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剧受众接受心理研究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电视剧才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大众喜爱的日常文化消费对象。从最初的《渴望》、《四世同堂》、《篱笆、女人和狗》等反映家庭伦理关系的电视剧，到后来广受欢迎的《亮剑》、《潜伏》等革命题材的电视剧，电视剧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态，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审美感受，传播了正能量，而且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在这一时期，电视作为新型传播媒体，由于内容较为贴近生活，收看便捷和形式新颖，牢牢地抓住了受众的眼球，在各类传播媒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电视逐渐面临一系列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外部竞争的冲击，即其他娱乐形式和休闲设施的纷纷涌现，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其内容的多样性，资讯的快捷性受到大众欢迎，导致电视受众大量分流，原先的电视受众已不再把注意力全部投放在电视上，转而把注意力投向互联网。据 2014中国互联网报告称，“截止 2013 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6.18 亿。2013 年新增网民 5358万人，普及率为 45.8%。另一方面，电视行业内部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在 80 年代初，人们能看到的电视节目十分有限，选择的空间也很狭小，但如今，全国拥有电视台多达上千家，电视观众观看节目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在这样双重的竞争下，中国的电视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面对严峻的挑战，电视剧导演和制片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收复失地，重现昨日的辉煌，就必须创作出思想性艺术高度统一，既能够传播正能量，又能够让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这样才能重振雄风，重新吸引受众的眼球，从而收复失地。正如金维一先生指出的那样：“谁再以居高临下的宣讲者自居，以己度人，一味灌输，而不遵从观众的需求，倾听观众的反应，谁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电视剧创作者们在创作过程中，就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受众的欣赏口味，更多地从观众接受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以期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关于在电视剧创作中关注受众接受心理和口味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美国电视剧《达拉斯》从初播时收视率平平，到后来持续 7 年热播的事例中找到强有力的佐证。1978年，《达拉斯》刚开播时只是一个家庭故事，而且每集自成一体，收视率也没有达到预期。为了提升收视率，摄制组通过问卷调查，不断了解观众对剧集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观众反馈的意见修改剧集，三年后《达拉斯》变成了一部反映富豪家族内部权利倾扎和情感纠缠的巨作，并以其场面豪华壮观，情节曲折离奇，牢牢吸引了受众的眼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 7 年位居全美电视收视率的前两名，其中 5 年夺得第一位。面对所有人的好奇，《达拉斯》的编剧之一莱奥纳德·卡兹曼将成功的规律归结为对于观众兴趣的了解，他说：“我们不能说有没有任何必然成功的规律，但我们明白谁也不知道公众到底喜欢什么。我们只知道总是保持这样的清醒头脑非常重要：是否制作一个节目不能因为我们喜不喜欢它，而要看观众的兴趣。”莱奥纳德的这段回答，向我们揭示了研究受众接受心理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电视作品只有充分了解受众的心理需求，才能知道受众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从而达到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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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迎来了鸦片战争之后的空前繁荣，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人被金钱冲昏了头脑，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观念奉为圭臬。反映在官场上，就滋生出以权力寻租为特点的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这些腐败犯罪案件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因此，对腐败犯罪案件的侦破查处一直是党和政府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任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腐败犯罪案件及其侦破过程为原型的小说和电视剧相继播出，并迅速走红，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之一。

与反腐剧的阶段性繁荣相比，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创作过程的研究，而专门针对受众的接受心理的研究并不多见，导致研究不够完整和全面。目前，对反腐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叙事结构及策略研究，代表作品有况中华的《破解政治顽疾的影像乌托邦》，“该文以现代叙事学的理论为依托，以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叙事为研究基点，在对中国反腐题材剧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后，通过对反腐剧叙事的文化语境、叙事结构策略、叙述处置策略、叙事风格策略和叙事策略中的不足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对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策略进行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是研究反腐剧叙事结构和策略中较为完整和全面的一篇论文；此外，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反腐剧进行研究的论文还包括；郭兴的《权衡下的叙事——浅析当代现实题材反腐剧的叙事艺术》、李春的《陆天明反腐剧作的通俗叙事解析》、王之后的《当代官场反腐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以及赵忠诚的《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成规》，这些论文总结出了反腐剧在叙事策略方面的一些共性：在情节设置上，从言情剧、家庭伦理剧中借鉴了一些吸引观众的因素，如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线等；在人物设置上，塑造出一大批类型化的人物，其中正面人物的代表包括《大雪无痕》中的方雨林，《红色康乃馨》中的周若冰，他们大多有着与腐败行为作斗争的百折不挠的品质；而反面人物的代表则包括《生死抉择》中的严阵、《国家干部》中的刘石贝等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收受贿赂，并极力掩盖自己的腐败行为；第二、探讨反腐剧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手段之一，是如何在培养受众的审美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这方面的文章有李璀、曾欢欢的《从大江东去看反腐电视剧对培养理论的应用》；第三、还有一些零散的期刊文献，针对某一部反腐剧的情节或人物进行分析，如戴翊的《来自现实的反腐力作——苍天在上》、杨卓的《谈大雪无痕的轰动效应与创作得失》、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院长仲呈祥为反腐剧《国家干部》写的期刊论文《为民谋利为民奉献》、俞小石为影片《生死抉择》写就的期刊论文《一部反腐倡廉的精品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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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反腐败斗争现实下的反腐剧发展综述

