旨的。

一、对新文化运动启蒙传统的呼应

“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就有着明确的启蒙立场，这可以追溯到它成立之前。“文学研究会最初的发生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 1919 年郑振铎等在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负责创办的《新社会》旬刊和之后的《人道月刊》”①。《新社会》发刊词中即声明，刊物的宗旨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②发刊词中提到的“社会改造”带有鲜明的五四启蒙的目的性，而“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更是五四启蒙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新社会》的办刊宗旨带着鲜明的启蒙特色。在《新社会》被北洋军阀查封之后，郑振铎又创办的一期《人道月刊》继续着《新社会》的启蒙宗旨。

与五四运动中出现的许多刊物不同的是，《新社会》的目的虽是“社会改造”，但却并不倡导通过革命和学生游行、工人罢工等激烈的方式来实现目标，而是采用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方式——鼓励学生走到普通民众中间，去唤醒大众。这一点与康德的想法不谋而合。康德并不认为革命是实现真正的思想启蒙的途径，“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①《新社会》的这些举措，更加接近了欧洲启蒙的某些特质，也坚定了自身的启蒙立场。但是，尽管《新社会》有着坚定的启蒙立场，却对中国启蒙的未来缺少信心。在 1919 年 11 月 11 日的《新社会》第 2 号刊载了郑振铎的《灯光》，塑造了一个他意识深处的启蒙者的形象，其中的一些感受恰是当时五四启蒙者的切身体会。一个人提着灯在荒野中寻路，“灯光四射，融和光朗；照着前途明白。但他总觉得孤孤单单的；有无限的凄凉、感伤，无限的恐慌。”②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让五四启蒙者们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未来，然而五四启蒙运动所面临的困窘却让启蒙者孤单、凄凉且恐慌；被同路人的误解与拒绝更加深了启蒙者的这种凄凉与感伤，让我们看到了启蒙者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自五四启蒙之初，便一直伴随着启蒙者，以至于我们在其后的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作家创作中都可以经常得见，可见文学研究会受《新社会》影响程度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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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的启蒙特色

前文曾经指出中国传统词汇中“启蒙”一词的两层涵义：一为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二为使初学者得到基本的入门知识。这两种涵义与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以理性祛除巫魅”与“理性主导下的自我启蒙”的真谛相去甚远。在五四小说中，“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一直自觉努力向西方启蒙运动趋近，因此启蒙特色十分鲜明。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茅盾编选的“文学研究会”的第一个十年的作家作品来看，启蒙特色分别表现如下：

一、祛魅——揭示底层人民生活的蒙昧状态

从启蒙的英文词源上来看，enlighten 意味着人们通过受到启发而脱离愚昧无知的境地，这就是十八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中常常强调的“祛魅”作用。启蒙者通常认为，只有将被启蒙者的蒙昧状态揭示出来，才有可能实现启蒙的“祛魅”作用。因此，“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对于当时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与蒙昧状态进行了广泛的揭露，这是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人们的生活后发出的呐喊。

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与王思玷的《偏枯》是“文学研究会”小说中直面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代表作。《三天劳工底自述》以一个念过两年多书的十几岁孩子的视角展现了当时的学徒生活，叙述语气虽然平淡，却字字血泪。一开头，母亲想让孩子去做学徒时，那断断续续的哽咽语气似乎就暗示了孩子将来的苦难生活：“不然……但盼你将来，手……艺学……了，……可……自立……了，……还……可以……”①随着孩子学徒生活的开始，他看到了同为学徒的“定儿”那接踵而来的苦难，不仅生活环境艰苦，还有着非人的折磨——掌柜输牌心情不好对学徒的无由打骂、超出体力的劳动、被剥夺的尊严、同为底层劳动者的欺凌以及炸酱拌面的意外“恩宠”，都控诉着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作者的叙述角度是独具匠心的，因为身处苦难当中的劳工对于这种苦难的根源并不自知，他们身处于这苦难当中，甚至已经认为这种苦难就是生活的全部。于是作者让一个念过书的、眼界开阔一些的孩子来看劳工们的生活，才能于劳工们日常的麻木中看出这苦难的不合理及劳工的蒙昧来。结尾处提到的那句“劳工神圣”更是对于这种学徒的生活强烈的反讽，唯有以理性来审视底层人民的生活，才能看出苦难背后的蒙昧，才能显示出启蒙的必要性。主人公的三天劳工生涯结束了，可底层人民的苦难却是无尽无休，因此启蒙就显得无比重要与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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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视角与策略

