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方方小说的人物的宿命书写

第一章 方方小说中的宿命书写的主题向度

方方的创作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的如此残酷而真实，冷峻而深刻。她早期的作品以《“大篷车”上》为代表，洋溢着青春的浪漫与诗情，是一种追求理想的温情试笔。到了 1986 年，《白梦》的发表，标志着其清醒与痛苦并存的创作中期开始。在这一阶段方方渐渐认清了社会上的种种人情世故，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觉察到了人心的冷漠与麻木，于是《风景》、《船的沉没》等一系列揭示着生存残酷本相的作品相继出现，震惊文坛，方方的写作风格也由此随之改变。到了现在，方方对现世的怀疑依然存在，然而在怀疑中又增加了其对人生、人性和生命的关怀，并执着于为此寻找出路。在她行云流水般的倾诉中，一个个人物，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在社会历史浪潮的挣扎中，在生存变幻无常的沉浮中，经历着命运的不可琢磨。在她的作品中，人物都是以悲剧谢幕，并且都是人物不想如此却只能如此的结局，从而使得宿命感流彻作品的始终。宿命与悲剧在某种程度上的密切关系使得方方作品中流露出的宿命感让悲剧演绎的无比厚重，但到底是宿命注定了悲剧，，还是消亡的悲剧增加了宿命的不可捉摸，都是耐人寻味的。

第一节   历史困境：轮回中的定数

方方的小说创作集中于两大题材：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在本节，笔者首先主要以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刻画为研究对象，有关底层民众的研究将在下一节呈现。对于知识分子的书写，方方更多的是将其置于历史与当下、传统与开放的具有双重语境的环境中，然后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审视与刻画其中的抗争与绝望。由此，所谓的历史困境，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同一群体的不同经历与命运结局，在作品中则具体表现为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莫名的遭遇与殊途同归的无奈。

不断发展前进的中国社会，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改革，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生活水平与质量，形成了相对多元的价值体系。而有着重要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的知识者的生命形式也随着每一次变革呈现着不同的形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关注知识者在不同时代的生存形态，成为方方等作家关注人性、命运的一方视角。对于知识分子，福柯把他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始终坚守良心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普通知识分子，一种是拥有着专业知识，视知识为技能的特殊知识分子。而在方方的作品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如祖父、父亲、丁子恒等无疑是属于前一种知识分子。再看方方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虽然是以每一代的命运书写为一个系列，然而其对他们的命运的共同关注及其时空交错下的命运对应式书写，使得方方的笔下呈现一种有关知识者的“无处遁逃”的“定数”的生命形态。由此可以看出，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方方并没有因其对知识分子始终如一的热爱与关注而承袭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通过描写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来揭露和控诉社会黑暗的道路，而是将精力集中于对祖父、父亲和自己的三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沉浮中的遭遇的审视和对这一高级群体的人格变化和命运遭际的展示：在战乱横生的年代，知识者慷慨赴死；在和平的建设时期，陷入政治运动漩涡的知识者遭受的是灵魂的屠杀、精神上的自杀；在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人格与操守一文不值的时代又让知识者陷入了无望的生存困境与尴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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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活困境：黑色风景下的人性变奏

一种倾诉的需要——是方方在每次对“为什么写小说”的询问时的回答。在经历了阅世、识人、察史的人生体验之后，倾诉对方方来说变得越来越需要。在方方小说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虽然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然而与通俗小说不同，讲故事并不是方方的主要目的，她曾经说过“我只是借故事里的框架，但在故事的中间故事的背后包含着我想说的东西，包括说我自己，包括我所见到的人和事，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对社会的一种判断，一种感受”。于是，关注生的疲劳，解剖死的惨烈渐渐成为方方小说的存在主题。而与知识分子题材并列的底层市民的书写，尤其是对其艰难生存困境下人性的复杂与脆弱的剖析，使得虚伪荒诞的生存图景再一次在其小说中呈现出宿命般的神秘与恐惧。

一 黑色亲情下的“生死疲劳”

方方自 1981 年发表《“大篷车”上》至 1986 年以前，其创作充盈着青春的盎然诗意与冲动向上的激情活力，然而从 1986 年《白梦》的发表，其作品便开始了消解诗意之尝试。在阅世、识人、察史的人生成长中，方方渐渐领悟到社会中人事的复杂与人性的复杂，于是以小说的形式来梳理生活、阅世察人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意图，而在小说中对琐事背后的人性解剖与生命的阐释则成为其 80 年代末的主要创作思维，这也是方方继萧红、老舍、巴金和张爱玲等人之后在文学创作的主流话语的背景中坚持着被人冷落的鲁迅先生的小说写作传统，即通过“对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展示和对人物人性内蕴的多样性发掘，丰富或强化着鲁迅式的以聚焦人性、阐释生命为旨趣的现代中国创作风格”。方方这位“从内心出发”进行创作的作家以其冷峻严肃、厚实执着的创作态度向读者展示了社会的人性溃散并由此而导致的“亲情异化”与“生命荒诞”。《落日》《风景》《黑洞》就是方方探索窘迫的生存条件下，人性的扭曲对亲情的消解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父母与孩子之间、姐弟之间为了各自的生存而展开的令人心寒的勾心斗角，让人感觉到所谓血浓于水的家庭亲情的不堪一击。这些亲情之间的人性撕咬让人感觉到了一种生与死的疲劳。

