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风险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立足当前国际直接投资形式，优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地被发达国家占得先机，已基本瓜分完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得不转向政治风险高、制度环境差、法制法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同时，当前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紧密的时期。2015 年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明确指出，中非是命运共同体，同时中非都肩负着发展国家、改善民生的使命。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正处于工业化的兴起阶段。而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拥有助力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装备、人才、资金等物质优势，拥有支持非洲发展的强大政治优势。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优势互补，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投资发展的迫切需要和中非政治关系友好的现状极大地推进了中非直接投资的发展。因此，关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研究无疑成为当下“时髦”的话题。

但中非投资快速发展的同时，投资的矛盾和争议日益凸显。首先，克林顿的“新殖民主义”言论，认为中国对非洲投资的最终动机是寻求自然资源，非利益驱动型。且“中国威胁论”、“忽视人权”和“以援助为由将投资渗入非洲”的流言不绝于耳。其次，于非洲基础设施水平落后、外资管理水平低下和工业化程度低的特点，非投资存在盲目投资、管理粗放的问题，使得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效率处于中低水平。此外，国对非洲投资风险频发，治和安全风险凸出，资源类投资项目受阻严重，哥拉合作模式遭遇挑战。2011 年北非和埃及动荡难止；南非和津巴布韦受资源安全和民族主义影响，高矿业领域各项交易费用；2014 年赞比亚政府以保护环境为由叫停中石油投资项目。综上所述，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效率同时受东道国自身制度因素、基础设施和投资风险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且中非投资动机可能对投资风险存在一定影响，别是在资源类投资上表现明显。因此，结合东道国尤其是高风险国家（地区）的制度环境及风险因素，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视角，研究不同投资动机下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风险的差异性，于降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关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投资动机的研究，对于调和投资矛盾、加强风险管理与控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推进中非直接投资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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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构安排

单独研究投资动机和投资风险的文献已有很多，然而基于投资动机视角研究投资面临风险的文献比较少，但不同的投资动机使得投资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也有较大差异。研究不同投资动机下投资面临风险的差异，对于不同投资动机企业制定差异化风险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将综合投资动机与投资风险对投资影响两方面的研究，通过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投资动机下投资面临风险的差异。通过不同投资动机下分样本的投资面临风险的研究，够较为清晰地反映投资面临风险与投资动机的相关关系。此外，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非洲国家，这对于验证“殖民非洲”断言的真实性具有一定的意义。本研究共分为六章,基本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该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论文的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分析方法、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后阐述了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国内外文献综述。该章主要从投资动机、投资风险及投资动机视角下投资风险的差异性联动三个方面对国内外文献做出综述。在此基础上，梳理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三章为机理分析。首先，本章基于模型推导研究投资动机对投资的影响，并按照推导结果将投资动机划分为三类；其次，根据投资风险形式，投资风险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类型风险对投资的影响；最后，理论上分析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其他因素，为研究实证部分控制变量的选取提供理论依据。 

第四章为现状分析。首先，本章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总体特点，将其划分为不同投资阶段，并总结中非投资的特点；其次，国家风险和安全风险、外部竞争、经济摩擦、资源类投资风险现状四方面描述了中非直接投资风险现状。

第五章为实证研究。首先，本章利用面板数据检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动机；其次，整体上识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状况；再次，运用聚类分析方法，按照不同的投资动机将非洲国家划分为不同区域；最后，按照不同投资动机分地区检验中国对非洲投资主要面临的风险状况。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该章主要包含本研究实证部分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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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早期为政府主导型投资，特点是具有局部优势和后发劣势，其投资动机具有独特属性。具备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其投资是水平型或垂直型，而仅具备部分优势的中国为顺向型和逆向型并存的投资。目前，二元边际”投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并从宏观层面逐步细化至中观的行业层面，同时结合“二元边际”投资特点研究投资学习效应和许可证授权等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分类

