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精神的承续与衰退——以王记《大公报》(1916-1925)言论为核心的研究

1绪论

1.1题解及问题的提出

“大公”精神是笔者基于以往对英敛之时期《大公报》所呈现出“大公”品质的概括,“大公”即“忘己以为大,无私之为公”,具体而言,报刊的职责在于“开民智,督政府”,其追求“以言论报国,代公众讲话”,具体实践中,要“敢于直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其一切旨归在于“国是民依”气“大公”精神体现为国家之立场、民生之关注、“敢言”之气质、开民智之目的等。

王记《大公报》,即王到隆时期《大公报》,它是整个《大公报》史的其中一个阶段,存在时间为1916-1925年,处于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和新记时期《大公报》之间。为了研究的方便,特将它们简称为“英记”、“王记”、“新记”。《大公报》于1916年9月从英敛之转手到王到隆,从此开启了王记《大公报》的历史。

一般而言,报刊言论往往表征了报纸的核心价值导向,对于《大公报》这样一份“文人论证”的报纸更是如此。“言论作为《大公报》‘大公’表达的核心,其承载了‘大公’思想的孕育、生长和变化”。言论不仅是《大公报》的“言论”栏目,其包括王记《大公报》所有的论说性质的内容,就本研宄而言,具体包括:言论,论评,译论,代论,来论,论坛,时评,闲评,冷观小言,杂感,近事杂感,编辑余审以及在副刊上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然犀小言”。

笔者试图通过对王记《大公报》言论的全面考察,探析此时期“大公”精神的承续和衰退。本文基于报纸言论的分析,同时也关涉报纸对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如直院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亦对该报的新闻做适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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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1.2.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大公报》（1916-1925）、相关历史档案、相关文集及近代资料汇编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后人对一手资料的研究所形成的二手资料,都是本文需要分析及解读的重要文献。文献研究方法是本文的首要方法。

（2）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对记载下来的人类传播媒介的研究,作为一种非介入性的研究,主要运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客观处理相关的内容,特别强调为什么以及产生什么影响。①本研究使用此方法来分析王邦隆时期《大公报》的内容,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和量化分析。

（3）借鉴社会史、文化史的相关研究路径

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要在强调自身发展的“主体意识”的同时,注意拓展其背后的历史舞台空间。②军阀混战与国族建构共同构成了本研究伸展的宏观背景。因此,本文尝试借鉴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路径,立体深入地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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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郅隆其人与王记《大公报》简史

2.1王郅隆其人

一般而言,报纸性质与报馆老板不无关系。要考证王记《大公报》,必须对其老板王郑隆的身份做一个考察。目前学界尚无对王郵隆的专门研宄,相关文字记载也并不多,笔者拟从当时报纸(《申报》、《益世报》、《大公报》)的相关报道以及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中,分别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描画王郑隆的身份,并藉此探讨王记《大公报》的性质。

所谓“十大祸首”的说法来自直院战争后胜者直系对败者院系通缉令上的说法,不是史家的研宄,不值一论。这里主要从王邦隆在安福俱乐部中的位置、在安福系大事件中的作用以及与安福系要人的交往中一步一步论证王到隆是否为安福系的“要人”和“财神”。

2.1.1安福俱乐部中的王郅隆

袁世凯死后,段棋瑞担任总理,为了建立院系军阀的统治,他命令徐树铮组织起一个政客集团。1918年3月,徐树铮带领院系政客在安福胡同成立安福俱乐部。徐树铮、王揖唐是其核心人物。安福俱乐部下设干事部、评议会和政研会。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评议会主任田应横,政研会主任李盛铎。

有人认为,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安福俱乐部虽然一时间势焰熏天,备受世人关注,但实际上最多算是“一个议员招待所,不是一个政党,既无党纲,又无政策,仅是大部分议员每月受徐树铮、王揖唐招待而已”。1919年7月5日,安福俱乐部改选,改组干事部设文赎、交际、会计、庶务四科,其中会计科干事为王郑隆,副为臧雪松。会计科仅是安福部的一个内部核算机关而已,既不能真正掌握财权,也毫无决策权。王邦隆恭列其中,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更何况他“并不常到俱乐部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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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记《大公报》简史

