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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童心说研究

发布时间:2016-05-07 06:23

第一章  童心说的提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一直以来哲学与文学都是紧密相连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状态,被称为“异端”的李贽就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才使得他最具影响力的童心说最初的概念开始萌发。当然任何人的思想言行都会在他的成长背景中找到促使其发生的痕迹,李贽也不例外,童心说最终的提出与李贽独特的个性和其生活的特殊时代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章旨在探究童心说提出的缘由,追溯李贽文学思想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借此能够更好的理解童心说。


第一节  文化思想渊源

一、王阳明的良知说

由于危机四伏的封建社会,危险环绕、动荡不安,这些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是导致王阳明良知说出现的必然结果。王阳明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快要结束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社会的动荡和转型期,此时的政治、经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矛盾。在思想界,虽然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它已经失去往日的风采,成为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封建文人成名的狩猎工具,失去了对人们的说服力,理学家们虽然勤于思考,可是这种只是单纯的思考会使得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脱节,导致其学术风格呆板僵化,这种思想观念是很难吸引到普通大众群体的。面对如此的社会现实,王阳明敏锐的察觉到了封建王朝已经开始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出于对封建统治维护修复的目的,他在传统封建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良知说。

王阳明《传习录》中所提到的良知的概念是指它是在不经过后天研习的情况下,有先天性的一种是非标准和对于道德的规范。这也就说明了外在的一切其实其本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只是“天理“的不同形态,是以不一样的形态对此的阐述罢了。这样结合来理解,良知也就是先天所具备的道德,它是人的本源。王阳明是在对孟子良知良能的传播基础上之上,将其扩展成为宇宙万物的一般性原则来加以继承的。他说“良知者,心是心体”。在这里良知是一个自然的状态,王阳明的良知是道德的良心。良知就是“没有实际具体事物相对应”的本源,是所有宇宙人文精神的创造者,一切人类的认识和现实中的实践操作,都是要回到原点,回到良知的。

同时,对于“致良知”的方法,王阳明主张它的实现是通过两种方法,既外部指引与自我反思。外部指引是指通过教育感悟的方式得到自我本源的良知。自我反思则包括无事时静坐反思、遇事时去解决事情从而得到锻炼这两种途径。在获得良知的方法中,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他自身怎样去努力,也就是无论何时进行自省获得良知时,都能通过打坐静思的方法去实现。在打坐的过程中,心情宁静的沉思,回忆自己的所作所为,总结所做事情的好坏,将众多杂念去除,个别感悟,了解到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以更好的感受自己内心的良知。但是在培养训练方法上,更重要的是要在具体事情上的锻炼。总的来说,王阳明的良知说作为思想界的一个新趋势,提出了每个人都具有自我的良知,并且在此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带给人们心灵的解放、重视个人精神自由等观念的同时,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还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其时代局限性,在宣扬人人平等拥有良知的同时,却又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断的在对于这个平等性给予否认,让人感觉到良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并且它并不完全是依靠先天所得,还需要通过后天的努力与自省去获得的,因此还是带有很深的传统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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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理论渊源

一、本色论

前面已经提到阳明心学的发展变化及其核心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仅体现在哲学思想上,对于其文学理论同样也是影响很深。由王阳明所提出的人性自然的观点到了明代中后期,被越来越多的王学弟子所弘扬,其中唐顺之作为南中王门的一员,对于发展王阳明的文学观念,真正提出性灵文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于王学的“天机自然”的基本理论观念是颇为认同的,特别是鉴于当时文坛前七子推崇复古诗文理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为唐宋派的重要代表,他们对此复古思想起到了遏制作用,特别是唐顺之,更是彻底对这种复古思潮进行了革新,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本色论。

