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周作人：在舆论的风暴中

  本文关键词：周作人

  更多相关文章： 周作人 汉奸 士林 舆论

胡适这首委婉的“劝驾”诗，9月20日才到北平，21日周作人即作新诗十六行，“略仿藏晖体”：

除了转载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这条通电，上海《文汇报》为表明自家立场，还在前头刊发了“世纪风”编者柯灵的一篇《促驾》。柯灵这篇“促驾”文的口气，与武汉方面理直气壮的声讨略有不同，虽也援引通电中“照片赫然，言论俱在”这八个字，承认周作人出席座谈会的消息“大约并非全是捕风捉影之谈”。然而，笔锋一转，提及《宇宙风》上周作人自比为苏武的通信，提及他“五四”以来的业绩，以及三十年代不问政治的“清名”，以为“累于生活，被遗留在狐鼠当道的世界，瓜田李下，召来不洁之嫌，也是很可能罢”。
周作人在沦陷下动辄招咎的处境，对留驻孤岛同样进退两难的上海文士而言，“当尤有深切的同感”。柯灵深知“‘背叛民族’一类的污辞，一经沾染，就要终身负累”，他虽不愿意贸然加在周作人这样的作家头上，“但洗刷之道，还在于自己。明澈的态度，坚决的行动，我们是迫切期待着”。所谓“明澈的态度，坚决的行动”，无非是要周作人赶紧“束装南下”。旁人既不能代为洗刷“背叛民族”的污名，，只好“乘机促驾”。
关于周作人事件，周黎庵在“世纪风”上发表的一篇辩解文章，题为《苏武与庾信》，是挪用周作人致《宇宙风》编者陶亢德信中的修辞——“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因为对知堂素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事变后周黎庵听说有关周作人的种种传闻，“总是付之一笑”。在他看来，从“五四”以来的周作人，到三十年代的知堂先生，思想态度虽有明显的变迁，但是从“用世”退到“出世”，即曹聚仁所谓“从祢衡到陶渊明之路”，而决不是走向热中趋利的狭道。周黎庵对知堂的信仰及思想脉络的理解，并不妨碍他对时代的大判断：抗战一起，七君子出狱，郭沫若回国，“已不是再需要‘寄沉痛于幽闲’的时代”，周作人此时“苦住北平”，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如此选择与外间对他的期待实在相差甚远，连周黎庵这样的知堂迷，也希望他“能南来领导抗战，回复五四时代的姿态”。
不幸的是，关于周作人的道路传闻，竟落实为白纸黑字，还“照片赫然”，进而招致武汉文化界的声讨，对周黎庵而言，“这正如‘曾参杀人’，虽欲不动摇一些信仰而不可得”，使其自抗战以来第一次“感到痛心、苦恼、难堪、羞耻”。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知堂的信仰，主张“看人论事”：倘使仅仅根据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载和照片，不加调查，对一个普通人，或可据为信史；对周作人这样一个有历史的人物，似乎太嫌草率，恐正中了敌人的“离间计”。

周作人“北大感旧录”中关于胡适的这一节，不仅抄录了藏晖居士与苦住庵主的“方外唱和”，还找到沦陷时期胡适给他的另一首赠诗，作于1939年12月13日，仍署名“藏晖”，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识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这是周作人接到的胡适的最后一封信。《知堂回想录》声称“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与其说是记忆模糊了，不如说是他有意模糊了这段记忆。对照胡适当天的日记，才知道所谓“两张照片诗三首”都与周作人遇刺事件有关：
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诗，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纸，信封上写“Dr. A. T. Hu，胡安定先生”，由华美协进社转。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搁到今天才转来。
所谓的“两张照片诗三首”，除了1938年9月周作人寄给驻美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的答诗，即日记中提到的“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张”。那两张照片是周作人被袭后第三天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西厢前拍摄的，从照片上还可以清晰地看见棉袍稍稍偏左的地方有一弹壳。值得玩味的是，周作人遇刺幸免后摄影留念并分送友人的心态，仿佛是想将这种烈士般的形象定格下来。所谓“诗三首”，除了“方外唱和”中的答诗，另两首应是其遇刺后所作的“元日感事诗”。“今日开封一惘然”似呼应知堂“元日感事诗”中的“回首冤亲一惘然”，但真正令胡适怅惘的，恐怕不是事隔一年后才收到这些诗作，而是遇刺事件后周作人所做的决断，已经抵消了“方外唱和诗钞”所起的社会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