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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的言论引导方法和监控系统研究

发布时间:2014-09-04 11:29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传播手段纷繁多样。伴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加速式创新,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传播介质群得到了极大化地延展,新传播介质不断渗入日常生活改变着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从单一的“两台一报”(电台、电视台、报纸),到如今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如论坛、博客、微博等)的百花齐放,我们了解、收集信息的渠道逐渐拓宽,信息量成几何级数增长,信息内容涵盖各个领域,信息传播速度逐步压缩。新媒体的诞生、发展改变了既往传媒生态系统的秩序,整个社会的舆论引导方式和监控体系面临着亟待重构的情势。就我们所处的环境来说,此前政府主导的一元式舆论引导方式已不再适应急剧变革的传媒环境,新媒体突破了以传统媒体的主要信息窗口和舆论的既往格局。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在关于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方面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诉求众多,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矛盾凸显,政治、经济形势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新媒体的面世发展,在助力我国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诉求、改善政治经济面貌的同时,也使得整个社会的舆论场聚集了多种不同的声音,社会舆论愈发复杂。与此同时,由于新媒体的传播特点,政府主导的舆论监控体系也受到了前所未见的冲击,这就需要政府与时俱进,转变以往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思路,改善既往的舆论引导方式和监控体系,从而对新媒体时代下舆论场的声音进行引导和监控。
1.1.2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上,笔者对新媒体、舆论引导、监控体系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然后对新媒体生态系统下的舆论体系和监控体系进行研究,对其中舆论呈现的新特点、舆论引导的难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力争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极力创新,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理论借鉴。同时,本选题对于政府舆论引导新格局建设的研究,涵盖了政府新闻学以及媒介控制论等其他重要理论问题。本文对于探索、丰富这些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关于新媒体的研究
无论纵观全球还是放眼我国,伴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移动通讯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媒体以科学技术发展为依托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变化。从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发展到如今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各个媒体相互影响、交织融合发展。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增强了媒体的传播效力和影响力,全面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可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已进入了信息社会,尤其是新媒体势不可挡迅速崛起,给媒体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自新媒体出现之后,对于新媒体的研究在学界就一直持续。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年代末 90 年代初,一些研究新媒体的著名学者在国外崭露头角:《后工业化社会》的作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技术化社会》的作者雅克(Jacques,1925—2003)、《控制革命》的作者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30—)以及提出“知识产业”概念的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1902—1983)等人。这些研究成果侧重于对宏观理念的阐述,并没有实证研究做比对。在这段时期末,关于新媒体研究的佼佼者开始出现。比如 1984 年,罗纳德·E·莱斯(Ronaid E. Rice)等人联合出版的《新媒体:传播、研究与技术》一书指出:此书的意图在于提醒传播学研究者一点,即微处理技术、有线电视、卫星通信等新兴技术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所选论文大多是在传统的媒介效果研究的路径,考察计算机、电信会议等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1]1986 年,罗杰斯(C·R·Rogers,1922—2007)在其著作《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体》一书中介绍新传播技术的使用和历史,探究互动性的新媒体给个体、组织及社会生活所提出的基本问题。[2]1988年,另一本新媒体研究的著作《研究方法与新媒体》出版,内容涉及新媒体研究的特殊性、问题及解决方法以及新媒体研究对创新理论路径的需求和面临的新的研究伦理等。一段时间以后,网络博客、数字电视、手机等应用技术和产品兴起,学界对于新媒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和针对性;新媒体的特征,以及新媒体在新闻传播上的探索,尤其是最近两年流行的微博在传播学的研究,逐渐占据上风,很多学者专门著书研究微博和手机媒体。[3]在这期间较为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学者谢尔·以色列(Kjell Israel)的《微博力》,这本书专门讲述风靡世界的 twitter 对整个世界各个领域的影响力。我国学者郭亮所著《微博将带来什么》讨论了 twitter 对世界、微博对中国的影响,靖鸣和刘锐的《手机传播学》专门研究了手机媒体传播的特性和效力等。