不可否定,在文学思想上,唐顺之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一开始唐顺之对前七子的复古文学主张还是大为推崇的,他早期对李梦阳的诗文特别喜欢推崇有加,常常手不释卷: “初喜空同诗文,篇篇成诵,下笔即刻画之。”[1]虽然这个时期唐顺之的文学思想与前七子的复古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为唐顺之本色论的完成提供了可能性。在他 30 岁时,唐顺之的文学观念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此时的他成为了唐宋派理论主张的重要提倡者。这个阶段的唐顺之开始接触心学,一步步产生了由文入道的改变,他作为唐宋派文学的领导者,提出了文艺思想和其理论在于以心学为核心,这样的文学方式才是最正统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要能够做到文以载道。但是在这里他所说的文以载道和前七子的大不相同,前七子主张通过复古主张以此来抒发自我的真性情,但是他们的这种复古主义过于盲目,一味的只是重视表面形式。而唐顺之的文以载道,主要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实质内容的深刻性远远大于文章形式上的精美,而且前七子论文章是情感的表现远重于事理的表达,而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唐顺之则是把理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也正是由于上述的不同,唐宋派成为了此时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正如左东岭先生所说: “从学术渊源上讲,其唐宋派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以程朱之学作为思想背景的,这决定了它的文学思想是追求道法自然,相互之间一种平衡关系为目的的,他依然受限于外在形式等因素,依然以复古为价值取向。”在四十岁以前,唐顺之高度重视文章的格式,讲求有法有度,他既强调了文必有法的规定,又强调了文法它们都是各不相同,有其自身变化各异之处的,将文章的有法和无法很好的融汇在一起,由此逐步形成了本色论这一文学理论主张。此时的唐顺之在接受心学思想以后,巨大的变化产生在他的哲学观念之中,在《与两湖书》中,唐顺之很清楚而确切的说明了天机说: “夫古之所谓儒者,岂尽律以苦身缚体,如尸如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动摇而后可谓之为学也哉? 天机尽是圆活,性地尽是洒落,顾人情乐率易而恶拘束。然人之知安恣睢者之为率易矣,而不知见天机者之尤为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为无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为无拘束也。”在唐顺之看来,这个所谓的天机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这与阳明心学中的良知说是殊途同归的,他认为既然天机是先天固有的,是人的本心之源,因此万事万物都应该顺应天机而行,遵从自己的本心,这样的哲学观念进而在文学理论的体现上也就是本色论的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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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童心说的理论内涵


童心说是李贽文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李贽认为文学艺术的根源就是出自于童心,还把是不是出于童心作为判定一篇文章好坏的标准,提倡文章应该抒发真情实感。他由童心作为出发点,把“真”当做自己毕生的追求,同时他还崇尚生活本来之美,觉得虽然形式和内容都同样是文章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通常将好的内容适时表现出来了的才是真正的好文章,远比文章形式来得更为重要。他的文学观念还反映了广大人民大众的尚俗审美趋向,因而被历届文人视作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等,在李贽这里却得到了大力推崇,在对《西厢记》、《水浒传》等戏曲小说的亲自评点中,迈出了小说戏曲点评的第一步,对后世影响极大。


第一节  尚真

在童心说中“真”这个说法始终贯穿其中,这个概念不仅受到释、老两家的影响,而且还是阳明心学的产物,是李贽文学观念中非常关键的一节。李贽一直倡导文学作品要真诚,他时刻以真作为自己人生的标准,并以此全面贯穿于自己的文学理论之中。

李贽曾作《藏书》,这本书的组成部分是《世纪》和《列传》,它们主要是由往昔各个朝代的正统历史资料所构成,以此来做历史人物评传。李贽认为史书的写作者应当从古至今,不管有着多少的冤屈事例都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辨它们,即使这意味着说出真相会与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敌人,也要“以其是非堪为当前人出气”。由此可以推断出,李贽写作史书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求真,因为只有真正如实的去反映了历史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这才能算是符合书写历史书籍的基本要求,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那么这又怎么可以称之为史书呢? 李贽认为通过阅读书籍能够从中见到作者本人,这可以说是与古人对话,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对话,李贽可以通过外在的体肤看见五脏,也就是可以直接体会到古人的心声明白其所想所思,李贽将自己的这种天赋才能称之为“天幸生我心眼”。据许苏民先生的说法便是“李贽写文学评论,之所以能言人所不能言,就在于童心赋予了他深刻的洞察力” ,由此可知,李贽将真这个字彻底贯穿在自己的史书写作当中,以此来表现自己强调的做真人写真事。

李贽做人写文章很看重的就是一个真字,他强调真情实感远比文字的修饰更为重要,也特别鄙夷那些以教化人为目的,没有真实自我的假道学、假道义,因此他以毫不留情的文笔去鞭笞那些伪君子,那些假道学家,因为他们并不“以闻道为心”,相反是将道学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手段,期望以此来获得富贵,假道学尤为可恨之处就是假仁假义、口实不符。李贽一针见血的点明了他们如何假借讲道学之名以达到自己荣华富贵之途径:“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然则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这就是这些人热衷于讲道学的原因了。因为他们别无所长,要想获得富贵就只有通过讲授所谓的道学来获得。同时,李贽认为作家的人品和文章价值是密不可分的,不同作家创作风格是各异的,但是他们之所以有着不同的风格都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性情不同,都是自然性情的真实体现:“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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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尚情

