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成长背景与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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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散文中常提到各地饮食,早期文集《雨天的书》有《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等文,晚年作《知堂回想录》仍有专门章节“路上的吃食”回忆离乡就学途中遇到的小吃风味,后人辑录有《知堂谈吃》,这都给人留下“美食家”的印象。
周作人常用以吃寄托对故乡的怀念,他念念不忘浙东乡下的荠菜与黄花麦果糕,南京茶馆的豆腐干丝,东京的豆米点心(周作人说过东京也是他的故乡);钟叔河在《知堂谈吃》序言中说:“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周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对于夫人,很少言及。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从未言及。而在周作人与羽太相恋结婚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留下日记(按:据周自己说,从1906年到1911年,他没有写日记。)他在《周作人自述》中,对于自己的婚姻只有一句:“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时“伍舍”的女佣。1908年4月8日,周作人与羽太初次见面,1909年3月18日,,周娶二十岁的羽太信子为妻。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性格迥异,但二人一起生活了54年,这位一生没有学会中文的日本女人对周作人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婚姻(二)
周作人带着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老家后,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极为“惧内”。后来又一次,羽太又因发脾气而昏倒,她弟弟羽太重久也在绍兴,见到后便不经意地说道,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但周作人却已经被她调教服帖了。
后来鲁迅在北京购房,周氏一家搬入八道湾。因周母年纪已大,又对北京不熟悉,故周家由羽太信子主家政。全家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鲁迅每月300多元,周作人有240元,周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有些收入,一家收入颇丰。谁料羽太花钱无度,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危机,信子与其他人的矛盾也逐渐激烈起来。周作人虽并不支持信子,但因为惧内,他便一味对信子妥协,换取安宁。后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发生矛盾,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信子对周作人的照料很是周全。周作人从不关心家事,对孩子们的哭闹也置若罔闻。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完全屈从于信子,他们的生活差不多已经完全日本化。
梁实秋曾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简直匪夷所思。”
对于羽太信子,鲁迅、周母、周建人、许寿裳等人都评价不高,鲁迅甚至用张作霖的统治来形容弟媳对周作人的管束,周建人对于这位嫂子加大姨姐的评价更是很低,认为她是导致自己两位哥哥失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羽太信子的生活的另一面。俞芳《谈谈周作人》中曾写道:鲁迅的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很是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让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徐淦《忘年交琐记》中回忆羽太信子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个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钱稻荪对文洁若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但据徐淦回忆,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象样的绍兴话”。)
周作人一生顾家,忠于信子,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纳妾,从无出轨情事,对“多妻”、“娶妾”之类很是鄙薄,他曾多次指责鲁迅、周建人“纳妾”(按:鲁迅未与朱安离婚便与许广平同居,周建人同样未与羽太芳子离婚便与王蕴如同居)。
周作人被捕之后,羽太信子谨遵妇道,苦苦支撑着,等待周回家。
解放后,羽太信子终于加入中国国籍,她拿着批准入籍的证书高兴地对住在其家中的徐淦说,因说的是日语,徐并不明白其意,但还是点头假装明白。周作人在一旁翻译,说羽太表示她爱中国,渴望加入中国籍,申请了许多回,终于如愿以偿,所以万分高兴。
在晚年信子的跋扈性格似乎并没有完全改变,碰到不顺心的事,她便要发作。加上她体弱多病,精神状态几近崩溃。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是晚,周作人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他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
1963年4月8日,信子去世后一年,周作人在日记里深情地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鲁迅和周作人,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都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一起翻译作品,一起到北大教书,五四时期,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但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却截然不同。
鲁迅对兄弟极好,特别是对周作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支付信子的三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1917年,经鲁迅推荐,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年,周作人出疹子,北京时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很是害怕,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作人延医买药。得知周作人为出疹子后,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对周作人说,在你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当时会馆设施极为简单,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反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今北京新街口),这出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而在鲁迅购物装修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着急,又此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八道湾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至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今北京海淀)停饮,大醉。”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周建人也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家庭矛盾,因为周作人妻子的肆意挥霍。周建人说,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两人的收入已经很高,但家中却月月亏空。原因在于当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家中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即使周氏兄弟的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么多的男女佣工。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就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全部换成新的。鲁迅不仅每月收入交公,多年积蓄也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则穷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到上海后,曾对周建人讲起八道湾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作人的婚姻之谜
