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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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押去法庭受审。

晚年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

　　年，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作为一名职业军人，黄埔一期生的宋希濂接受记者采访，明确表示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作人，这位被大家认为充满了智慧的长者，根本不懂什么叫国际政治，看这段时期的日记，不是他请日本人吃茶聊天，便是赴日本人的宴会喝酒，似乎活得非常潇洒。在北平的文化人，遇上日本人找麻烦，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赶快去找“周启明”，也就是说赶快找周作人。为什么呢？因为周是可以在日本人那里说上话的。

　　12月26日，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作广播演讲，讲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一二三四说了很多，每一条都很丢脸，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罪证。动不动就是要为东亚民族解放而战，“我们身为东亚民族的人，应当在此时特别紧密联络，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以求本身的解放，这是东亚民族最紧要的时期，我们切切不可以忽略”。责任也好，意义也罢，无论怎么振振有词，都是大东亚共荣圈那一套胡说八道，出自能写一手锦绣文章的周作人之口，真让人情何以堪。好在当时媒体并不发达，没多少人听广播，讲话稿发表了，也没什么人愿意阅读。人在做天在看，那年头做汉奸也不容易，要不停地开会，赶场子发言表态。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月，周作人忙得不亦乐乎，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开，宴会吃了一顿又一顿。日本人很在乎宣传，而且显然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不难想象抗战胜利，周作人应该会有的狼狈。此一时彼一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45年日本人宣布投降，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对汉奸的大规模检举，紧接着北平也着手清算。周作人曾有过去延安的打算，知道国民政府肯定饶不了他，但是真去投奔共产党，人家也未必会欢迎。结果呢，认赌服输，以汉奸罪被逮，判处十年徒刑，关进了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我祖父说起周作人，总是觉得很惋惜，认为他“思想明澈，识见通达，实为少数佳士，即使做奸，情有可原”。现实总是残酷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周作人这样那样，偏偏他就是这样那样了。许广平先生在周作人被抓的那几天，曾在上海对祖父谈起过周作人，说周做汉奸后的“种种表现，皆贪吝卑劣，且为一般文人作奸者之挡箭牌，以为启明先生尚为汉奸，他何责焉”。祖父将这段话记录在了日记上，说自己“闻而怅然”，心里很不痛快。

　　周作人比祖父大了将近十岁，他弟弟周建人也比祖父大，祖父敬佩周作人的文章，与周建人私交更好，他们在商务印书馆共事多年。“文革”后期，我作为一名中学生，曾经见过周建人，他是人大副委员长，出门可以坐红旗牌轿车，在当时代表着非常高的国家领导人待遇。有一天过来跟祖父聊天，红旗轿车就停在胡同里，不知什么原因，汽车抛锚了，然后又来了一辆，小胡同里一下子停了两辆红旗，很是扎眼，许多孩子远远地在观看。与鲁迅和周作人相比，这位作为三弟的周建人学问如何，我一直弄不太清楚。他当过浙江省省长，还当过共产党的好几届中央委员，后来又是民进的最高领导。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听父亲说起周作人，他当然也是无意中听大人说的，意思无非周作人这家伙向来言行不一，说是一套，做又是一套，说他过日子太讲究，什么都很精致，要吃好的，要喝好的，文章虽然写得很漂亮，可文章漂亮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当了汉奸。抗战八年，正是父亲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年头，他随着祖父逃难到四川做难民，爱周围环境影响，对叛国投敌的汉奸深恶痛绝，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周作人被判徒刑，完全是情理之中，很显然，对汉奸，仅仅只有一个道德审判还不够，该法办还是得法办。南京夏天很热，老虎桥监狱通风条件非常差，黄裳先生曾有文章记录当时的情景，看见周作人光着上身，笨拙的身体在席子上爬，完全一副斯文扫地模样，旁边还放着个装花露水的小瓶子，显然是用来驱蚊止痒的。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都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绝对不能绕开。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他们，但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了解，必须认真地去读他们的作品。否则就会有太多人云亦云，就会有太多误读，而人云亦云和误读的重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周氏兄弟文字太多，真要耐心读完并不容易。好文章要慢慢品，与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朋友聊天，都会有一种差不多的观感，刚开始，你会觉得鲁迅文章好看，像投枪像匕首，看了觉得过瘾，到后来，便会觉得周作人文章更有味道，更好看更耐读。说起周作人的下水，每一代人看法不一样，出发点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祖父那一代读书人，崇尚他的学问，总体来说是敬重和惋惜。父亲那一代，印象中的周作人，也就是一个落水的大汉奸卖国贼，肯定好不了，他的结局是罪有应得。

　　我们这代人对周作人的观点，相对复杂一点，既没有祖父他们那代人的敬重和惋惜，也没有父辈那代人的轻蔑。我们小时候，汉奸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坏人，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坏人，所以他们都差不多，都一丘之貉。还有“地富反坏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坏人太多，天下乌鸦一般黑，像周作人这样的便基本上被淹没了。如果不是攻读现代文学专业，不是为了一个硕士学位，我很可能根本不会去接触周作人的作品。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右派平反了，地主富农摘帽了，反革命变成一个十分模糊的词，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过去那个概念，唯一不太可能更正的是汉奸罪名。

