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人新移民作家的飞散写作

发布时间：2020-05-11 14:44

【摘要】： 在国内文学研究和评论界，对华人新移民的指称有共同的认定，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由中国大陆移居到其他国家、目前已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人群。近年来，对华人新移民文学、新移民作家的研究，是国内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比较引人关注的命题。通常来说，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关注华人新移民作家中以汉语进行写作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严歌苓、虹影、张翎、严力等，这种研究应当说没有脱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辟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而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则主要关注新移民作家中以所在国语言进行写作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哈金、山飒、裘小龙等，这种研究是将他们与海外土生华裔，如汤婷婷、谭恩美等放在同一个评价体系中来考察的，属于某国华裔文学研究。因此，虽然同为华人新移民作家，由于使用的写作语言不同，这两类作家一直被置放于不同的框架中进行评价。这样一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意义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解析。因此，本研究尝试将这两类新移民作家放在同一个评价体系中进行研究，对他们的写作所具有的文化意蕴、审美表征，以及他们这个写作群体和他们的创作实绩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做出探究。在研究方法上，我采取理论统摄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飞散理论作为解读华人新移民作家和华人新移民文学的理论支撑，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细读和分析。本文期望通过对华人新移民文学的大致梳理，通过解析其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全球飞散现象的不可切分的联系，触摸到全球化时代的新移民文学以及华人文学的文化脉搏。飞散即diaspora的中译，亦可译作流散、离散、散居等，是源于希腊的词汇，后因指代犹太人的流散世界各地而成为专有名词Diaspora。这一专有名词，所蕴涵的是犹太人的悲情、漂泊和疏离。飞散概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产生了意义的重构，既有大写的Diaspora来指代犹太人的流散，也有小写的diaspora指代所有那些被迫或主动离开家园故土，生活于异地的人群及他们的生活状态。小写的飞散概念，一方面是部分地保留了它的本原涵义，即有关迁移、移民的状况和移民无家可归的漂泊和悲情，同时也拓展、衍生出很多新的涵义，包括文化跨民族性、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涵义。飞散概念在意义上的发展与重构，使得飞散研究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因为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资本的流通不仅带来生产的全球性流动，而且也带来文化与人的全球性流动。这使得飞散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由于飞散的经常化、全球化，使得它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飞散研究涉及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文学、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对飞散写作的研究就是文学领域的飞散研究，它是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新开辟的领地。飞散写作就是指称飞散人群的写作状况。本文试图在飞散的框架中解读华人新移民文学和新移民作家，从一个较新的视点切入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在绪论部分，首先对飞散概念做了系谱学上的简单考察，理清飞散概念由希腊词源到大写的犹太专有名词、再到小写普通名词的历史流变以及它在中文语境中的不同译名的含义。其次，对华人飞散群体和他们的写作概况做了范围上的扫描，并确定本文论述的范围乃是新移民作家群体。此外，在这一部分还对国内外的飞散研究状况做了简略的介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了国内对飞散写作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第一章华人新移民飞散写作的文化意蕴，从新移民开阔的家园诠释、复杂的文化认同、对民族形象和民族历史的重新审视等三个方面对华人新移民作家群体的写作进行了分析。华人新移民群体的去国离家，不是单纯的谋生，而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是知识分子现代性追求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与赓续。他们对于家园的理解具有自己群体的特点，这些特点折射着全球化时代的飞散者群体所具有的特点。家园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更多地代表了飞散者所追寻的梦想。对他们来说，家园认同更多的时候已不再与血缘、种族相联系，而是与经济利益、个人成功相钩连。因此，他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角找到家园。家园与世界是一致的，而非对立的。与家园认同相联系的是文化认伺。新移民置身新的家园时，生存与发展的迫切使他们需要另一种文化的搀扶，他们必须让自己尽力融入到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之中。