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纯文学”简述

引  言 

2001 年《上海文学》发表了李陀的一篇访谈录——《漫说“纯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李陀指出起源于 80 年代的“纯文学”通过对“怎么写”的积极探索来反抗僵化的文学教条，并且借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纯文学”也因此成为了 80 年代文学的主流。而随着 80 年代末期政治环境的改变以及进入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兴起，“纯文学”所依赖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陀认为进入 90 年代以后那些继续坚持 80 年代形成的“纯文学”创作理念的作家们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且因为“纯文学”观念的“不及物性”也导致了“文学与现实发生严重脱节”①。李陀对 90 年代以来“纯文学”的谴责引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关于“纯文学”的激烈论争。学者们的探讨多集中在“纯文学”的定义、“纯文学”在 80 年代产生的背景、“纯文学”在 90 年代衰落的原因等问题上。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些参与探讨的学者们对于到底什么是新时期的“纯文学”，新时期“纯文学”的价值等基本问题缺乏明晰、统一的认识。面对学者们对“纯文学”的各种争论，笔者更感兴趣的不在于“纯文学”在当下的影响与境遇，而是更关注这些问题的源头——80 年代的“纯文学”。我认为只有搞清楚了关于“纯文学”的源头性问题比如 80 年代的“纯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具体包括哪些类型的作品，又是如何发挥着自身的作用等等，这样才能够对其今天的表现做出更为清晰的认识和评价。 本文所论述的“纯文学”，就是指以 80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以现代派、寻根、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看似这些文学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它们有着类似的价值追求——摆脱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功利主义目的，追求审美、形式、语言等文学自身的价值。这里所说的“纯文学”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文学以及大众文学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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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结束之后到 80 年代前期，文坛上相继出现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三种创作潮流。其中伤痕、反思文学是对十年文革乃至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所带来的伤害进行控诉和反思；改革文学则是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通过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改革家所遇到的困难与成就的真实反映，塑造了勇于投身改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毫无疑问这三种文学潮流在当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甚至是轰动效应，然而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审视这些文学作品时会发现这些作品虽然摆脱了文革时期僵化的艺术标准，作品的内容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但是从创作方法上来看这些作品仍然没有摆脱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形成的文学规范，从艺术形式上来说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步。进入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艺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拉美文学的引进，我国的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文学逐渐实现了回归自身、回归审美乃至转向了形式探索。1985 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文学变革之年，在这一年各种“纯文学”作品集中地涌现了出来:阿城的《树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老井》、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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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学观念的变革 

第一节  现代化与文学的选择 
1979 年 10 月底，广大文艺工作者期待已久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这次文代会致了祝辞，在发言中邓小平肯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成绩，并且对今后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并且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①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80 年 7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宣布用较为宽松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 “文艺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口号②。这样以来就否定了长期以来主导当代文坛的“工具论”的理念，为此后文学观念的革新奠定了基础。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的工作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这之后我国的各项事业基本都是围绕着现代化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明确的指向即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四个现代化，应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对于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百废待兴的中国而言具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顺应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渴望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意愿，成为新时期向前看、凝聚人心的重要口号。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四个现代化的重心是在发展物质生产力，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建设在当时并没有明确成为现代化的追求目标，那么文化尤其是文学在这场追求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应该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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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为什么对同一个文学心理学研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认识呢？其实鲁枢元的“向内转”是指的新时期文学转向了对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的描写，相对于过去那种重在外部描写客观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而言当然是一种“向内转”；而韦勒克和沃伦则是从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从文学作品的语言入手进行修辞学、文体学、叙事学等方面的研究才算是内部研究。1986 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向内转”。“向内转”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注重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三无小说”，以及在诗歌创作表现为“以个性的方式再现情感真实的倾向加强”①。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个：一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二是自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学就有向内转的趋势；三是 80 年代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所致。鲁枢元在这篇文章中虽然对文学“向内转”的描述较为含糊，，但是“向内转”这一趋势确实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只不过鲁枢元主要是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的“向内转”，然而有意思的是在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却把文学心理学看做文学的外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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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80 年代的纯文学创作——以 80 年代中期的新潮小说为例 .......14 
第一节  现代派文学的探索 .........14 
第二节  寻根文学 ...........16 
第三节  先锋文学 ...........20 
第三章  新潮批评的推动 ..........23 
第一节  朦胧诗论争 ...........23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叙事学转向——以对马原小说的先锋批评为例 ..........25 
第三节  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29

第三章   新潮批评的推动 

第一节    朦胧诗论争
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 80 年代的纯文学创作和解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在 80 年代初期为朦胧诗摇旗呐喊“三个崛起”的出现，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推动文学革新的新时代。伴随着 80 年代中期新潮小说的出现，新潮批评也应运而生。通过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出现了明显的叙事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等趋势，新潮批评家们对新潮文学的批评，极大地丰富了新潮文学作品的阐释空间，证明了以新潮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70 年代末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一批年轻的诗人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主要有食指、北岛、芒克、顾城、江河、杨炼、舒婷等人，他们的诗歌以全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冲击着诗坛，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这股新诗潮却引起了一些固守五六十年代诗歌传统的诗人、评论家的不满和质疑。1980 年《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这篇文章以老诗人杜运燮的《秋》和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两首诗为例，认为他们的诗作语言晦涩、怪癖，难以使读者理解，他把此类诗命名为带有贬义的“朦胧体”，“朦胧诗”因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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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纯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的产物，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审美理想，她的诞生是数百年来西方艺术界一直追求艺术自主性的产物。西方艺术界也在审美自律的观念下创造了极为丰富的艺术作品，并且这种观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古老的中国也在这种冲击下开启了艰难地走向现代性历程。在中国从 20 世纪初开始，纯文学的观念作为文学走出杂文学的古典形态走向文学的现代形态而开始出现，经历了 20 年代 “为艺术而艺术” 的创造社的倡导、美文运动、纯诗思潮的进一步探索，到了 30 年代的京派倡导一种为人生而又远离政治的纯文学，中国的纯文学观念处于不断的探索发展的过程中。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救亡成为整个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文学在此时也就成为整个抗日救亡事业中的一部分，纯文学也就被多数有爱国心的作家自觉的搁置了起来。新中国建立之后，文艺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机器的建设之中，文艺的工具性作用被进一步强调，文学依附于政治完全丧失了自主性，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被发挥到了极致。文革结束之后，在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大潮中，文艺界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纯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也得到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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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