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蓝”的社会学分析
第一章 导论
兰州——这个曾因大气污染严重而被戏称为“卫星看不见的城市”——一夜成为了全国甚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如今的中国，大气污染几乎成了城市居民要时刻面对的日常生活了，而作为话语，雾霾这个词也已经广为人知。近几年在中国近百个城市发生的雾霾污染，就像一条黑灰色的长龙盘踞在中华大地的上空。这给改革开放近 35 年来经济年均超过 9%的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网络调侃和现实生活中渐渐失去色彩的天空，将环境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发展的问题。
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历经百年风雨动荡的革命和抗争后，迎来了她的崛起。201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当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高速度向前迈进的时候，不得不冷静下来看一看的是，近 2/3 的河流湖泊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遭受到严重污染，1995 年以来全国就已发生 1.1万起突发水环境事件[1]；在中国最大的 500 个城市中，居民呼吸到的空气质量能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的还不到 1%，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的人数有近40万人[2]。中国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付出的惨重代价令人扼腕。事实上，增长与发展并不能真正画上等号。199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强调“我们应更加关注结构问题和增长的质量，这可以直接促进人的发展、减少贫困、保护环境、确保长期的发展”。有学者也已指出，经济增长的质量应该以居民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质量为标示[3]。增长的终极关怀应该是人文关怀[4]。然而，近年来严重的大气污染已经将人们推向了发展的边缘，数亿人每天都在体会那“呼吸的痛”。
如今这样的情形也许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赶超”思维下促动的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远景所未预见到的。当中国实现了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义革命后，新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二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下有了一席之地。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要力量，意识形态的挤压和对抗使新中国不得不思考如何能够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英国在 17 世纪通过同欧洲国家的羊毛贸易以及其国内的圈地运动实现了原始积累而形成对新兴工业的投资后，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工业化也逐渐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并显示其力量。工业化渐渐成为了现代化的代名词，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必然选择。在新中国急需赶上并搭乘上现代化这辆列车的情况下，工业化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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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兰州在现代化的大道上不断演绎着自己的发展故事，市民、知识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都亲身经历着兰州的改变，也在各种已经完成的变化、期望发生的变化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中为了各自的利益博弈着。从开始弥漫在这个城市上空，到久久笼罩着这个城市挥之不去，再到带着一丝悲怆意味的拨开烟雾见青天，烟雾(大气污染)问题，毫无疑问是兰州转型故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大气污染曾是缠绕着兰州这座重化工业城市的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兰州西固区就是中国第一个发生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地方，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曾一度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兰州的冬天很少能看到太阳，大街上转一圈衣服上都会落一层灰，空气里也总弥漫着煤烟味。2”“口罩族”曾是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到了冬季采暖期的时候，“不夸张地说，口罩上留下两片黑印，白衬衣穿一天衣领就脏的没法见人”3。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兰州在这一轮的大气污染治理上却取得了如此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这为兰州赢得了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荣耀，2014 年国家环保部将兰州治污的经验总结为“兰州模式”在全国推广，2015 年兰州的治污经验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赢得了“今日变革进步奖”。一直以来以污染闻名的兰州，终于在这一轮的治污行动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绩。一定意义上而言，兰州实现了它的华丽转身，这转身令人雀跃，但同时也令人深思。当 2013 年全中国 25 个省份、100 多个城市、1/4 的国土面积、近 6 亿人口3被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空的黑色雾霾所笼罩时，当华北、东北等地区一次一次拉响大气污染橙色、红色警报的时候，兰州的清新空气使之前到了冬季就搬离兰州躲避污染的人们重新回到了兰州，兰州湛蓝的天空吸引了无数的人“游兰州”。兰州的“兰州蓝”与其他城市上空的雾霾“灰”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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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中的“兰州灰”
（一）重工业之城的确立
兰州，这个位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的西北工业重镇，四面群山环抱，一条黄河从西向东穿城而过。对于生活在兰州的市民而言，大气污染带来的危害早在20世纪 70年代就已出现[27]。神秘的淡蓝色烟雾曾常常弥漫在兰州西固区的上空，这里是始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石油化工工业区，一五计划期间建立的兰州炼油厂和兰州化工厂就座落于此。这“两兰”一起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成为“共和国石油化工业的摇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期，中央的领导深思熟虑地想把人力和投资资源从先进的地区重新分配到较贫困的地区。50 年代初期采用的统一财政制度使预算资源以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多见的方式进行地区间的调拨成为可能。其中绝大部分资源都投向了工业，而其中几乎 90%又全都拨给了诸如石油、冶金、化工、机器制造、电力、煤等部门[28]。1949 年时甘肃省的轻重工业比重为 87: 22，以后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基本建设投资长期倾斜于重工业，从“一五”到“六五”时期的 30 年间，各时期重工业的投资均占全部工业投资比重的 90%以上，最高的“一五”时期接近 98%，而从“二五”到“四五”时期，平均每年有 5-6 亿元的投资用于工业建设，在全省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平均占到 70%的比重，而其中 95%又用于重工业建设[29]。
兰州的城市身份也由此定位在了重化工业之上。建国初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科技人才的储备不足，工业布局的地理重置很大程度上都没有严格地遵从科学和经济的运行规律。甘肃省的金昌、嘉峪关、白银、玉门都成了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源，可这些资源型城市如今所面临的转型困境也许是当时人们始料未及的。在这一切的背后，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中国这一“总体性社会”所拥有的强大动员能力。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新中国具有了迈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以及强大的国家意志。在新的社会重构下，劳动人民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对新国家和新领导集团的高度认同，使豪情万丈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乐观地践行着“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的精神，“乘风破浪”向一个个不可能进发“创造人间奇迹”，但这也为日后意想不到的结果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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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还是环境？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期，个体经济开始出现，，至 80 年代后期，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转变和经济政策的调整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是那个时期的贴切形容。“下海”一度成为当时的时髦词汇，广为人知。大量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投入到商海中，随着“三资”企业的快速发展，新的管理阶层或白领阶层不断壮大。经济精英成为中国社会中一股新的行动者。