然而，飞散者对故国文化有抹煞不了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记忆，这种民族文化记忆与新的异质文化时常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作为所在国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群，如果是就单个个体而言，为了自己融入主流社会而趋附于主流文化，毫无疑问是一种虽然功利却实际、有效的方式。但就整个族群而言，若要在主流文化面前建立族群的文化地位，就不可能单纯地去趋附主流文化，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而必须与民族文化建立起牢固的连接。但这种连接，决不应当是毫无变通地承继民族文化的传统，而应当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不能把自己族群的文化凝固化、本源化，需要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超越本土主义。由于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并非完全由血统这样纯粹生理性的因素所决定，而是社会和文化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在探究华人新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时，应当注意到其中的“暂时性、流变性、想象性、建构性”。在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新移民会在双重视角之下，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产生有距离的观照和更为冷静的审视，从而会产生新的认知。而身处异民族之中，又会耳闻目睹许多异文化对本民族形象的错误想象，甚至是蓄意的歪曲。这使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叙述，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清理那些被遮蔽的形象，用新的言语和文本来修正和改写错误与歪曲。因此，对民族历史与民族形象的重新审视和叙述，在华人新移民文学中是极为重要的部分。第二章华人新移民飞散写作的审美表征，从主题上的盘桓、报道化的叙事、混杂化的语言和多样化的载体等方面对华人新移民文学在审美表征上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华人新移民文学的这些审美表征是与新移民作家的飞散经历紧密相连的。由于他们切肤的移民生活体验，相当多的新移民作者选择了以纪实报道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经验。虽然它的客观和真实对读者产生了某些情感影响，但大多数纪实报道性的作品直接来源于当下现实生活、缺少必要的审视距离、同时又过分泛滥个人的情绪宣泄，文学价值并不很大。只有那些超越了个体经验的层面，能跳脱于现实之上、在虚构的世界里展开广阔的想象、于故事之中包蕴深邃的思索、探求人性的共同弱点以及其无限丰富性的作品才能真正代表新移民文学的成就和发展前景。华人新移民作家，在写作上呈现明显的主题盘桓，很多创作数量大的作家，其作品总是连续不断地返回同一个或几个主题。不过，这种返回并非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因为这些主题能够让他们不断从中开掘出更为深刻的内涵，因此每一次的返回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移民作家的飞散生活状态，使他们自然地面对着两种甚至是多种语言。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语言转换、语言混杂，会使他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内容发生变化。因为人在使用一种语言表述思想时，这种语言的结构和语法规则往往会把人浸润于产生这种语言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中。他们在写作时也自然不能免于语言的混杂，两种语言的语法和句式会不可避免地融汇在一起。这样既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也丰富了英语等其他语言的表达。这是全球化时代语言和文化混杂化的表现。飞散作家使用混杂化的所在国语言进行写作的过程，既是一种语言的再创造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翻译的过程，在所在国官方语言的框架之中，能够尽可能充分地展示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并使其以自然的方式为人所知，同时，又将自己本民族的词汇与语法结构通过这种自然的方式融入所在国的强势语言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强势语言的霸权，发出了自己族群的声音。通过这种语言的再创造，少数族群在一个自己的母语之声完全丧失意义的世界里，通过改造主流群体的语言而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族群的语言。使用这种语言，少数族群可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文化，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以此取代或覆盖主流表征系统中对自身的忽略、歪曲和负面误读，同时还向主流话语传达出一种争取文化平等权利的自信与坚韧。网络的出现和其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是这个全球化时代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新移民群体正是依靠了网络及其他现代传媒的发达，还有快捷的现代交通方式，而在故土与新地之间保持着感情的平衡。由于西方在互联网技术上的领先，使得新移民作家比国内的同胞更早地享受到了它的便利，网络成为他们写作的新的载体，正是他们率先开辟了汉语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既有文字相对粗疏和结构相对散乱的弱点，也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优点，给文学带来了远远大于过去的发展空间。网络文学是文学与技术的一种结合，这使得文学越出了传统的界限，呈现出新的样态。而越界，正是飞散的一种核心语义。全球化时代的飞散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漂流于世界各地的越界生活是他们能够平心接受的生命常态，他们能够在更宽广的文化坐标系中定义自我、故乡、家园等等概念。