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家”杨朔的小说创作历程

第1章《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人性解放的乡土抗战小说

1.1敏锐的时代敏感性

《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最早在国统区公开介绍边区新貌的文学作品之一，向国统区民众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新的社会风貌，在人们眼前展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而这方面创作的大量出现是在1941年以后，足以说明杨朔的预见性。创作《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时的杨朔只是一名怀着五四自由主义精神的爱国主义者，＂那时（指1945年之前）我有文艺至上的思想，只愿在党的领导下做文化宣传工作，为抗日救亡出把力……我原是个自由主义者＂，到延安后体验了革命根据地的农村生活：从党中央的领导到平民百姓，人们虽然是住窒涧、睡±化、吃小米，但处处朝气蓬勃，洋溢着自由、民主的快活空气，这样的环境氛围使人也胸感到宽大霍亮。杨朔到延安后拜访了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高层领导，并请毛泽东为文艺刊物《自由中国》题字——一切爱国人们团结起来为自由中国而斗争；也走访了边区的农村，边区农民质朴的品质与抗日救亡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打动了他，解放区新社会制度之下的社会风貌让一路逃亡感受到悲凉与绝望的杨朔看到希望之所在。从东北沦陷区逃到国统区再到延安解放区，虽只在延安停留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却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不同，回到国统区广州构思写出了《帕米尔高原的流脉》这篇6万字的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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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带着五四精神走向抗战

杨朔在《帕米尔高原的流脉》的后记中提到：＂我写这部东西的动机，绝对不是投合一般人的偏好，干着不十分高明的投机生意。我有我的企图一小小的企图，希望在这不长也不短的六万字当中，能够解剖一下某种新的社会制度之下，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究竟是怎样的不同。＂这篇小说对杨朔个人来说是探索性的创作，新的社会制度即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治和主地改革，而人民的生活与思想则是中国农民作为庞大的社会阶层长期遭受奴役，翻身做主人后的精神变化及面对侵略战争时民族意识的觉醒。后方乡土抗战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意识的呼唤、个性意识的发现和社会意识的自觉等三个创作倾向。民族性是基于抗日战争特殊时期背景下的抗争；个性意识是农民本身就具有的，只是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期才将目光转向他们，对其个性进行发现；社会意识则是在抗战中披露出中国社会黑暗的结果。农民个性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发现与自觉都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衍生出的。但是，杨朔式的后方乡土抗战小说并非只达到了他所希望的＂解剖某种新的社会制度＂、通过民族意识觉醒呼唤农民个性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程度，或者说是小说的走向并不是严格地按照他所努力的方向，而是横化出了多种元素或维度，值得我们去细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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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延安——追寻生命的曙光

2.1创作的转向

自1938年创作《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之后，杨朔便进入了战地生活，期间一直以随军记者身份撰写报告文学、战地通讯等即时性文章，他认为在空前激烈的民族和人民解放战争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动人屯、魄的战斗故事，而报告文学这种新生的粗趟的文学样式却能够迅捷、快速的反应时代的风云变幻，使作家能够将战地所见所闻报告给广大读者，从而鼓起人民的战斗意志。1942年7月重回延安，虽错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但在中央党校进行了为期3年的学习与工作，他曾对胞弟杨玉讳说＂那时（指1942年之前）我有文艺至上的思想作怪，愿在党的领导下做文化宣传工作，为抗日救亡出把力，从未申请参加党组织到延安整风后，才有了彻底的改变。我原是个自由主义者＂。在重返延安后，他才重新开始小说创作，而此时的杨朔在经历了4年的战火洗礼与延安的学习，创作风格发了生了巨大的变化，杨朔由一名自由主义作家成长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作家。

2.1.1战地生活——真实的时代声音

真实的记录时代是作家的使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大事件，它曾牵动着千千万万的作家对其进行书写，但战争同其他题材不同，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家可根据自己的见闻来弥补体验的不足，战争作为特殊的政治事件，其内部的复杂性及在参与者也中引起的震动绝非局外人靠想象能理解的，因此作家在战争中的参与度与认知度对于战争文学的创作就显得格外重要。杨朔1938年在贵阳参加了文艺界抗日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大会，又在1939年春到重庆参加全国文艺界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开赴山西中条山抗日前线，半年后作家战地访问团返回重庆，杨朔却作为战地记者留在华北，常年奔赴于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曾经历过国民党第一次反共商潮的摩擦战、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及反扫荡等多次战役．也曾几度遇险，最终都是在八路军战士奋不顾身的掩护下脱险，因此曾被誉为＂马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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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讲话》影响下的小说创作

