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阈下AI电影的商业美学
发布时间：2021-08-09 05:15
对观众期待视野的满足是电影商业价值实现的前提。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关照可发现,AI电影文本将技术设置为叙事的关键行动元并普遍采用了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通过这样的操作,AI电影迎合了大众重建新感性、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心理需求,致力于对更普通大众的更一般的期待视野的满足与不断重构,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商业价值。
【文章来源】：电影文学. 2020,(17)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4 页
【部分图文】：
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2]
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符号的意义与内涵产生于元素之间的对立关系和相互作用。如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和另一个符号相区别的特质构成了这个符号本身。差异性造就了特征，就像它造就了价值和单位一样”[1]。格雷马斯用对立符号及其各自的矛盾项构建出一个模型方阵“格雷马斯矩阵”(Greimasian Rectangle)，如图2所示。矩阵中A与反A相反;非A与非反A分别是A与反A派生出的矛盾项;A与非反A、反A与非A构成蕴含关系。A与反A的二元对立关系是矩阵也是符号系统的基本关系，A与非A、反A与非反A的矛盾关系是矩阵也是符号系统的辅助关系。在该系统中，意义产生于四个符号间的相互关系及关系的变化。符号矩阵使得基于二元对立逻辑的符号结构更加完善，并使叙事文本深层结构的符号学分析更为可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立关系是整个矩阵的基础，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能够且仅适用于符号与符号体系的价值判断。二、AI电影文本的关键行动元与深层结构
AI电影文本中技术被设置为影响人类主体地位的关键行动元。依照与人类的关系，AI形象可分为人类的助手与威胁两类。助手AI往往以遵守“机器人三定律”(1)的奴仆、战士形象出现，接受人类的指挥，完成人力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能与人类和谐相处，如《机器人总动员》中的瓦力、《星球大战》中的R2-D2和C-3PO、《变形金刚》系列中的擎天柱。该类形象体现了人类对AI技术发展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威胁者AI或为恶势力的工具，或自身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前者如《世界之主》中被科学家助手利用的人工智能、《异形》中的阿什，后者如《终结者》系列中的“天网”系统、《超验骇客》中的“超级大脑”、《黑客帝国》系列里创造新的文明并统治人类的“母体”(Matrix，又译“矩阵”)。在以上电影中，技术的进步使助手AI出现并强化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威胁者AI电影中存在两个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如图3、图4)，技术是两模型最关键的行动元。模型一中，恶势力利用技术的发展和AI的进步谋求主体地位，威胁人类生存，秉持正义的英雄阻止恶势力实现其目标。模型二中，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获得主体意识的AI竭力获得或保持相对于人类的主体地位、威胁人类生存，人类英雄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AI实现其目标。两个行动元模型体现了AI电影文本隐含作者对AI技术发展所持的悲观或谨慎的观点和立场。图4 AI电影的行动元模型二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论卡梅隆电影“深层结构”之电影技术悖论[J]. 肖春艳,廖昌胤. 电影评介. 2015(14)
[2]高概念科幻片对中国科幻电影的启示——以《地心引力》为例[J]. 黄雯,蔡立英. 当代电影. 2014(09)
[3]技术恐惧的结构和生成模型[J]. 赵磊,夏保华.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4(03)
[4]新世纪“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研究[J]. 肖春艳. 电影新作. 2014(01)
[5]冯小刚电影与电影商业美学[J]. 尹鸿,唐建英. 当代电影. 2006(06)
本文编号：3331441
【文章来源】：电影文学. 2020,(17)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4 页
【部分图文】：
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2]
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符号的意义与内涵产生于元素之间的对立关系和相互作用。如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和另一个符号相区别的特质构成了这个符号本身。差异性造就了特征，就像它造就了价值和单位一样”[1]。格雷马斯用对立符号及其各自的矛盾项构建出一个模型方阵“格雷马斯矩阵”(Greimasian Rectangle)，如图2所示。矩阵中A与反A相反;非A与非反A分别是A与反A派生出的矛盾项;A与非反A、反A与非A构成蕴含关系。A与反A的二元对立关系是矩阵也是符号系统的基本关系，A与非A、反A与非反A的矛盾关系是矩阵也是符号系统的辅助关系。在该系统中，意义产生于四个符号间的相互关系及关系的变化。符号矩阵使得基于二元对立逻辑的符号结构更加完善，并使叙事文本深层结构的符号学分析更为可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立关系是整个矩阵的基础，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能够且仅适用于符号与符号体系的价值判断。二、AI电影文本的关键行动元与深层结构
AI电影文本中技术被设置为影响人类主体地位的关键行动元。依照与人类的关系，AI形象可分为人类的助手与威胁两类。助手AI往往以遵守“机器人三定律”(1)的奴仆、战士形象出现，接受人类的指挥，完成人力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能与人类和谐相处，如《机器人总动员》中的瓦力、《星球大战》中的R2-D2和C-3PO、《变形金刚》系列中的擎天柱。该类形象体现了人类对AI技术发展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威胁者AI或为恶势力的工具，或自身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前者如《世界之主》中被科学家助手利用的人工智能、《异形》中的阿什，后者如《终结者》系列中的“天网”系统、《超验骇客》中的“超级大脑”、《黑客帝国》系列里创造新的文明并统治人类的“母体”(Matrix，又译“矩阵”)。在以上电影中，技术的进步使助手AI出现并强化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威胁者AI电影中存在两个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如图3、图4)，技术是两模型最关键的行动元。模型一中，恶势力利用技术的发展和AI的进步谋求主体地位，威胁人类生存，秉持正义的英雄阻止恶势力实现其目标。模型二中，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获得主体意识的AI竭力获得或保持相对于人类的主体地位、威胁人类生存，人类英雄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AI实现其目标。两个行动元模型体现了AI电影文本隐含作者对AI技术发展所持的悲观或谨慎的观点和立场。图4 AI电影的行动元模型二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论卡梅隆电影“深层结构”之电影技术悖论[J]. 肖春艳,廖昌胤. 电影评介. 2015(14)
[2]高概念科幻片对中国科幻电影的启示——以《地心引力》为例[J]. 黄雯,蔡立英. 当代电影. 2014(09)
[3]技术恐惧的结构和生成模型[J]. 赵磊,夏保华.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4(03)
[4]新世纪“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研究[J]. 肖春艳. 电影新作. 2014(01)
[5]冯小刚电影与电影商业美学[J]. 尹鸿,唐建英. 当代电影. 2006(06)
本文编号：333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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