1920年6月,胡政之回国后,特于6月13日至22日连续十天时间,在《大公报》发布《冷观敬告读者》,表示重整报业、改良本报的热切愿望。接着,6月23日至30日连续八天在《大公报》发布《广告改良的广告》和《注意本报大改良》两则通告,前者宣布自1920年7月1日起突出封面地位,专登和社会关系最密切的小短期广告,为公益起见,定位平民、价格低廉;后者宣布自7月1日起,将融合世界各国报纸特色,将内容完全改造:记叙世界最新潮流;专业指导社会;设“思潮”栏关注新文化;设置反映社会民众疾苦的“社会之声”栏目;更加注重“社会新闻”;设立“批评”一门专事书籍批评。

1920年7月1日,《大公报》开始了新的尝试,头版言论栏目命名为“论坛”,胡政之发表言论《本报改造之旨趣》,言论中说“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谋利益。本报入世十七年,棘棘以不负大公之名是勉。今后当益坚此念,作社会之公仆。小广告之设,所以便利平民。而社会之声一栏,更愿为公众发表意见之机关”。显然经过欧游之后的胡政之,作为《大公报》主持人对报纸所应具有的社会公共价值更为重视,胡政之正欲借此机会开展一次前所未有的报纸大改革。然而,1920年7月,院系在直院战争中失败,王郑隆和胡政之因为种种关系,皆发表声明脱离《大公报》,至此胡政之对王记《大公报》的第三轮改革刚刚开篇即告终结。8月12日竟突然停刊。

王记《大公报》在这一段,首先对“国内时政”诸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关注,包括“安福选举”、“政府治政”、“南北议和”、“直院战争”、“五四运动”等方面;对“国际外交”的关注,着重对中日问题和巴黎和会进行了评述,前者包括“中日军事协定”、“中日借款问题”、“蒙古边防问题”等方面,后者则包括对“和会前的准备及希望”及对“和会的进程及失望”等方面之评述;对于“社会民生”问题,王记《大公报》除了继续关注“灾役”和“风气”外,更集中地关注了“匪患”、“米粮”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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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福系成立前的王记《大公报》言论............40

3.1总体议题分析..............40

3.1.1议题内容:以“国内时政’’、“国际外交”为主.................40

4安福系时期的王记《大公报》言论.............123

4.1总体议题分析.............123

4.1.1议题内容:仍以“时政”为主、“社会民生”加强.............123

5安福系倒台后的王记《大公报》言论...........205

5.1总体议题分析............205

5.1.1议题内容:“北方政治”加强、“军事”议题突出..............207

5安福系倒台后的王记《大公报》言论

5.1总体议题分析

本章的统计数据,将与前面两章的统计数据进行组合对比,主要是通过本阶段与前面阶段的数据之比较,从中发现哪些因素得到了延续或加强,哪些因素被弱化或消褪,哪些方面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而更清晰的呈现并梳理安福系倒台后《大公报》的表达面相。

5.1.1议题内容:“北方政治加强、“军事议题突出

接下来,先分析本阶段《大公报》的总体议题分布情况。可参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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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王记《大公报》之重新认识与评价

6.1王记《大公报》属性辨析

王记《大公报》经历了北洋名义上的统一,以及军阀混战(指安福当政及直奉当政)阶段,《大公报》在每个阶段的表现已如前所述。对于王记《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机关报这一论断,笔者认为不公允。

从时间上看,“安福系”仅存在了两年多,仅是王记《大公报》存在时间中的约五分之一,以五分之一代表全部,不免以偏概全。

以其接办人王邦隆的身份考察看,王郑隆并非安福系“要人”、“财神”,其接办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其经济行为,王到隆仅是《大公报》的资产所有者而已,对办报业务而言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以其主笔看,胡政之的新闻理念也不大可能使报纸沦为某派某系之机关报。

就《大公报》在安福系当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其亦不是机关报作为,更遑论在安福系成立前(北洋在名义上维持着统一),王记《大公报》较好承续英记之“大公”精神,立足国民,秉持公心,发表公论;安福系倒台后直奉当政,“安福系”已不存在,王记《大公报》更不可能成为其机关报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王记《大公报》对段棋瑞之青睐。这种青睐贯穿于王记《大公报》之始终,安福系成立前,《大公报》言论中隐含“倾段”即偏向段氏之倾向,安福系当政时,《大公报》经历了从“倾段”到“亲段”以及直院战争中“惟段是从”的转变,直奉联合当政后,《大公报》又回归了隐匿的“倾段”,直到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时,再次表现为“惟段是从”乃至“崇段”之态度。这种对段祺瑞之青睐,在直院战争时候,一度使《大公报》有沦为机关报的嫌疑,但总体而言,不能论断。

因此,对于王记《大公报》的属性,笔者认为,其“亲段”色彩浓厚,但并不能称之为安福系的“机关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