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及其对当代医学伦理的挑战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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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及其对当代医学伦理的挑战据新华社哈尔滨电（高淑华徐宜军）我国专家昨天在哈尔滨首次向世人披露了当年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冻伤实验的最新实证，其中有20余张照片再现了当时冻伤实验的极其残忍的情景。

此次披露的冻伤实验罪证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研究所（简称731研究所）所长金成民2001年12月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讲学期间于东京一家图书资料馆内发现的。共有文字10余万字、照片20余幅、图表100份，是日军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冬季卫生研究班于1941年3月完成的人体实验研究结果，详尽描述了人体冻伤实验的完整过程。被作为大冻伤实验的受害者是8名中国男性，年龄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5岁。

资料显示，1941年2月6日6时30分到9时30分，年仅15岁的下关（专家说此名可能是日军为保密而用的）在零下24至27摄氏度的低温、风速大概为每秒5米的情况下，左手光手，右手戴防寒手套一只，左脚穿防寒鞋和湿袜子，右脚穿防寒鞋和绵袜子，并被强加了切伤，然后贴上福尔马林的湿布，由吉村大尉负责观察：刚过三四分钟，下关光着的左手就开始“疼痛”，人“过于狂暴”；10分钟时，“所有指尖、拇指球部、小指球部呈蜡白色，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30分钟时，人则“为嚎泣状”，戴手套的右手也开始发红肿胀。1个半小时之后，两手的冻伤程度越来越深，两只脚开始“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2个小时后，左手的“蜡白色部分越来越硬”，右手“不能活动，无知觉”，左脚“脚背发红，拇指、小指蜡白色越来越分明”??2个多小时后，下关被搬进帐篷进行摩擦，观察其恢复情况。 资料上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严寒期间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必要的卫生服务需要。

由于这些实验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侵华日军败退时大肆销毁罪证，使得查找人体实验的罪证十分艰难

华日军在中国进行人体实。这次公开的资料，对日本政府至今否认侵验是一次有力批驳

。

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反映了近代医学中黑暗与邪恶的一面，而战后对纳粹医生的纽伦堡审判则标志着正义的伸张。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纽伦堡法典》不仅奠基了当代医学伦理学，至今仍对医学研究和实践的伦理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不幸的是，在东方也存在与纳粹医生行径绝似的暴行：主要为了发展细菌武器，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医生和研究人员在日军占领区，特别是在中国，进行的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像纳粹医生的暴行一样，日本医生所进行的实验也是以国家利益、科学与医学的名义对人进行蓄意的杀戮、折磨与伤害。然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原因，包括美国政府的刻意包庇、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和中国政府的相对沉默和不作为，日本医生的暴行远没有像纳粹医生的行径那般为世人所知。长期以来，国际（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医学伦理学界一直忽视了日本医生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及其伦理挑战。本章[文]旨在对日本医生战时在东亚地区（主要在中国）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及其战后的被抵赖被掩盖被忽略被遗忘作一简单综述，并特别探讨这段令人心悸的历史所引出的伦理问题。

二、被遗忘的医学暴行

尽管其领土面积不大，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二战期间已成了一个世界强国。日本打着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先后入侵并占领了中国、菲律宾和其它几个东亚国家的领土，并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了一个国际法西斯同盟。尽管日本是明确禁止生物及化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但日本军队却于1932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和其它地区制订了大规模的生物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部署在哈尔滨附近的平房的731部队、长春的100部队、北京的1855部队、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广州和香港的“波”字8604部队、海拉尔的2646部队（也称80部队），以及新加坡的9420部队。

打着“防疫给水”的幌子，，这些由日军所实施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座座“死亡工厂”，日本医生在此进行了大量人体活体解剖与其它野蛮人体实验。日军生物战的主要头目石井四郎（Ishii Shiro）是细菌学专家，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部队长，二战末为日军的军医中将。石井将细菌武器制造中的人体实验称之为“机密中的机密”。

