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发布时间：2020-03-30 00:44

【摘要】：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一文选取《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进行剔抉和爬梳,希冀能清理其准确的发展轨迹和重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观念。论文在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思路。论文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一、《大公报》中是怎样描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二、这样的描述反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怎样的现代特征；三、《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怎样。论文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具体探讨：一、《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大公报》形象地为我们揭示了从科举到学堂的转型过程、京师大学堂章程出台前所遇到的矛盾、尊孔读经教育方针的废除及反复、整顿法政学校的背景、1922年学制关于专门学校存留的争论、大学区制的争论、改革和完善中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战时教育方针的讨论等等。从这样的制度问题探讨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是在破除传统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以及逐步摆脱对外来教育制度的依赖中逐步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历程中发展的。这一过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交织的过程；也是教育制度制定逐步走向民主开放的过程。《大公报》为我们展示了教育制度传播主体不仅是决策者、管理者和教师,媒介也是教育制度传播的主体。在传播路径上,由于媒介的参与表现为不仅仅是上下传播,而有了媒介这样一个中间传导器,使传播的路径更丰富多样。《大公报》还为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制造舆论、设定议题、提供讨论平台,从而形成一个更广阔的制度形成的公共空间。二、《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学生。《大公报》树立了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学生的爱国者形象、自我权利意识觉醒的受教育者主体形象以及一些负面形象。爱国者形象主要通过在民族国家遭受主权侵犯时学生所采取的种种保护行动而建立起来的。《大公报》为我们具体展示了学生在拒俄运动、提倡君主立宪、呼吁收回路权、抵御外货、反对《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学生从军、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中学生的积极行为。保护自我主体权利的形象主要是通过报道学生保护受教育权、反对触犯自身利益的规章等而起的各种学潮中显示出来的。《大公报》也揭示了学生的一些负面形象。通过对学生的形象展示,我们可以归纳出学生群体的现代特征及其发展历程：学生的成长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联、学生主体意识觉醒和增强以及自身逐步走向成熟、境界提高。在学生形象的塑造中,《大公报》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和篇章。《大公报》也担当了学生风潮的评论者、解说员和批评者,对学生运动起到了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三、《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学校教师。《大公报》中描写了教师这样一些形象：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腐旧形象、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傍人门户斯文扫地的受雇佣者形象、被捕学生的营救者和劝导者、公共知识分子、敷衍塞责拉帮结派者。从《大公报》对教师的角色形象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角色的演变：参与社会程度逐步加大、尽职尽责与敷衍塞责的双重角色交叠、依附性与独立性的矛盾统一。《大公报》在教师形象塑造上更重负面形象的报道、注重情绪色彩浓重活动的报道和渲染、担当批评者和调解人。四、《大公报》与学校事务。《大公报》中所涉学校事务很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全面报道了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的办学情形,揭示学校管理乏善、结党营私,反映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不稳、学校缺乏独立性,报道、评说北京九所高等学校的合并与独立的艰辛历程,揭示学风所存在的问题及整顿举措,讨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所涉及的教育哲学问题、“通”与“专”问题、教师聘任问题、校长专任问题、文实问题、合理化问题、学术自由问题等等,长期关注就业问题。从《大公报》有关学校事务的讨论和展示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等学校与政府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分合交织。在教育发展和探究中,高校逐步明确自身的职能。学校管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同时也揭示出高等学校天空并不纯净。在学校事务的讨论中,《大公报》扮演着批评者角色,担当人情底里、内幕隐情的揭示者,寻求解决学校问题的鼓吹者以及提供平台和载体。结语：双向互动中的公共空间建构,从总体上进一步概括《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一)《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诉求：“人文立场”、开启民智的启蒙意识、坚持新闻媒体自身的独立价值,这是《大公报》最为突出的“现代性”诉求；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也在转型过程中逐渐摆脱传统士大夫教育的王权意识和臣民心理,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意识和理性公民心理也在逐渐地形成与完善之中。(二)双向互动与公共空间的建构：1、《大公报》为我们提供了沟通平台和话语空间；2、《大公报》发挥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和舆论影响；3、建构了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大众传媒信息的公开化、公民的广泛参与、舆论的公正指向、管理者的及时吸纳和反馈等,是社会公共空间建构的必要条件,《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间双向互动关系,为中国社会建构公共空间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尝试。(三)未完成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现实,让我们见证了《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曾经有过的一段试图构建现代社会理性的公共空间的努力,这种努力也是有效和有益的。但是连天烽火改写了理性的“现代性”诉求。救亡、党国相争完全摒弃了“现代性”的启蒙,而以《大公报》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和以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也在“未完成的现代性”途中停止了艰辛探索的脚步。相信新世纪的来临和全球化的切实推进,中国会重启未完成的“现代性”诉求。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一、找到了一个窥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窗口。从大众传媒的角度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也许更生动、真切、鲜活而形象；二、发掘了一些新的史料。如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的种种具体而微的举措、《京师大学堂章程》出台中西矛盾的具体表现、1922年学制拟取消专门学校而不成的内幕底里以及教育界的许多人情夤缘等等；三、揭示了大众传媒对高等教育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大众传媒为高等教育提供了讨论问题的平台,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拓展了高等教育与社会沟通的机制。同时,高等教育发展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影响。论文的不足之处：就《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关系的研究,理论深化不够,这有待以后进一步努力。
【学位授予单位】：苏州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G219.29;G649.29

【引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