《落日》讲述的是一对兄弟亲手将自己尚存生命气息的老母亲送进火葬场的故事。丁家祖母丈夫早逝，为抚养丁如虎、丁如龙两兄弟，为撑起破碎的家，祖母扎过花灯，当过清洁工，捡过十几年的垃圾，除此之外，祖母还帮过别人洗过衣服，扫马路扛码头的工作也做过。总之，祖母在五十年的守寡中用自己的汗水、仁爱，养育着丁家的子子孙孙。然而，正当祖母自己一手撑起的丁家儿孙满堂，自己可以坐享天伦之乐时，却在一次与大儿子丁如虎的家常争吵后赌气喝了“敌敌畏”而自杀。自杀的祖母被自己的子孙迅速送到医院抢救，在经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后祖母奄奄一息地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可是就在祖母与死神搏斗的时候，她的儿子孙子却心照不宣地集体制造着她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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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方小说宿命书写的艺术表达...............36

第一节  复调结构：多元模式并置下的生存对峙.........37

第二节  偶然植入：历史发展中的命运轨迹............45

第三节  幽默话语：了悟生存本质的超脱..............52

结语................59

第三章 方方小说宿命书写的艺术表达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既是社会转型期也是作家身份的分化期。对于这一时期作家的社会处境的研究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中的分析，即“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知识分子幻想的‘广场’早已不复存在。‘广场’改建成了集贸市场，大众沉醉在商品崇拜之中，到处是嚷嚷吵吵，再也没有谁来听你指手画脚地说教了。激情不消自退，知识者恐怕又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文化中心摔向边缘的过程”。当作家们一度依恋的各种学说思想被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像视频、商品化消费冲淡得不复存在时，失落感、无根感的弥漫使得作家们从精神层面到物质层面都失去了昔日的时代与精神的代言者的神圣而面临着“边缘化”的“宿命”。在当今世事发达且浮躁的时代，作家们怎样选择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既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也是“一种群体生存意义”并“成为 1993 年前后中国文坛的集中话题”。于是，一部分作家快速实现着身份的分化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第一节 复调结构：多元模式并置下的生存对峙

小说结构，不仅仅具有形式功能，即构思全篇，凝聚各因素使文本成为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还是作家将现实素材整理为文学情节的主要手段，所以结构“不仅是一种形式因素与写作策略，还与特定的人物情节、故事内容构成作品的艺术整体”。方方的小说结构在其创作初期多为简单的单线叙事，对轻松嬉戏的写作风格的关注使得小说的结构营造意识不强烈，而到 1986 年，在经历人情的卑鄙与冷漠之后，方方仿佛一夜之间弄懂了如何创作，文体逐渐走向自觉，小说结构也在这觉醒中呈现出瑰丽的光彩。其中多线复合却又彼此独立彼此联系的复调结构是方方写作中经常用到的创作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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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观方方的创作，她在描述底层市民生存的艰难，男女情爱的绝望，知识分子的悲怆命运的同时，呈现着绝望与痛苦。这种痛苦与绝望源于 80 年代中后期受“伤害”后的清醒，正如方方所说：“一夜之间，我就醒了过来。就仿佛一个复杂不过的人生和世界一下子摊开在了我的面前。转眼也罢，闭眼也罢，总之，萦绕在眼前在心头的是一种永远也抹不掉的失望”。清醒后的方方看到了虚伪背后令人失望的真实。当丑陋、世俗、粗鄙、病态的轮番上演造成人性的扭曲、命运悲剧的呈现时，方方感受到了生命的荒诞与无常。面对荒诞与无常，方方“无力渗透”后走向了宿命。

然而这种宿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无与消极，而是一种面对生命遭受随意戏弄的真实掘发，是一种面对病态人生的冷漠演绎，是对荒唐时代的人性脆弱的真正了悟。由此看来，方方的宿命看似神秘与不可知，实则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是对荒唐与混乱的时代的否定与嘲弄，是对拯救人性的一种别样的努力。然而不得不提出的是方方以命运悲剧为主题的部分小说篇章中所存在的模式化倾向的问题。首先是警匪题材的小说结构模式化。不论是《埋伏》《过程》还是《行为艺术》的主角都是由一个玩世不恭或本身并不热衷于警察这个职业的小人物来担任，像江白帆、叶民主和小怡警官一类的人，而最终破获陈年旧案或棘手要案也是这些不起眼的一群人，而对于那些热衷警察事业并兢兢业业工作的人民警察，如杨高、李亦东等作者总是让他们在小人物的“辉煌”中或孤寂或颓唐度过余生。除此之外，小说中偶然性情节的频繁性使用也是方方表现命运悲剧的一种创作模式。在揭示情爱绝望的小说中，例如《暗示》中叶桑的遭遇，《树树皆秋色》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遭际以及《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的许红兵在黄苏子生命中两次“偶然”的出现。偶然性情节可以悄然“暗示”生命历程的神秘宿命，并能改变小说原本的叙述方向和因为能够打破读者固定的阅读期待而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和刺激，尤其是警匪题材小说中偶然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对“英雄”与“神圣”的随意消解。阅读方方关注生死的创作可以看出她是喜欢偶然性在文本故事中植入的，但是太多偶然性的堆积让笔者感到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主观化操作的印记，而且偶然性的堆积也让小说的结构逐渐出现模式化的现象，而之所以结构相似也不排除偶然性情节的频繁植入，由此使得小说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因为模式的固化而渐渐降低，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引起重视的问题吧。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方方作为一位用灵魂创作的作家，一位将文学创作与关注人性相衔接的作家一定可以创作出更多显现生存本真意义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