“多劳多得”的劳动报酬逻辑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能动性，大量农业剩余人口涌入城市，农民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化；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也促使工人阶级开始分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导向。过去实行的“铁饭碗”的制度光环也逐渐开始暗淡，全社会的垂直流动变得比以前更加开放。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1979 年时全中国的 GDP 总额仅为 4062.6亿元，1990 年时就增长到了 18667.8 亿元，2000 年增长到 99214.6 亿元，2010年的 GDP 总额已增长到 401202 亿元1。这一连串持续增长的数字勾勒出的是经济长期高增长的“中国奇迹”的图景。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依赖的则是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甘肃能源资源丰富，这为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1978 年兰州市 GDP 仅为 21.8 亿元，到 1992 年时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2000 年经济总量突破 300 亿元，2010年 GDP 总额达到 3810 亿元1。在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工业规模持续扩张的背后，是甘肃资源环境和大气环境不断恶化的态势。让我们看一下兰州市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变化，从有监测数据的 1986 年开始，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从 547.91 亿标立方米增加到1990年的912.2亿标立方米，2000年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1195.73亿标立方米，2010 年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 1805 亿标立方米。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在“促增长、保增长”的发展逻辑的推动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不可忽视的则是这种发展模式对资源环境产生的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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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爱怨洒水 ................................................22
二、 不再“灰”之不去 ........................................23
第四章 工业变迁视角下的“兰州蓝” ...........................27
一、 兰州市工业发展纵览 ......................................27
二、 兰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分析 ..................................30
第五章 “弱者”的博弈..........................................38
一、 “兰州蓝”---不必然的必然产物 ...........................38
二、 地方实践与全球变化 ......................................40
第五章 “弱者”的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计划体制和国家宏观战略的布局中，甘肃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一五”时期确立的 156 个工程项目，在西部地区建设的民用企业项目中，7 个落户甘肃。其中能源项目有兰州热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石油化工项目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项目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军工企业有 3 项落户甘肃，242 厂（兰州飞控仪器总厂，后改为国营新兰仪表厂）、781 厂（国营厂风机器厂）、805 厂（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此外还有其它 6 个配套企业，兰州自来水厂、永登水泥厂、国营 404 厂、国营 504 厂、酒泉火箭发射场、国营 135 厂（国营万里机电厂）。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构筑了甘肃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化学工业、炼油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电力、建材、有色金属冶炼、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都建立起来了1。这些奠定了甘肃现代工业迅速崛起的基础，同样也奠定了甘肃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尤其是闻名全国的“两兰”，成为了“共和国石油化工业的摇篮”。
1969 年的珍宝岛之战使中国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了对外战略的考量之中，“三线建设”计划孕育而生。由此，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就在中西部地区的 13个省、自治区拉开了帷幕，大批工业项目由东向西转移。甘肃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一五”时期较好的经济基础，成为三线建设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省份。1964 年 9 月，甘肃省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三线建设的筹备工作。1964 年冬，甘肃省及中央各部门工作组分赴甘肃各地进行勘查和选厂立项，确定甘肃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按照建设计划安排，项目定点和开工先后，甘肃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65 年和“三五”时期为第一阶段，基本建设投资 52.99 亿元；“四五”和“五五”时期为第二阶段，基本建设投资 102.54 亿元，共安排建设项目 700 多个，新建、迁建和重点改造156 个企事业单位[52]。甘肃省规划的三线工业布局，除兰州外，新建项目主要分布在酒泉、张掖、永登、红古、靖远、临夏、定西、天水、平凉及白银至宝积山的铁路一带。到 1978 年，甘肃全省工业总产值 91.13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62.12倍。主要工业品原煤完成 978.33 万吨，原油 81.97 万吨，发电量 114.48 亿度，生铁 46.58 万吨，分别比 1949 年增长 58.26 倍、11.85 倍、2289 倍和 1552 倍[53]。甘肃工业已由解放初的以轻工业为主，转变为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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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冠名为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能不能用讲故事的方式推进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同时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技术，从而达到认识社会的目的，这一直是悬在研究者心中的一个疑问。自孔德开创了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以来，经涂尔干发挥，再到帕森斯的结构主义，主流社会学一直以自然科学为蓝本，探寻社会和世界背后的普遍规律，并强调结构在形塑历史和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普遍规律强调客观性，然而客观性的反面是主观性。故事的讲述者如何消除主观性的危险，从而在日常生活世界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呈现因果律？这是需要慎重思考和深入探究的，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本研究存在的一个不足。
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社会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又存在着巨大的断层。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毛泽东克里斯马式的权威一度成为凝聚整个新社会力量的重要武器，农业、工业、国防、卫生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其最好的注解。但不可否认的是，超乎寻常的个人崇拜和政治热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常规化的国家治理困难重重，运动式的治理手段则轰轰烈烈。新中国工业的从无到有，整体国民教育的匮乏使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环境问题隐匿在众多的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之中而貌似无形之物，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历史很关键，因为是历史过程通过制度转变创造出了关键时刻可能起决定作用的差异，关键时刻本身就是历史的转折点。这里我不是强调什么历史决定论，而只是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离不开历史的维度，而在本研究中，历史不光表现为一种线性时间上的历史发生次序，而是两点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兰州灰”与“兰州蓝”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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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356605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caipu/35660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