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研究述评

  本文关键词：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编者按：

　　近年来，海外的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和国内的章培恒、范伯群、孔范今、栾梅健等专家纷纷撰文，主张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上限前移至“清末民初”。尤其是栾梅健先生，明确将１８９２年发表的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论证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现特发表一组文章，供大家参考，并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

　　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问题在近２０年的时间里一再被论者提起。

　　１９４９年以来，无论是５０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８０年代末期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各个时期主流的文学史写作，都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定格在“五四”（尤其是１９１７年文学革命），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其标志。然而，近年来，这种“五四”开端说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中国文学之现代性转型的探索，其目的不仅是在为中国现代文学寻找源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探索关系到我们用怎样的视角来看待现代文学、怎样定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以及怎样发掘中国现代文学尚未充分彰显的丰富内涵。

　　对于“五四”开端说最早的质疑来自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正如李欧梵所言，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不是在‘五四’，而是在晚清。”（《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在执笔写作《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文学部分时，他这样写道：“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１８９５至１９１１年的１６年，在这段时间，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后，李欧梵更以现代性理论、安德森“想像的社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为其支点，论述了晚清文化、文学与中国的现代都市想像、都市现代性之开创等方面的历史关连（《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相比而言，王德威则用更为具体的晚清文学研究推进了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追问下，“被压抑的现代性”被用来正面表述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特质。 他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中文版序说道：“此一时期的小说（晚清小说——引者注）所显现的活力及复杂面向，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他认为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开启了“五四”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且还包含着比“五四”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对我而言，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但这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但是，王德威感兴趣的是福柯式的考古性探源与发掘，如他所言，他的研究不在于把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而是试图“描述”被“五四现代性”所压抑的“晚清现代性”。（《被压抑的现代性》，《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因此，他的研究，其目的也就在展示晚清文学的丰富图景以及隐藏其中的现代性线索，而不在确立标志现代文学之开端的界碑。

　　也就在差不多的时期，国内学者也开始探索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起源问题。

　　陈平原１９８８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通过对晚清小说叙述时间、叙述角度和叙述结构的细致分析，认为晚清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已经出现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变化。虽然他未能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源问题作深入探讨，但对后来者来说，他的研究依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性。

　　国内最早撰文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之分期问题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本世纪初，他参照《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分期标准，以“人性解放”为标准来探讨现代文学的开端问题。他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一文（《复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中，试图对“现代文学”与“新文学”作出区分，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始于２０世纪初而非始于１９１７年。“新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开端，只是２０世纪初文学的发展。他先是从文学精神和艺术特征入手，界定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一是人性解放的要求；二是自觉融入世界潮流的要求；三是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追求。接下来，他考察了２０世纪初至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认为此一时期已经存在与上述三个特征相通的因素，，“把它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而列入现代文学的范畴似乎是适宜的”。其后，柳珊《民初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文（《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赞同对“新文学”与“现代文学”进行区分，并对章文所述的三个特征进行了补充，论述了民初出版等“边缘性因素”，进一步论证了“２０世纪初文学”作为“开端”的理由。

　　此外，范伯群《在１９世纪２０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栾梅健《社会形态的变更与文学的转型》（《复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６期）以及杨联芬的专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等都将现代文学的上限移至晚清时期。

　　海内外学者各不相同的“说法”，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究竟在哪里？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们对此不停地追问，另一方面，却发现“五四”依然令人高山仰止，种种关于分期的讨论和时间上的前移似乎都撼动不了它的经典地位。这是为什么？只要稍作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大体仍停留于对分期的感悟式论述和大框架的粗略构建，现有研究缺乏有关现代文学标志性作品的明确论述，而这显然是不够的。“五四”开端说的强大固源于《狂人日记》的不可动摇，想挑战“五四”开端说，标志性作品的提出必不可少。那么，哪部作品才能和这一转型的关键点契合，能够算得上“标志”呢？

　　孔范今在《文学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４期发表文章《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文章论道：“如果我们不再执守成见，承认以上海为中心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即现代都市小说也是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独特需要和方式，那么，它的起点问题，也应为治新文学史者所关注的”，“而我认为，以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前期刊行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其起点标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范伯群先生《＜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６年第３期）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以及发行渠道等各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端。这些论述无疑是精辟的，但是，范先生未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只是将《海上花列传》视为通俗小说的开创性作品，对其文学史价值的论述还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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