在对做真人强调的基础之上,李贽接而提出了要对真实性情进行大胆抒发,提倡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这种观念与以往一直被大众所接受的中和之美大为不同。“中和”这种传统观念由来已久,一直对中国文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早在西周晚期就提出了以和谐作为美的概念,后来孔子除同意吴公子季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愁”等审美观点以外,又要求约之以礼做到中和。我国文学作品里面常描述的那种凡事讲求中和、随遇而安的性格特点,就是和此密不可分的。当然,非中和之美这种与提倡中和之美的观念截然相反观点的提出出现得也是很早的,司马迁就充分的肯定了屈原幽怨悲愤心态的出现和抒发是天性使然、是合情合理的。而韩愈虽然提倡“不平则鸣”,强调“有不得已而后言”“郁于中而泄于外”但他所论的还是具有很浓重的儒家诗教意识。发愤著书说本来是司马迁所持有的观点,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皆贤圣发愤之所谓为作也。”这里的发愤著书揭示了因心中有“愤”继而进行创作的规律,较之之前的创作中提倡对儒家“礼”的遵循,以“礼”来对自己作品的约束和规范,李贽的发愤著书显然有了和它们本质的区别。

李贽所提出的发愤著书,其实就是总结提炼出自司马迁以来的那些非中和之美的观点,这一切不仅是作者在运用非传统观念去表达感情,而且还更为强调个人真实自然的感受,强调情绪自我表现的强度。李贽在这里所强调的自我感情的抒发,它不仅仅是一般情感的自然抒发,更是要将这种情感强烈的表现出来。“不愤不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呻吟也,虽作,何观乎?”又说:“文非感时发己,或出自自己经画康济,千古难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从这些话中都可以看出李贽对自我感情自然抒发的看重,他强调感情抒发的力度,要随心所欲的去表达,不受任何约束,“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守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他认为真正优秀的文章都是作者长久以来积压情绪的喷发所作,这样的创作是一次不受束缚的自然宣泄。同时李贽还提倡作家要勇于去抒写怨,在《伯夷传》中就通过对杨慎的点评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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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童心说的意义及影响............. 24

第一节  童心说的意义及局限........... 24

第二节  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 28

结语................. 32


第三章  童心说的意义及影响


李贽在文学上提出的“非圣无法”的改革性提议,在明朝晚期推动起了一场“崇真尚俗”的文学创作的热浪,打破了沉闷的晚明文坛。李贽因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大环境等客观原因,他的哲学、文学思想肯定难以避免的有其弊端和狭隘之处,但是,李贽的美学思想仍然是时代的最强音,是历史文化沉淀的宝贵财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童心说的意义及局限

在此之前,在文学上传统的美学思想实际上是指儒道两家追求个人与社会之间可以很好的融为一体,这种美好和谐的理想人格能够无所拘束的真正实现。而李贽对人的本源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见解,这种美学思想是对自由和独立人格的追求,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把个人情感和欲望推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他明确的指出个人的本质在于主体的情感宣泄,带领人们去寻找在当时被忽视了的个人本体。李贽的童心说是对文学主体性这一文学观念的推崇,李贽率先把文学主体性推进了文学创作概念的视野,在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第一,“这种以灵魂觉醒为基础,以自己的‘本心’为其核心,真正的重视自己内心的想法,完完全全丢掉外在教条传统、虚伪道德,可是说是一个相当标准的解放个性的观念。这对于其时的文学界无可置疑的是有着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第二,它可以对美、审美和艺术作出不同于以往的审视和见解,与以往古代文学中讲求规格整齐的审美趋向大为不同,童心说是从个人与社会、传统意识截然相反的理想人格获得自由的角度来看,建立起一个以个人和社会传统意识相冲突的文学理想,是以重视个体情感为核心价值的文学理念。在明代中晚期,以李贽为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文学理论打破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古典文学传统理论,他构建起的美学理论拥有自己显著的特点,这在当时以洗涤一切的气魄和勇于突破的精神,一时之间引起社会的轰动反响,获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认同和积极响应,掀起了一场对古典文学理论自我审视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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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李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渡时期,这样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是一个不安分的时代。一方面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新兴的市民阶级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依然很顽固假道学盛行,此时的社会等待着“异端”的出现,恰好在这个时候,李贽顺应时代发展的出现了,弥补着之前的空缺,他的著作书籍虽然在当时被禁止销毁,但是他的文学思想却反而是越走越远。在文学领域他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童心说,以此来反抗当时文学界所盛行的缺乏真实感、盲目复古的文学创作风格,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救赎之路去承载起如何能够更好的生活的重担。李贽的童心说在后世文学中影响深远,对晚明、满清以及五四文学都有很深的影响,甚至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也有着现实的启示意义,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4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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