日本医生谋杀性的人体实验主要包括：

·对健康人（包括未成年人和孕妇）的活体解剖，作为新近应召入武军医的医学训练的一部分，或提供医学标本之用；

·通过给健康人注射、吸入病菌，或强迫、诱使其吃下掺有某种细菌的食物或喝下掺有病菌的水等方式让他们感染上诸如鼠疫、炭蛆热、霍乱和伤寒之类的疾病；

·对这些受感染的人进行活体解剖和尸体解剖，以此来研究各种传染病的自然发展过程；

·冷冻实验，迫使人长时间忍受零度或零度以下低温环境，解冻之后研究人体对低温的生理与病理反应，来试验各种防冻方法与技术；

·强行将活人置于含有传染性病菌的炸弹的爆炸现场，以测试生物炸弹及其它武器的威力；

·将人置于真空室等极端恶劣环境中，或施以高压电击来试验人体的反应与忍受力；

·其它纯粹以残忍取乐的实验，因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受试人的血放尽直至死去、用马血来置换人体内的血液、将马尿注入人的肾脏、迫使健康人与那些患有梅毒等性传染疾病的人进行性交，等等。 数以千计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在这些死亡工厂里失去了性命，还有成千上万的更多的人在日军所实施的细菌战中丧生。许多人被日军宪兵以“特移扱”（即“特别输送”）的方式送进731部队和其他部队，在那里被当成实验品，饱受折磨，直至惨遭杀害。这些人大都是中国人，也有俄罗斯人和朝鲜人，可能还有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健康男性，也包括妇女和儿童，甚至还有出生才三天的婴儿。在日本医生的实验中，这些人从未被当成人来对待，甚至连动物都不如，他们只是“实验材料”。在日语中，他们被称作“丸太”（日语发音为“马路大”），意思就是“原木”。1939年至1945年间，仅在731部队，每年就有不少于600人（每天二至三人）被这些日本医生杀害（伯力审判材料，1950）。日军不仅在战场上实施细菌战，还在中国各处的城市、乡镇与村庄进行，包括浙江省的宁波和湖南省的常德。成千上万的平民，无论男女老少，因为染上这些人为制造的瘟疫而受到伤害或丧生。

比起纳粹医生在二战中的行径来，日本医生在1932至1945年间所犯下的暴行在邪恶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类似纽伦堡那样的审判。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与石井达成了一笔交易：赦免石井及其相关人员以换取他们在实验中获取的资料。由于美国人的包庇，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写进1946至1948年由美国主持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日程。出于某些原因，甚至那些被前苏联的“伯力审判”和中国军事法庭裁定为有罪的细菌战战犯也受到了宽大处理。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医生，包括石井本人，远没有受到指控或遭到鄙弃，反而得到了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庇护。靠着在“死亡工厂”进行的人体实验所获得的资料，在战后的日本，这些医生中的许多人得以在日本皇家健康研究所和一些医学院校里担任高级研究员和管理官员的职务，继续从事这个令人崇敬的职业（Williams & Wallace 1989，289）。如在731部队曾主持过冷冻试验直至把人冻死的吉村寿人当上了京都医学院的院长，被授予日本的最高荣誉之一（三级新星勋章），直至担任神户女子大学的校长。绿十字丑闻也是一桩声名狼藉的事件，仅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约500人死于艾滋病病毒感染，原因是这些人输了由绿十字公司提供的受到感染的血液，至今还有许多因此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和丙型肝炎的人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这家公司由内藤良一主持，他曾是石井的得力助手。

我们称这些生物战计划为“被遗忘的医学暴行”，并不是因为在日本、中国和国际社会无人知晓这些事实。相反，日本人进行的细菌战和惨绝人寰的实验一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其基本事实在“伯力审判”中实际上已经被完全确认，该审判1949年底由前苏联主持、于中苏边界的伯力城举行，十二名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审。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年以来，由于“冷战”时的特定政治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次审判一直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宣传而为人们，尤其是西方人，所忽视（伯力审判材料1950；Nie 聂2004a）。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从中国返回日本的前731部队士兵开始忏悔并作证，然而同样不幸的是，他们大都被认为是被共产党洗了脑。

应特别提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更多的真实档案资料、更多的参战士兵和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证词、详细深入的新闻记者的调查、以及在日、中、美、英等国进行的系统的历史研究不断提供关于日本人所犯各种战争罪行的铁证（参见：中央档案馆等1989；Guo郭1997；Fujii藤井1997；Jie解1998；Morimura森村1981，1982，1982；Tsuneishi常石1981，1994，1995；Williams and Wallace 1989；Gold 1996；Harris 1994，2002）。1999年9月22日，在这些战争罪行犯下六十七年、二战结束五十四年后，由于几个中国受害者家庭提起的诉讼，在听取了相当多的证人（包括前731部队士兵）的证词后，东京地区法院正式承认了731部队犯下的暴行属实。然而，法庭却拒绝对这些受害人进行赔偿。2002年8月27日，在另一次判决中，法庭承认日本皇军在二战中发动了针对平民的被禁止的细菌战，但再一次拒绝进行赔偿。

