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鲁迅看不起《新青年》 买它是为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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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的人们大概都会承认，《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批判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报刊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影响最大的刊物。可是在它刚出版的时候，反应却是颇为冷落的。就是鲁迅，起初也没有怎么重视它。

　　大可一驳的新杂志

　　鲁迅和陈独秀都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却并不同时。陈独秀是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1919年3月底因受到反改革舆论的攻击而去职。鲁迅是1920年8月6日接了北大的聘书，前去讲授中国小说史，这时陈独秀早已不在北大了。他们两人并不曾在北京大学同事。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期刊。第一卷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二卷发刊已经是在袁世凯死后，就改刊名为《新青年》了。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

　　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注：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周作人这一段回忆与事实有一点出入。并不是他到北京以后鲁迅才拿《新青年》给他看的。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寄它到绍兴家中给他看了。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青年杂志》创刊之初，鲁迅并不寄给周作人去看，现在一大包十本寄去，大约是看法变得好一点了。

　　许寿裳于1917年9月调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鲁迅写给他的信里多次谈到《新青年》。1918年1月4日的信：“《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日出版云。”因为销路不好，第三卷出完之后，群益书社不想出下去了。几经交涉，才答应续刊。第四卷第一号于1918年1月15日发行的时候，距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发行)已经间隔四个半月了。第四卷第二号出了(1918年2月15日)，鲁迅给许寿裳寄去，同时在给他的信(3月10日)中说：“《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反正是销路不好，出版者就多送人，扩大影响。从鲁迅日记中看，他不仅寄赠许寿裳，还分赠齐寿山、钱钧夫(名家治，物理学家钱学森的父亲)等人，以及通俗图书馆。

　　批驳者进入编辑部

　　钱玄同，1918年，《新青年》编辑、主要撰稿人。

　　不久，鲁迅开始给《新青年》写稿。敦促最力的是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和刘半农。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民国六年(按即1917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琴南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的交谈，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引用了。极力敦促的还有刘半农。

　　钱玄同刘半农他们这样极力敦促鲁迅兄弟为《新青年》写稿，应该说是也反映了主编者陈独秀的态度吧。鲁迅想：他们正办《新青年》，这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而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于是拿起了笔来。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正如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的：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那时革命的前驱者”，落实到具体的人，当然就是陈独秀了。

　　鲁迅不只是为《新青年》写小说，写新诗，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后来他在《热风·题记》中说：“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就这样，鲁迅、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

　　周作人，(1885-1967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编辑的武器与鲁迅的诗意

　　鲁迅的《忆刘半农君》(收《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往事的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藏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这里，拿“武库”之有无来表现陈、胡、刘的差异，比喻确是精彩。可是周作人对此说是否可信提出了质疑。他在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

　　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例如《新青年》编辑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来不参加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第11-12页)

　　周作人把他自己以及鲁迅同《新青年》的关系定位于“平常写点稿子”的“客员”，从来没有参加过编辑会议，更不用说独力分担某一期的编辑了。在鲁迅日记里所记同陈独秀的交往，都是些书信往来，那些“来访”“往访”的见面的记载一次也没有，更没有参加《新青年》编辑会的记载了。或问：是不是在已经失掉的1922年的日记本上有此一类记载呢？这很容易回答：1922年陈独秀是在广州，下半年，《新青年》出满九卷也就停刊了。当然，日记中没有见面的记载，只表明他们没有单独会见过，并不能排除多人聚会(例如共同赴宴之类)时候的相见。这样的见面想来总是有过的吧。

　　扑朔迷离的编辑会

　　是不是出席过《新青年》编辑会的事情可以存疑。但是陈独秀极力催促鲁迅写稿却是千真万确的。周作人保存了一批陈独秀给他的信件可以作证。

　　周作人的《实庵的尺牍》一文(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九卷，第608-613页)汇录了陈独秀写给他的16封信。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里只选入了其中3封。下面据周作人文引用。

　　1918年12月14日信：“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

　　1920年2月19日信：

　　启明兄：五号报(注：指第七卷第五号)去出版期(四月一日)只四十日，三月一日左右必须齐稿，《一个青年的梦》望豫才先生速将全稿译了，交洛声兄寄沪。六号报刊打算做劳动节纪念号，，所以不便杂登它种文章，《青年梦》是四幕，大约五号报可以登了。豫才先生均此不另。弟仲上，二月十九夜。

　　同年3月11日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同年7月9日信中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周作人当即将陈独秀催稿的意思转告鲁迅了。鲁迅很快作出了反应。1920年8月5日鲁迅日记：“小说一篇至夜写讫。”7日：“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记的就是把刚写成的小说《风波》寄给陈独秀了。

　　同年8月13日陈独秀致周作人信：“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注：第八卷第一号)印出，先生译的那篇(注：科罗连珂作《玛加尔的梦》)，打算印在第二号报上，一是因印刷来不及，二是因为节省一点，免得暑天要先生多写文章。倘两位先生高兴要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

　　同年8月22日信：“《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同年9月28日信：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陈独秀，(1879-1942年)，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感谢在押的政治犯

　　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可见他鉴赏的眼光。只是他建议鲁迅将所作小说结集出版，时间还稍早了一点。这时，他还没有写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阿Q正传》。三年之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才出版了。

　　这以后陈独秀忙于政治活动，他和鲁迅作人的文字之交也就中断了。

　　1933年3月，鲁迅为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写了一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南腔北调集》)，其中回忆往事，说：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须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几个月之前，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鲁迅对这样一位在押的政治犯公开表示感谢，也有向当局表示一点反对的意思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陈独秀正在狱中。几个月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陈独秀也就获释出狱，在1937年11月21日出版的《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2期上发表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我猜想是应《宇宙风》编者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约稿。文章很短，只有三段。

　　第一段讲鲁迅同《新青年》的关系，指出他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但“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他这样说，正好印证了周作人所说的“客员”身份。

　　第二段讲鲁迅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在民国十六七年(注：1927、1928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注：指创造社太阳社)，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先生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第三段谈鲁迅1936年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认为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文章最后说：“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第215页)这也就是他对亡友鲁迅最后的评定和怀念，也是最中肯的评价，鲁迅最可宝贵的遗产正是独立思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