第一节   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视角

“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价值，……所以，谈挽救文化的人，常从挽救伦理道德开始。”②五四启蒙先驱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初，就把批判的焦点对准了孔教。《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就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质疑了“三纲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③这标志着思想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中国的宗法式的家族制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根本基础，这种受了儒家思想很大影响的制度实质是男权制的扩大和系统化。这种家族制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曾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有着自己的巨大贡献，但到了这一时期，却暴露了它的严重问题。乡土作家敏锐的捕捉到了封建文化在这个除旧布新的时代的变化，在乡土书写中开始对沉滞闭塞的封建文化的批判。

一、用启蒙立场审视封建婚俗 

农耕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乡土世界中，为了维护封建宗法制，血缘与子嗣传承成为了最重要的伦理要求，男尊女卑成了社会最基本的心理要求。因此，与之相关的婚姻风俗备受重视。在乡土写实作家的作品中，关于婚姻习俗的描写十分丰富。从冥婚、荒婚到转房婚、望门婚，再到指腹婚和招养夫婚等等，在这形形色色的婚姻背后，无不体现着封建社会特有的婚姻观、节烈观、生育观等对人的压迫。乡土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在这样的描写中为读者展示了当时乡村从物质到精神上的贫瘠，也以启蒙主义的立场对其中的封建伦理展开了强烈的批判。

冥婚是中国早已有之的婚姻陋习，在《大唐吉凶书仪》中就记载了以“会婚”名之的冥婚，另如《周礼》、《元史》及明代的一些典藉中均有相关记载。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写的是冥婚的一种，即已经去世的两个不相识的人经媒人撮合移棺合葬；还有已经定亲的男女中一方去世也要冥婚的——如果女方去世，男方冥婚可再娶叫“填房”，而如果男方去世，女方在冥婚后需为牌位守寡，由此可见男女地位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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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启蒙理性烛照下的国民性批判

在影响国民性生成的因素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是最大的。按照五四启蒙先驱的分析，中国人身上都有孔子性格的侧面。而以他们的救亡逻辑分析的话，国家危亡的原因就在于国民的劣根性上。“‘国民性’本是一个社会学范畴，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社会心理结构和个体行为模式。‘五四’前后，被用来作为民族话语实现的深层羁绊进行解剖和批判。”①五四启蒙先驱将国民性批判与反传统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彻底铲除国民性中的封建毒素与孔教文化，才有可能实现救亡强国。是以，他们不吝暴露中国人病态的国民性，用以揭示传统伦理道德、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用以说明传统文化的失败及对其进行批判的必要性。在这方面，鲁迅的剖析与批判是最为深刻的。鲁迅在《阿 Q 正传》、《示众》、《复仇》等作品中将国民性的弱点总结为：欺软怕硬、自私自利、自轻自贱、势利攀附等奴隶性格，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也指出了国民的“听天由命”和“中庸之道”中包含的劣根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务，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②而在这中庸之外，更能体现文化传统造成的国民劣根性的典型的，还是中国人的奴性心理：“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除鲁迅之外，五四时期关注国民性改造问题的人物及主张还有很多。李大钊认为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是亡国灭种之祸根，必须洗心革面；蔡元培认为中国的国民缺乏自我意识，应唤醒他们；胡适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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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浪漫抒情小说的启蒙书写 ................... 103