2.2.1工农革命的创作主题与革命之路

1945年以后，杨朔开始了新的创作征程，直至1950奔赴朝鲜战场前，他创作了4篇中篇小说，十余篇短篇小说，题材上有农村题材、工人题材和军人题材。值得－提的是，40年代中期，由于作家对工人生活尚不熟悉，对工业题材普遍较为陌生，因此有关工人题材的小说创作在质与量上都与农村题材存在一定差距，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在实际操作中其实是走向了农与兵，关注工人反抗斗争、工业生产的作品屈指可数，可以说，工人题材小说作品在整个40年代都是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而1945年之后的杨朔将文学关注的焦点聚焦于工人，创作了《红山石》、《北黑线》、《锦绣河山》等工人斗争题材小说，从时期来讲《红石山》是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日寇占领铁矿区中国劳工的悲惨生活和解放斗争，而《北黑线》和《锦绣河山》则是解放战争时期铁路工人为保障前线战斗物资运输开展的保路斗争，对解放区工人生活的展示，提供了一个不同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生活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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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延安——追寻生命的曙光..............21

3.1创作的转向............21

3.1.1战地生活——真实的时代声音............21

第4章《三千里江山》——共和国叙事的重构与皈依...........27

4.1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主题............27

4.2平凡的英雄群像..........28

第4章《三千里江山》——共和国叙事的重构与皈依

4.1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主题

《三千里江山》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讲述中国铁路工人用生命建设、维护援朝战略物资运输线的感人故事。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了，9月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轰炸了中国的边境城市，严重及新中国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浩浩荡荡开赴朝鲜，在东北亚半岛油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反帝斗争。从性质上讲，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共和国的侵犯，保护中国安全，派志愿军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正义战争。

以战争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具有极强的审美目的，它总是不可避免地宣扬己方的战争正义性，甚至成为了除枪炮战争以外的第二战场，大量的英雄叙事成为实现这－－文学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它是凝结人也的最佳手段，为自己的战±做最强的精神鼓舞。建国初期Ｗ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在英雄叙事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尝试，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都塑造了十分成功的英雄形象，这类英雄形象大多是作家怀着顶礼膜拜的心态描摹而出，几乎都被当做神灵般去歌颂，他们失去了作为人的性格特征，在形象塑造时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战争胜利有积极作用的行为与影响成为英雄塑造的重点，最为典型的英雄当属邱少吉，烈火中坚守直至牺牲，战友们在英雄悲壮事迹的感染下一举拿下了391高地。革命化叙事使英雄的牺牲成为激励战争胜利的号角，而英雄的形象则被一体化为为战争胜利的自我牺牲，神化之后再无他质，英雄的个性被消解在原则中，个人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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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到《三千里江山》，，杨朔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这些创作都是在战火中诞生的，这个过程中杨朔从五四的自由主义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帕米尔高原的流脉》看似书写的是阶级仇、民族恨，实则是从入道主义角度对战争进行批判，造成启蒙大于救亡的文学效果，其中的启蒙精神是作家内在的精神旨趣，即使在抗日救亡这样波涛汹涌的历史潮流中也无法被淹没；而在经历了延安学习之后，作家的创作水平出现倒流，创作的不适使作品呈现出政治口号似的简单的情节和人物，这种作家自我诉求对政治规约的妥协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去苛责作家对政治的依附，这种转变是历史语境的规约与作家创作主体情懐双向作用的结果；《三千里江山》是作者在经历思想信仰的转变后，又用长达十年的文学实践后实现的创作突破，延安文艺精神内化为创作源泉之一，浮泛的表述被深入的生活化日常化描写所取代，成功地塑造了姚长庚、吴天宝、姚志兰、车长杰、老包头等人物形象。作家内里中对人性的关怀重现，这种人性的书写是在国家叙事的统摄之下，通过人性中爱情、亲情的珍贵助力爱国主义的神圣，实现了人性与爱国主义的统一。至此杨朔的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之后他又筹划创作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洗兵马》，分上中下三部，但由于工作关系只完成了上部《风雨》，《洗兵马》长篇遗憾成为残卷。杨朔的小说创作历程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与最终的胜利，其创作的转向也随着新的民主政权的建立而发生变化，这种密切的时代参与度对其创作无意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既是其创作实现真实地记录社会的有力依据，进而使作品始终能够在自身所表现的某一点中窥得历史的走向，又是作家自我转变与时代巨变之间节奏脱节，造成创作水平出现反复的祸首。但这样的磨合是必须的，《三千里江山》既是作家经过磨碼后的利剑，在自我与时代的结合中实现了对共和国文学的重构与版依。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