黄海的风教育心语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在鲁迅三兄弟中排行老二,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读有关周作人的简介,偶然间读到一段对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的介绍:羽太信子,周作人的夫人,日本人,1909年与周作人结婚,后随周作人来到中国。1962年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至此两人的婚姻生活长达54年,终于落下了帷幕。
感觉到作者用字的巧妙,一个“终于”道出了周作人与羽太信子之间复杂情感纠葛。不过,当我想看到更多的关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之间的介绍的时候,却变得异常的困难,因为,有关他们婚姻生活的记载材料并不多,只是零星散落,不成系统。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周作人虽然一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对自己的这位妻子却很少提起,其次是他与周作人的婚姻正好是是在中日交恶的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位日本女人也很少有人愿意提起。但从一些片段里我还是大致推测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之间的婚姻生活的大概。
周作人188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鲁迅官费留学日本,1903年,周作人19岁,官费留学日本。周作人1911年从日本回国,期间在日本留学、生活近9年。他与羽太信子的相遇、相识以致结为夫妻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内。
他与羽太信子是怎样相识的呢?周作人、鲁迅、许寿裳另外还有两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同租住在一起生活,因为不能自己打理生活,不得不通过房东介绍一位帮忙的女工。这位前来帮忙的女工就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出生于1888年,比周作人小三岁,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村姑,其貌不扬,个头不高,也并不可爱,不过个性不辣,稍显张扬。
当她来到这一群中国留学生中间时并不显得尴尬陌生,她为这些留学生烧饭、洗衣、端茶、送水、整理房间。这五个留学生中就数周作人性格最为内向,不爱说话。羽太信子有时候就故意来逗他说话,起初这位温文尔雅的小伙子总是被羞得满脸通红。羽太信子是个在日本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日本社会底层女子,而这五位留学生都是公费到日本留学,不愁吃穿,因此不能不说羽太信子还是个有心计的女子。
这五位留学生中周作人年龄最小,也是他的年龄与羽太信子最为接近,因此,渐渐地两个人便熟络起来。周作人是个不懂生活的人,他的生活本来就非常依赖别人,这样一来,他就更加依赖这位日本的保姆了,羽太信子对他也是格外细致地照顾。慢慢地,两个人开始避开众人说话,大家也都意识到了什么。但那个时候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有很多取日本女子为妻的,大家也见怪不怪,但作为大哥的鲁迅,却有些意见。
但,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在鲁迅留学日本的期间,母亲鲁瑞做主为鲁迅安排了一门婚事,把鲁迅从日本骗回中国,与大鲁迅三岁的朱安结婚。鲁迅对这段婚事极为不满,但他又是个极孝敬母亲的人,不便对母亲多说。鲁迅新婚在国内待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回到了日本继续读书。
因此,当鲁迅感觉到弟弟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关系后,虽然心里不太满意,但因为自身的原因,没有过分反对。于是,羽太信子的家人就来和鲁迅兄弟俩谈论婚事,就这样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在日本完婚。
1909年鲁迅回国,周作人1911年回国。回国后的生活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在浙江绍兴。此时鲁迅回国后参加各项文化和政治工作,事务繁忙,不常住家中,此时的家务主要有母亲鲁瑞操持。但回国后的羽太信子性格与在日本有了很大的改变,她的泼辣的个性渐渐展露出来。一开始周作人还与之争辩,但这个日本女子只要丈夫一有不顺从她的地方,便放开嗓门大声叫骂,甚至于以死相胁。羽太信子有一种毛病,近似于癫痫,只要一激动就会倒地仿佛死尸一般。周作人从小受过儒家礼教教育,本来就和羽太信子性格相差很大,再加上她的这一毛病,因此他的个性变得更加谨小慎微,懦弱怕事,也不与妻子做过多的争辩,越来越顺从与妻子。对于外人从来不提家事,虽然有人多少听到一些,对他进行规劝,让他活得像个男人,但周作人也只是听之了之。
第二段是在1919年前后,鲁迅一家搬家到北京。此时,老太太身体不好,不再过问家事,因此家里的事务都由羽太信子负责,兄弟三人把每月所得都交于羽太信子。这样一来羽太信子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不仅仅先前暴躁的脾气没有改变,还开始过上了极为铺张奢侈的生活,甚至于把两位日本的兄弟接过来同吃同住。鲁迅看不惯羽太信子的做法,多次和二弟说起,但周作人惧内,宁可牺牲兄弟情义,也不敢和羽太信子多说一句。这样闹到最后兄弟二人与1923年决裂,鲁迅从北京八道湾胡同搬走。
第三段是在1937年以后。1937年卢沟桥事,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对周作人来说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当然对周作人来说,去与留主要取决于羽太信子的态度。最终周作人选择留守北平。这也就有了后来周作人出任汪精卫伪政府各项职责的事件。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即被南京政府捕获并被判15年有期徒刑,投入大狱,直到1949年国共和谈时被释放。这期间,羽太信子恪守妇道,虽屡遭各种打击,仍然一心一意守候在狱中的丈夫。这一段经历是后来周作人一直受辱的主要原因。
第四段是1949年建国以后。建国后政府对周作人采取宽大处理的态度,毛主席特批他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并发放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此时的羽太信子,脾气依然十分暴躁,加上生活的困顿,常常对周作人破口大骂。因为工作的原因,周作人不得不努力工作,上级交给他每个月的翻译任务必须完成。周作人经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心中满是气恼,然而又不想和她多作争论。
有一点必须交待的是,在羽太信子与周作人共同度过的54年的婚姻生活当中,羽太信子一直以有周作人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丈夫为骄傲,并且对他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
1962年4月8日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此时的周作人已经将近80岁,身体也不好,不能去医院,独坐家中他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五味陈杂,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
本文编号:116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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