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争”“让”观研究

发布时间：2020-05-09 19:09

【摘要】： 反对争利,倡导谦让,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纷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反争尚让,已不再只是个人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天下民生的治道范畴。以救世为己任的先秦诸子从各自不同的时代、代表不同的阶级、集团,分析争乱产生的原因,对如何平争止乱,各抒己见。在反对争国争利的共识下,儒家倡导“礼让为国”,道家宣扬“为而不争”,墨家身体力行着“兼爱”“非攻”,法家则主张一断于法。 身为汉家史官,历史兴衰、现实剧变和自身遭际都使司马迁在“争则乱”的问题上与诸子心灵契合。他在社会政治思想上的“争”“让”观,是对先秦诸子争、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道家的宽容因循为治政原则,以儒、墨的仁善为施政理念,摒弃法家“一断于法”的偏颇,而以礼义为调节阀,以礼导利,以让化争。具体而言:尧舜禅让是司马迁公天下的最高社会理想;家天下制度下则倡导兄弟让国,反对争权相杀;称扬谦让简易之政,反对与民争利;推崇进则直言谏争、退则谦让同列的臣道,希望以此推进谦让之政的施行。 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人物评判等方面,《史记》一书都贯穿着司马迁反争利、尚礼让的思想,寄托着他“述往事,思来者”的深意。但囿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一思想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激烈的争权夺利面前,劝说权力谦让,无力以救乱;争臣的悲剧命运,亦说明以争臣直谏来寻求政治开明的艰难和不可实现。 从“争”“让”观的角度,来研究司马迁的社会政治思想,一方面可以扩展研究视野,推进对《史记》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丰富对《史记》内涵的理解,发掘其对于当今后世的意义。
【学位授予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I206.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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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656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