　　自古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老百姓(603883,股吧)心目中，文章好看不好看不重要，汉奸和男盗女娼一样，永世都不可能翻身。周作人的不幸是遭遇到了北平沦陷这样的乱世，他没有挺身而出，恰恰相反，半推半就地挺身而入，从出世的风流儒雅，变成入世的自甘堕落。周作人之幸运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很快垮台，改朝换代让他成为真正的隐士，事实上，他只坐了短短三年牢，在解放军还没过江前就被释放。此后的十八年，除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人在劫难逃，他的生活也谈不上太糟糕。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他照样写文章，数量很多，质量也不错，真不能写就翻译，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每个月有四百大洋仍然入不敷出。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周作人落水本应成为文化人心中永恒的痛楚，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原谅他做了汉奸这个事实，然而也未必会有多少人太当真。过去一百年，中国文化人一方面不断地扮演崇高，，说不完的大话，另一方面又有着太多无耻，太多让人难堪，因此，周作人的故事让人痛心，也容易让人聊以自慰。它给了我们一个可以鄙视他人的制高点，给了我们一个五十步讥笑一百步的机会，仿佛旧时指责邻人偷盗女子失节，人们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油然而生。崇高感的诞生，并不是因为自己真的有多崇高，而是我们觉得别人还不够崇高。口号越喊越响，节操却一次次落地，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化人的尴尬，有了上纲上线，有了检举揭发批判，有了互相构陷落井下石。

　　中国文化人的最大不幸，不仅仅是遭遇乱世，生命受到威胁，更多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一步步放弃了抵抗。明末清初的时候，面对清廷威逼和诱惑，顾炎武有一句十分体现文人之雄壮的话，“刀绳俱在，无速我死”，意思是说，你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人皆有怕死的一面，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死也就没什么太可怕。侯方域没人逼他，并没有刀架在脖子上，大清只用一个恢复科举，就将他给降伏了。因此《桃花扇》的故事精髓，在于国难当头，是与非的判断上，一个妓女很可能比一个文化人更有骨气，更明白道理。做人应该有底线，然而人生之困惑，往往是我们并不知道底线在哪，经常会书读得越多，越糊涂。

　　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周作人一直在悄悄为自己辩护，他可以认错，可以认罪，是不是真在忏悔，只有他心里才明白。巴金先生说起“文革”，认为最大的悲哀是很多人并没有罪，却真心地觉得自己有罪。认罪不认罪，忏悔不忏悔，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话题。抗战胜利后那几个月，各路汉奸仿佛热锅上蚂蚁。1945年11月16日，十分平静的周作人写了一篇《两个鬼的文章》，振振有词，痛斥中国士大夫的言行不一致，说他们所做的事，无非是“做八股、吸鸦片、玩小脚、争权夺利，却是满口的礼教气节，如大花脸说白，不再怕脸红，振古如斯，于今为烈”。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说自己很幸运，终于可以不再与虚伪的士大夫为伍，“吾辈真以摆脱士籍，降于堕贫为荣幸矣。我又深自欣幸的是凡所言必由衷，非是自己真实相信以为当然的事理不敢说，而且说了的话也有些努力实行，这个我自己觉得是值得自夸的”。周作人说所有这一切其实“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学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甚么奇事，然而在现今却不得不当作奇事说，这样算来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怜的了”。听其言观其行，真不敢相信此时的他竟然还能这么说，还能有这样的自信，写完文章二十天后，12月6日，周作人便以汉奸罪被逮，送到北平炮局胡同监狱。

　　周作人说自己文章中向来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一个是绅士，话说得有些绕，拐弯抹角，不熟悉他文风的人，很可能不明白要表达什么。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楚，说白了，就是好文章要包含两种气息，在看似讲道理的文章中要有流氓气，在看似捣蛋骂娘的文章中要有绅士气。一味讲道理难免“头巾气”，一味风花雪月难免轻浮，在写作技巧方面，对文章之道的精通，周作人绝对是高手和达人。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为人，然而不妨碍欣赏他的文风，学习他的文字。只是欠了账都得还钱，功不唐捐，在现实生活里，在有意无意中，无论是耍流氓，还是装绅士，一定要慎之又慎，认真再认真。

　　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读周作人文字，还是那种感慨，总会有一种心痛，惋惜他的落水，更痛心他被人鄙视，让人看轻。那些人格上还不如他，那些远比他更不光彩的行为，在政治正确的旗号下，大话空话言不由衷，溜须拍马随大流，争名夺利，动辄上纲上线，检举揭发批判告密，各种无耻和不堪，都可以肆无忌惮，都可以堂而皇之。龙游浅水也罢，虎落平阳也罢，现实就是现实，事实不容改变，祸因恶积罪有应得，周作人显然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的表率，他从神坛上跌落，名誉一落千丈，斯文从此扫地，因为他的存在，因为有他这块挡箭牌，中国文化人的整体道德水平，似乎都被拉低了。

（责任编辑：邓益伟 HN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