2.1 反腐剧的出现（1996 年-2000 年）

1992 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中，我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这一时期，由于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关头，一些握有实权的部门和个人，利用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的真空地带，钻价格双轨制政策的空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文和批条，大搞权力寻租，大行腐败之事。正如金维新先生在其《反腐败论析》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腐败行为的“表症”总结为“高发、多变”。其中，“高发”是指腐败现象不断蔓延到各个领域、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广、罪案数量及涉案金额的不断上升。而“多变”指的是腐败的多发部位变换，犯罪的手法和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具体而言，当时的腐败形式有着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以职谋私”泛化。“以职谋私”在这里主要是指各个行业内的不正之风，引起了广大人们群众的强烈不满。一些部门打着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大刮行业不正之风。特别是某些司法机关、执法监督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甚至出现了“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二是腐败现象的多发部位有所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香”的通常是掌握自然资源、原材料及握有审批权限的行政机关。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那些市场调控作用不断增强的金融、房地产、外贸等行业，成为了腐败现象的多发部门；三是犯罪金额有所增大，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1994 年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中，贪污贿赂等各类经济犯罪大案为 28626 件，比1993 年增加 28%，占立案总数的 47.5%。同时，在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较 1993 年增大：1993 年，贪污贿赂金额达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案件仅有 13148 件，1994 年为17607 件；1993 年，贪污贿赂金额达到 1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案件仅有 955 件，1994年上升到 1265 件；贪污贿赂金额达到 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案件，1993 年仅 77件，1994 年上升到 106 件；贪污贿赂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案件，1993 年仅 57 件，1994年却上升至 77 件。”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一时期的大案要案“曝光”频率大为增加。1993 年 8 月，中国五矿总公司北京分公司业务部原组长郭岷因侵吞、挪用公款被判死刑。同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海南省薛根极其同伙的重大贪污、挪用公款、偷越国境案，涉案金额高达 3300 万元。”正是在这样的反腐背景之下，电视剧作为当时已经相对成熟，且普及度较高的艺术创作形式，没有忘记自己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重大使命。”一批有良知的编剧、导演开始响应国家的反腐败斗争号召，投入到反腐剧的创作中来，早期的反腐剧大多改编自反腐小说，如电视剧《新星》改编自柯云路的同名小说，而《苍天在上》则脱胎于当时著名的官场小说家陆天明“反腐四部曲”中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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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反腐剧的繁荣发展（2000 年-2004 年）

对于中国反腐剧来说，2000 年是个无法忽略的年份。这一年，由张平的小说改编的反腐剧《生死抉择》在国内上映。影片刚一上映，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委、党委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观看上海电影制片厂最新摄制的影片《生死抉择》。”[11]同时，这一时期，党的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1998 年 1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拒腐防变、反腐倡廉中一定要起表率作用。同时，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要求：“第一，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的歪风。第二，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带头树立好的家风。第三，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党内廉政建设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

党的反腐斗争现实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反腐剧的创作，影片《生死抉择》的原作者张平，本身就是一名副部级的国家干部。据他自己介绍，该剧最大的亮点在于并未因为要将小说搬上大屏幕而回避小说中原本的矛盾设置。《生死抉择》讲述的是海州市市长李高成，在面临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的抉择和考验时，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坚持，守住底线，做出正确抉择的故事。在剧中，作者利用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将李高成的个人命运，不断地放置在“抉择”面前，通过他的抉择，来表现故事的主题。例如，在面对亲情时，李高成本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弱智的女儿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但是他选择了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妻子一道照顾女儿；在面对妻子吴霭珍的犯罪事实时，他本可以选择包庇，但他选择了退回赃款，并力劝妻子自首；当他发现自己的老上级、一手提拔自己的省委副书记严阵有可能是一系列犯罪行为背后的庇护者时，他原本可以选择“报恩庇护”，甚至同流合污，投入到严阵的利益集团中去，但他最终选择了揭发严阵，堵住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