因此，新移民文学与这种现代传播方式的相关相连，是新移民这样的飞散者的生存方式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折射。第三章华人新移民飞散写作的文化价值，从边缘与中心的对峙和互动、双向的文化翻译以及民族性与异质性的整合方面论述了华人新移民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价值。飞散者面对异质文化的包围，自然就处于边缘的位置。边缘的位置是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带，能够同时望向两个、甚至是多个中心，获得了一种独异的视角。边缘的存在还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某种包容性的存在。因为只有在多元化的时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兼容并包，才有众多不同于中心的边缘存在。虽然，边缘与中心和主流是疏离的，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是有活力的，任何个体和群落都是可以自由移动的，位置的不确定性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因此，边缘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与中心的对峙。飞散者既在地理上跨越了边界，也在精神上跨越了边界，打破了思想和体验的壁垒。这使他们摒弃了偏执、排外的思考方式，可以更清醒、更客观地审视身后的母语文化和目前面对的居住国文化。认识到文化的渗透性、偶然性、混杂性。因此，作为飞散写作的华人新移民文学处身两种、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其独特的边缘地位，也正是其优势所在。它以非主流的方式对主流文化表征系统进行抵抗和颠覆，纠正其中的曲解和误读，努力以自己有效的表征系统进行自身的文化诉求，由此也逐步获取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在资本流通和运作已经全球化的时代，疆界、边界在不断被打破，各个经济和文化群落都在进行着直接的深度接触，一切“中心”都已经在呈现一种“非中心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边界越来越定义着中心，边缘也日益建构着中心。所有形式的文化都不断处在混杂的过程中。这也正是华人新移民文学对于汉语文学和所在国文学所具有的价值。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如果不能与另一种文化的独特性进行交流和对话，它的独特性的意义就会降低。但不同文化之间由于巨大的差异又不可避免地形成彼此的隔膜，造成交流的障碍和文化误读。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传通和翻译就非常重要。飞散者穿梭于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他们的飞散写作不管是以非母语向所在国的读者传递母族文化，还是以母语向故土读者传递他文化，都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对换，而是一种文化翻译、文化移植的行为。文化翻译能够传递文化之间的差异，纠正文化再现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新移民作家群体的写作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翻译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对于中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外面的世界、对于世界正确认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都具有很大的价值。文化虽然是基于地域的，但并不囿于地域。任何文化其实都是不纯的，所有形式的文化都不断处在一种混杂的过程中，应当把文化视为一系列构建、重新构建、拆散文化原料的过程，固定、统一、有界限的文化概念必须让位于文化元件具有流动性和渗透性的意识。飞散者携带母国或母族文化，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异族文化，这是一个文化接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文化冲突，，也会有文化采借、文化同化。文化来源的多重性和矛盾性使飞散写作者的文化性格具有多元整合性，既保留了母族文化的某些特性，是母族文化在新的居住地的延伸，同时也包蕴新的居住地文化，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交汇，是民族性与异质性的整合。华人新移民作家群体其实应当说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写作群体，从文学史的角度概括、评判他们可能为时尚早。但从世界华人文学的发展来看，他们又已经成为一支实力强劲、风头正健的队伍，具有某些共同的群体特征。而他们群体特征的显现又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飞散现象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毕竟，如果没有去国离家的漂流，没有离开后对故土的回忆与反观，没有在新的家园中的生存挣扎，没有这个色彩丰富的岁月延宕的过程，新移民群体是不可能为文学史呈上这些面目独异的、可圈可点的文本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身份的确立、文化的认同、边缘与中心的对峙和互动等问题将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当然也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华人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一支，自然也会在这潮流中浮沉。新移民文学作为一种飞散的文学，在这些问题上有着突出的文化表征。因此，在飞散的框架之中解读华人新移民群体写作的文化意蕴、审美表征以及它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就不是一件虚妄无聊的事，而是有其意义所在的。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I109.5

【引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