基于投资结构和流向的二元属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不仅包含传统的市场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吴先明、黄春桃，016；胡翠平，2015），而且包含逆向投资的战略资源寻求动机（Yamakawa，2008）。而顺向型投资的效率寻求动机现阶段表现不明显（刘夏明、王珏和逯建，016），这与胡翠平（2015）研究成果即顺向型投资倾向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即存在效率寻求动机的研究结果有差异。此外，oisot 等（2008）认为中国逆向型投资动机还表现为寻求规范性市场，低投资风险。文章通过构建小企业的国家化模型，推导出企业在区域间的投资行为是为了规避国内高昂的交易成本。并以中国为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动机可能是规避国内市场的各种不规范，较为突出的表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Yang（2009）将中国与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作了比较分析后，出对外直接投资受本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较大。中国企业为了规避产业内竞争的无序性而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但这一研究结论与吴先明、黄春桃（2016）的逆向投资中战略性资源寻求动机缺乏统计显著性结论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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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交易成本理论渗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投资风险对于交易成本的作用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风险识别与控制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目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投资风险按照风险形式可分为正式的制度风险和非正式的制度风险，正式的制度风险主要表现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非正式制度风险主要表现为文化风险。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集中表现为政治稳定性、双边关系、腐败程度、税收风险和政策五方面。政治风险的研究最先起源于对政治稳定性的研究，政治稳定性表现为政局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孟醒、董有德（2015）认为双边关系良好的国家，企业投资基本不受政治风险影响，，在非友好国家的投资中，企业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腐败对投资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 Cuervo-Cazurra（2006）提出“官僚迷宫”概念，认为腐败官员为方便寻租活动，设置障碍程序，腐败会促使企业改变投资进入模式，多采用合资形式。而 Godiner 和 Liu（2015）认为控制交易成本后，腐败对于 FDI 具有非对称的作用。陈菲琼等（2014）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技术优势和适度的投资规模能够有效地减少东道国税收风险对投资的影响。韩国高（2014）基于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方法得出政策的不确定性能够负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结论。赵青、张华容（2016）基于 2003-2013 年中国对 133 个国家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政治风险与吸引中国投资量呈反比，政治风险是吸引中国投资的阻力因素，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风险规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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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12

第一节   投资动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 ················ 12

一、投资动机理论回顾 ··············· 12

二、投资动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推导 ··················· 13

第四章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现状及其风险状况 ················25

第一节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现状 ···················· 25

一、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发展阶段 ···················· 25

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特点 ·················· 25

第五章   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34

第一节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 34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34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数据处理 ·················· 35

第五章   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被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使用存量或流量数据表示投资状况，本文使用中国对非洲各国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流量数据选取研究对象的时间段较之存量数据而言较短，据变动大，利于解释；第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抗随机因素影响能力弱，波动，响模型的稳定性；第三，流量数据较多出现零值和负值，不便于实证过程中的数据处理。

（二）投资动机变量 

现有文献通常使用东道国 GDP、人均 GDP 或 GDP 增长率表示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强弱，本文选取非洲各国 GDP 和人均 GDP 表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动机。此外，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实施后，非洲增长与机会（以下简称为 AGOA）成员享受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政策，依赖贸易优惠条件，投资 AGOA 成员国以规避美国的贸易壁垒，增加对美国的出口。因此，本文同时选取是否为 AGOA 成员哑变量表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动机。资源寻求动机通常使用东道国资源丰裕程度来衡量，本文选取原油和金属出口占比指标表示东道国资源开发和利用状况。技术寻求型动机通常使用东道国技术水平来衡量，本文选取非洲各国 TFP（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表示学习先进技术驱动中非投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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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动机为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综合型的，投资行为是利益驱动型。市场寻求型投资是实现转移中国过剩产能和完善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双赢的方式。资源寻求型投资是达成降低中国国际资源依赖和促进非洲资源型国家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的途径。

中非直接投资对政治风险的态度是模糊的。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表现出政治风险偏好特征，更多的依赖于政治稳定性低、内部冲突频发和腐败程度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投资倾向于流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现出政治风险规避特征。形成政治风险偏好的原因可能有四点，一，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薄弱和资金缺乏的非洲国家，可以降低资源获取成本方式吸引外资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源需求日益增加，中国需通过资源寻求型投资方式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第三，制度质量优良的投资地基本被发达国家瓜分完毕，中国不得不转向高风险的国家进行投资；第四，中国企业长期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中运营，“非市场行为”讳莫如深，形成在正式制度不完全市场上的特定优势。且中非直接投资对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文化风险均不敏感。同时，中国对非洲整体投资集聚效应和贸易引致效应均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