无论如何，日本人的生物战计划和人体实验仍然是“被遗忘的暴行”，更准确地说，被加害者抵赖、被被同谋者掩盖、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暴行。日本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历史，反而对战争和战争犯罪采取了“三不政策”：不承认侵略，不忏悔不道歉，不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地承认曾经包庇日本医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更未为此道歉和赔偿。即使是中国的国共两党及其政府也因种种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而没有竭力代表中国人们在国际社会声张正义，包括寻求对施暴者的惩罚、对受难者及其亲属的赔偿。

三、对医学伦理的挑战

我们必须对侵华日本军医在中国的人体实验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这是出于对在“东方的奥斯维辛”中及在其后针对平民的生物战中惨遭杀害的成千上万条生命的尊重；同时，乃因这些被遗忘的医学暴行引发了与当代医学伦理学中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直接相关的一系列深远的医学道德问题。尽管这些医学暴行与现代医学以及生命伦理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东亚医学伦理学界乃至整个国际医学伦理学界对此却关注甚少。这与西方对纳粹医学暴行的大量历史和伦理研究相比，反差尤为强烈。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在日本，甚至在中国，都被认为与当代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没有发表过任何对日本医生的暴行进行深入系统伦理研究的中文成果。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是一门必修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多

达数十种。然而，在这些教材中，对这个问题几乎都没有讨论，大多甚至提都没提及到。日本医生的暴行，正如平房731部队展览馆所显示的那样，主要被用来作为国家和地方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这个问题近来也常见诸中国的媒体。日本战时的暴行基本上被定义为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人们的反应常常表现为情感的宣泄，有时是过激，欠缺应有的成熟和理性。换句话说，迄今为止，中国人在看待20世纪这一重大事件时，其视角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因此也就认为这与当代中国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毫不相干。 在日本，“人体实验”问题成了二战后医学界人士的一个禁忌，可能是因为当时亲身参与了这些实验的研究人员摇身一变成了各医学院校的著名教授、系主任乃至校长。人体实验的伦理学问题在有关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出版和教学中的根本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未能直面历史这一现状使得大多数日本人把“人体实验”仅仅看成是一些野蛮医生在过去的军国主义时代的兽行，与战后开明、和平的日本社会里医生从事的正常研究相去甚远。他们因此而没有反思人体实验在军事上或在医学中的伦理意义。事实上，二战结束后，在日本也有许多关于伤害、虐待被试者的报道。然而，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反省，在日本医学界没有对人体实验进行批判性研究与评价的框架。医学伦理学界几乎没有探讨过应该用什么伦理原则指导与规范人体研究（Tsuchiya 土屋2003）。

上个世纪将结束之际，终于有了一些生命伦理学学者开始认真分析日本战时人体实验及其与当代医学、医学道德相关的种种伦理问题（注一）。尽管现有的讨论总的说来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并且大都是评论性的，但开始触及到日本医生战时实验的一系列重要的伦理学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人们提出并且讨论的问题包括：是何种历史、社会文化和医学环境导致了“死亡工厂”的建立并且让医生们放弃了反抗（Tsuchiya 土屋2000）？这些暴行给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尤其是东亚（包括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提出了何种挑战（Nie聂2001，2003a）？借鉴相类似的德国经验，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D?ring 2001）？我们为什么要重提过去的暴行（Chen陈 2001）？美国人在评价这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时为何如此偏袒（Sass 2003）？能否用“那是战争时期”的观点来为此种暴行辩护并证明医生的行为正当（Thomas 2003）？对此问题的严肃探讨是否导致对日本国家及人民的谴责和攻击（Leavitt 2003，Nie聂 2003a）？东亚的价值观和文化及其伦理观念的关系是什么（D?ring 2001，Nie聂 2001，2003b）？

东方版本的“纳粹医学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呢？至少有五个可能的原因。首先，日本当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凡以帝国的名义以及为获取战争胜利所做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其次，当时大多数日本人普遍对中国人和其它种族的人有着强烈的歧视，这种歧视往往包藏在一种优生学与种族主义的思想观念之中。第三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当时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扎根，即使在日本本土，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也会被逮捕，遭到残酷折磨。第四，日军医生坚持说那些被试验的人都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抗日者，反正会被处死，以此来为他们的谋杀行径辩护。第五，由于这些暴行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些研究人员往往忘记了那些受试者和自己一样都是人。日本政府完全是瞒着公众建立了这些实验室，他们意识到一旦这些暴行公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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