而在《生死抉择》之后、同一时期的《大雪无痕》、《红色康乃馨》、《黑洞》、《当关》等不仅延续了由《生死抉择》掀起的反腐剧观看热潮，在创作上也各有各的独到之处，令观众印象深刻。从人物塑造上来说，这一时期反腐剧对于剧中人物的塑造更加丰满和富有人性，例如在影片《红色康乃馨》中，女律师周若冰代表正义的一方，面对表妹徐晓晴的离奇死亡穷追不舍，绝不放松；面对大华集团国有资产的流失案件也是一查到底，那怕几次身陷囹圄也决不放手。但是她也是有着自己的弱点的，在感情上，她是脆弱的，她在发现自己的未婚夫杨源辉原来是大华集团的爪牙之后，也有过痛苦和挣扎，甚至一度一蹶不振；而在影片《大雪无痕》中，着重刻画了周密如何从一个优秀的学生、一个勤恳敬业的国家干部，一步步堕落成腐败分子的过程，并刻画出他的心理变化过程，由此引出观众对人性弱点的思考。作者对待周密这个人物，有批判、有憎恶，同时还有些许的同情。而在影片《黑洞》中，正面人物刘振汉与反面人物聂明宇，也都不是脸谱化的人物，刘振汉会为了想要报答聂明宇父亲的提携之恩而拒绝侦办聂明宇的案件；聂明宇作为一个作恶多端的黑道老大，对于自己的妹妹蕾蕾却有着异乎寻常的疼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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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腐剧生存的文化语境：官方与民间的合作与共谋......................14

3.1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诉求................14

3.2 受众集体心理的接受需求................16

第四章 反腐剧受众的调查与研究.............18

4.1 反腐剧受众的构成........................18

4.1.1 性别.................18

第五章 反腐剧受众的心理接受过程及分析................... 26

5.1 反腐剧受众的心理接受过程...................26

5.2 对于反腐剧受众心理接受过程的分析................28

第六章 反腐剧受众的接受心理共性

6.1 满足受众“清官意识”——对正面人物的“审美”

在分析完了反腐剧受众的接受心理过程之后，对于反腐剧为何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遍欢迎，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共性。

纵观反腐剧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所有的正面人物都无法脱离“清官”的形象设定，而且通常也是他们，主宰着反腐剧的最终胜利结局。从最早期的《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到后来《生死抉择》李高成、《至高利益》中的李东方，身上都能够看到“清官”的影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反腐剧在发展的同时，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越来越丰满。早期的黄江本身上，看到的是脸谱化的“清官”形象；而到了《生死抉择》中的李高成身上，已经开始注重展现他人性多元化的方方面面，例如他面对妻子、面对提拔自己的老上级，表现出的犹豫和挣扎；面对智力有缺陷的女儿，他展现出的耐心和细致的照顾，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都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清官”的那种脸谱化的形象。但是，这些“清官”形象也同样存在着共同的特征：例如《国家干部》中的夏中民，就是典型的新时代“清官”，为了去刘桥乡查看居民农药中毒的情况，果断推掉了老同学，也是现在的上级华中从的饭局。这些反腐剧中的“清官”，他们都勤政爱民、不同流合污，不用权力和原则做交易，更不屑于种种经营权力的“权谋”手段。

而从审美的层面来说，理解先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从感性出发，经历了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过程。任何观众在收看一部电视剧之前，都有着自己固定的审美定势；而任何审美定势，都受到观众所接受的教育和长期的道德教化的影响。“清官”这个形象，在漫长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一直存在，可以说，现在反腐剧中所有“清官”的身上，都能看到传统文化中塑造的“包公”或者“海瑞”的影子，他们的形象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正是因为社会主流声音对于他们的认同和推广；正是这些认同和推广，使观众对于“清官”形象形成了审美定势，当反腐剧塑造出类似于“清官”形象的人物时，观众就能一下子接受，并且很快产生认同，进而被剧集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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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腐败和反腐败作为一种政治顽症和当代社会对政治顽症的一场阻击和消灭战，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的表现题材和领域。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反腐剧的兴起和繁荣，不仅部分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受众对反腐剧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廉洁高效政府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剧作家及电视剧从业人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艺术形式在表达与创新领域的不懈追求。

在本文写就的同时，中国的反腐剧正有回暖归来之势，对于新一轮反腐剧的即将涌现，不少观众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热情和期待。

2004 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反腐剧已经超越了早期那些表层的对现实的简单暴露，跃向深层次的感性描绘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阶段，表现生活背后的底蕴、人性的真实和复杂、制度缺失下官员的行为失范等深刻问题，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进行了不少创新和有益的尝试，例如 2006 年的电视剧《老娘泪》尝试从母亲的角度透视腐败的成因及其对社会的危害。同时，反腐剧也在不断从伦理剧、言情剧和刑侦剧中萃取营养，极大程度上丰富了反腐剧的创作与表达。

然而，对于反腐剧本身而言，除了不断在艺术形式和表达上不断精进之外，更应该重视受众的接受心理。国内目前有关这一类的文献还甚少，其实，如何通过大众文化形式更好地传递主流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命题。本文通过一系列研究，总结出反腐剧受众的接受心理共性，包括受众对廉洁干部的呼唤、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诉求和对反腐败的强烈愿望等。同时，在艺术表达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叙事策略、叙事手段和技巧不断地在反腐剧中尝试和使用，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贪欲与治贪的角力的新老故事被讲述得越来越精彩。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对反腐剧受众心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反腐剧必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产生更多更优秀的叙事文本，并且更好地满足受众的接受心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