在我国的舆论引导领域中,政府在突发事件及公共危机管理、政务信息公开及舆论监督几个方面成为了新媒体研究的主要重点。比如邱馨在《论新媒体影响下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舆论引导》中说:“新媒体在解放话语权、规范信息流通的方向、确立受众主体地位的同时,也解构和颠覆了一些传统社会学观念,作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下,通过把握社会相关组织或个人在突发事件应对和处理中引导舆论的原则、手段、方法、措施和对策,规范相关机构对舆论的引导、建设相关机制,才能化解危机、维持社会安定。[4]《新媒体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作者冯春、《新媒体时代下政府信息公开建设策略》的作者朱锦超、《论新媒体下议程设置的受众参与》的作者周勉都在舆论引导和行政领域层面论述了新媒体能够起到的作用,为本文的研究新媒体同样提供了参考。

 

第 2 章 新媒体与舆论引导、监控体系关系的理论分析

 

2.1 新媒体及传播特性
2.1.1 新媒体概念梳理与范围界定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巴尔(Francis Barr)和杰拉尔·埃梅里(Geraldo Emeri)合著的《新媒体》在传播界颇具影响力,他们写到:“不管是诸如录音带、录像带等独立的材料还是局部的或全球的通信网络,这些不同的媒体在什么意义上才真正是新的?是指这个词的弱义吗?‘新近’这个词并不总是革新或新奇的同义词。是指其强义吗? 是准备要替代报纸、广播和电视这些老媒体吗? 可它们自产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6]他们对新媒体没有做出较为准确的说明。但提出对新媒体的界定不能够以其时间出现的早晚为依据,也不能以功能性替代为标准。
新媒体的诞生是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出现和概念的提出首先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1967 年,美国学者戈尔德马克(P.Goldmark)首次出现了“新媒体”一词,此后的数十年间,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新媒体”定义仍然没有出现,学界对此依然众说纷纭。从开始不少学者认为凡是与计算机相关的媒体形态就可以成为新媒体,到之后“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即包括使用有线和无线通道的方式”[7],到近几年新提出的“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概念,相对于旧而言;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一定时间段内,代表这个时间段的新媒体形态;新媒体是一个发展概念,它永远不会终结在某个固定的形态上”[8]。关于新媒体的概念研究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由单纯同计算机相连,发展到同有线、无线两种通道的应用,在到后来意识到新媒体是不断发展变化,未来仍会不断演变的相对概念,学界对于新媒体的概念研究仍将持续进行下去。

鉴于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当下我国“新媒体时代下舆论引导方式和监控体系研究”,我们把新媒体设定为百度百科对新媒体的定义:“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9]这一定义说出了目前我国主要的新信息传播媒介,适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也有利于笔者的研究和读者对于概念的清晰认识,故本文稍后出现的“新媒体”定义如无特别注明将以此定义为准。

2.2 舆论引导和监控体系的理论分析
2.2.1 有关舆论的概念梳理
“舆论”一词古已有之。其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曹魏谏臣王朗上书文帝的一奏疏中提到“惧彼舆论之未畅也”。在这句话中的“舆论”一词是社会人心所向的产物。[11]
发展到现代,查利斯·H·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曾经这样评价舆论:“舆论不仅仅是单个人判断的集合,而且是一个有机体,是通过传播相互影响下的协同产物。”[12]当代我国关于舆论的概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喻国明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认为“舆论是公众对社会的评价和对社会事件、任务所表达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度,持续一定的时间,并对社会或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它是某种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表露,同时亦是实现社会调控的制约力量。”[13]刘建明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意见。”王雄认为“舆论是人们对于一切感兴趣的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社会公共事务所产生的一切意见、愿望、态度、情绪、期待、评价和想象的公开表达,是持续性与变化性、公共兴趣和个人兴趣的统一;舆论包含着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自发的公众舆论和自为的新闻舆论,是多种主导性社会意见的集合体。”我们发现,有关舆论的研究与承载其的大众传播媒介形态是一体的。
2.2.2 舆论引导和监控体系的相互关系

舆论引导从广义上来说就是让公众知道什么、谈论什么,使整个社会的谈论内容在舆论引导主体可控的范围内进行。监控体系就是对整个社会传播的信息和谈论的内容是否超出了可控范围的各方面构成。在社会既有舆论引导存在的前提下,监控体系往往会相伴而生。简而言之,有什么样的舆论引导,就有什么样的监控体系。那我国传统媒体下的舆论引导方式和监控体系来说,我国一直以来是以党政机关领导传统主流媒体引导舆论为主,相应地,监控体系也就以传统主流媒体为重点,从信息的采集、发布上进行预设和审核,发布信息、澄清谣言、受众反馈等也都通过主流媒体进行间接传播,并对其中的信息进行过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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