第一节  作为浪漫主义“精神之父”的启蒙思想家——卢梭 .......... 103

一、理性框架内的“道德启蒙” ................. 103

二、“回归自然”与浪漫主义 ............. 105

第四章   五四启蒙文学之殇 ............. 127

第一节  五四启蒙先驱对易卜生的“误”读 ..... 127

一、忽略艺术而专注思想：启蒙导向下的有意“误读” ............... 128

二、由“救出自己”到“独善其身”：对个人主义的曲解 ............... 132

第四章   五四启蒙文学之殇

第一节   五四启蒙先驱对易卜生的“误”读

早在清末民初，易卜生就已经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最早是清末翻译家林纾根据别人的转述，将易卜生的剧本《群鬼》整理为小说出版（林纾的译名为《梅孽》）。其后，鲁迅 1907 年在《河南》月刊（第二、三、七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介绍并率先评论了易卜生。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称赞易卜生“瑰才卓识”，概括了易卜生的创作特点：“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还以《人民公敌》剧本为例，说明了易卜生对于个性尊严与人类价值的看重。在《摩罗诗力说》中，他称赞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其笔下的斯多克芒医生“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此外，鲁迅也认同易卜生的名言：“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②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把易卜生与尼采、拜伦等人并论，肯定了他的那种敢于同群敌抗争的个人独立意志。《河南》月刊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激进刊物，目的是宣传反清革命，鲁迅彼时正致力于革命文化启蒙，期待中国能有易卜生这样的“精神界战士”，因而把它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由于当时鲁迅的影响只在少数的同道之间，因此上述两篇文章对于易卜生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其后鲁迅办的《奔流》杂志中，也曾编纂过易卜生的特集，继续深入对易卜生的研究。

其后，易卜生的剧作也被引入到了中国。1914 年，为中国戏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春柳社也将目光投注到了易卜生身上，排练了《娜拉》（即《玩偶之家》），想要正式上演。这是易卜生的剧本第一次在我们排演（据最新资料显示，这次演出最终没能实现，但仍然可以看出易卜生已经引起中国话剧界的注目。同年，《俳优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陆镜若的《伊蒲生之剧》，介绍了易卜生的11 部戏剧，其中包括其后被广泛关注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群鬼》、《海上夫人》等剧。陆镜若对易卜生评价极高，认为其可与莎士比亚相媲美。在这之后，易卜生在中国渐有影响。而将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扩大化，以至于一时蔚然成风的，还是 1918 年《新青年》4 卷 6 号的“易卜生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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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说起五四文学，有许多东西似乎不言自明，却又有许多暧昧不清。在启蒙视域下观照五四文学，也许会为我们提供另外的一种认知角度。

尽管启蒙本身存在争议，但是五四文学受到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是不争的事实。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五四文学真正萌发了现代性，开始了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但是，启蒙自身的困境，包括启蒙遭遇的外部危机，都给五四启蒙运动带来了变数甚至逆转，直接影响了五四文学的发展方向，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与探索的空间。

从欧洲启蒙运动来看，启蒙自身面临着一定的困境。正如《启蒙辩证法》所论证的那样，启蒙把理性变成信仰之后，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有不尽然之处。启蒙运动的旗帜是理性，但理性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既有着对笛卡尔唯理主义的继承，也有着培根与洛克的经验主义的补充。这两种资源既有同一性，又有互相批判的互补性。此外，启蒙思想中一直留存着法国蒙田开启的怀疑论传统，这种带着深刻怀疑的批判精神不仅质疑了一切权威，也质疑着启蒙自身。这种质疑无疑是对启蒙理性霸权的一种消解，可以解构有关理性的神话，拯救启蒙于自身的悖论之中。这种质疑在卢梭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中可见其影子，在中国五四启蒙运动中也可见其影响。如鲁迅在坚定的启蒙立场之下创作出的解构启蒙意义的作品《伤逝》、《在酒楼上》等。这些作品都对运动中所宣传的启蒙进行了追问与质疑，因而被人称为“反启蒙”的作品。事实上，这恰是启蒙自身内部两种相互批判的张力所致的效果。鲁迅对于启蒙的质疑，恰恰将启蒙向前推进了一步，解构了启蒙理性的权威，使启蒙更有可能趋向自身。

此外，启蒙自身的张力也表现在浪漫主义思潮的生发上。前文详述过，浪漫主义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尽管它是以反启蒙的姿态出现的，但其实是对理性趋向权威时的一种反拨。浪漫主义突出的情感主张与特征，恰与理性一起构成了人性中的两极。并且，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启蒙主义是同质的，二者都具有批判精神与对自由的渴求。只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动荡之后，启蒙运动承诺的理性、自由的王国没有如约而至，人们对于通过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途径失去了信心，视野转向人类的内心深处，试图在美好的自然与情感中寻找慰藉，试图为人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所以，这两种思潮虽看似相反，实质却殊途同归。所以，不论是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是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直至后来的浪漫主义名作《阿达拉》，都是试图为人类的灵魂找到归宿，实现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