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哲学者之路_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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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哲学

作者：邹诗鹏    发布时间：2013/07/12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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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西方诸大国之崛起，在取得经济与政治成就的同时，也成就了相应的哲学思想，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启蒙思想及实证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这些哲学思想及其成就，承接并表述了相应的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化，是所在民族与国家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国家哲学，并在不同程度上引领着世界潮流。因此，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走上稳健与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一定会形成相应的哲学成就。如果缺乏相应的哲学成就，即使已经实现了经济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也很难说形成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化模式。葡萄牙、西班牙乃至荷兰，这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占得先机的国家，终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无法继续成为现代化的典范。其中，缺乏哲学贡献，既是这些国家走向衰落的结果，也是因缺乏思想理论的自觉从而在现代性的全面构建中难有作为的原因。

　　中国道路，作为一条悠久而伟大国家的现代复兴之路，且是一条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理当也正在成就相应的哲学理念。参考世界历史时代的历史方向，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及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与责任，我们有理由把与中国道路相对应的哲学理念称为实践哲学。这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独特的民族国家建立与崛起道路及其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哲学述谓，是与上述诸多哲学成就相比肩且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值得深入阐释。

一

　　实践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与建构，而是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自觉、阐释及其反思。中国道路乃从来没有过的历史实践问题，完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既有的传统、西方经验以及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方都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道路有待于实现对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综合与转化，更依赖于面向时代的创造与创新。在这一意义上，确如马克思所言：“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①中国道路成就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实践哲学。

　　中国道路在历史的起点处，已不可能“接着”或“顺着”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逻辑“往下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哲学，是以否认非西方的自主的现代化为直接的历史前提，进而在欧洲中心主义框架下表述为武力与资本扩张为主导的西式民族国家乃至于帝国主义逻辑。这样的逻辑，在其自身展开过程中渐渐封死了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古老东方大国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晚明即兴起了一场以批判封建君权专制并倡导工商为主题的启蒙运动，可惜这场有可能在全国展开的现代性思潮，因王朝更迭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而中断，进而也中止了中华文明传统依其自身演变及其矛盾转变而走向现代性的历史可能性。到清朝中叶，中国的国力以及政治结构仍为西方所首肯，沃尔夫、莱布尼茨以及伏尔泰，依然把中华文明看成是西方学习的榜样，而无论是国家实力、文明程度还是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都优越于西方，至于中国的实践智慧传统更是为西方思想家所称颂。但此后欧洲迅速展开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化及其军事化的发展模式，使得不断富强的欧洲不仅一改对古老中华帝国的崇拜，转而开始了对中国的殖民图谋。从此，东方帝国的衰落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格局。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显然存在着置其他非西方国家为海外殖民地的帝国化逻辑，事实上，西方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及其地位更替，就是以殖民地的占有程度为依据的。1840年前后，古老中国遭受到来自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帝国逻辑前所未有的侵略，鸦片战争实是中华帝国面向现代性世界及其民族国家体系的终结，由此伴随着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亡国亡种的苦痛经历与记忆，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辛亥革命，则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建立，也开启了全球格局下中国道路的真正的历史起点。

　　辛亥革命的一个积极意义就在于，现代中国开始直面世界的现代化大潮及其历史变革。孙中山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把自己置于世界大势之外已不可能，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已不可能“反着讲”，中国已经不可能从自身道路中剥离掉西方背景及其经验。中国的历史选择只能是“迎着讲”，即从世界的自由民主大势中区分出民族国家的解放独立，并在历史的和全球性的现代转型中参考、吸取和批判西方经验，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由民主的前提是国家的独立与完整，这也是现代中国兴起的基本目标，由此方可确定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应有地位。但是，以什么样的哲学资源来支撑这一道路，则是20世纪早期中国先进的知识界面临的艰难选择，这也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文化界的真实状况。复古的路已经没有，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定：“要想在中国传统里面找到足够的精神资源，发挥它的动力来救中国，可能性不仅很小，而且基本上没有。”②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种种思潮，诸如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无政府主义，均为一时之思潮。现代中国正是对西方各路社会政治思潮的汲取与甄别中，最终选择了代表世界历史先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由此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之路。中国道路以其艰苦卓绝的努力续写并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现代中国于逆境中“迎着”西方既定的历史逻辑，讲出且敞开了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的天道。中国道路即此“天道”的具体化，正在完成世界历史逻辑的重构。中国道路的开启同时也蕴含着中国古老的实践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传统推崇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强调于逆境中奋起，培植既坚忍不拔又刚柔相济的精神意志，这样一种意志品质乃是中国人百余年愈挫愈奋并保持高昂斗志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强调变化与流动，既相信历史过程的变易与流动，也相信社会结构的变易与流动，但对天道始终保持敬畏，且认为对天命的领会总是切近天道，因而天道总能化为天命，而天命又化为人道，从天命到人道的转化过程即所谓实践或践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都是指奔赴天道的人的实践，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实实在在的践履工夫。至于时策、法术、技艺以及器用，则在不同程度上是人道的转化，虽终归服从于“中庸之道”，但还不能称之为实践智慧。体用之分或道器之分强调了中国传统的天道与本体，由此作出的中西揖别尽管并不足以指认西方传统的本质，甚至反过来强化了中国传统应对现代性的“先天不足”，然而从整个现代性及其问题持续累积而言，恰恰又原则性地规定了西式现代性的症结——天道提供的，正是海德格尔力图克服技术及其现代性问题的资源。按照海德格尔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③，共产主义学说，而不是各种历史学，才真正把握到了“世界天命的本质进程”，“欧洲的思想——曾经是它的伟大处——在逐渐展开的世界天命的本质进程中落后了”④。言下之意，共产主义运动所展开的乃是世界历史的天道。不过，依今天的态势看，中国实践传统及其当代转化过程将有可能提供一种既克服西式现代性也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问题进行内在调整的“天道”。但这是海德格尔难以真正把握到的。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全面展开，中国天道愈来愈呈现出从容自信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定且论证中国天道本身就具有普适性。

　　百余年来中国的确经历了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历史焦虑，但是说到底，源于传统根基处的天命及其历史的实践担当仍然构成国人艰难前行的精神支撑，并且正在将一种体现在日常生活以及德性伦理层面的实践哲学提升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自觉。现代中国传统持续顽强而又内在的转化过程，实际上成就了实践传统的国家表现与表述。换句话说，现代中国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完成了实践传统的政治表达。这是我们讨论今日中国实践哲学的历史前提。

　　西方哲学，因其相关的地缘结构及其城邦传统，一直较为注重哲学理论的国家主体性，包括对政治生活的更为积极主动的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城邦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实际上是古希腊哲人的基本价值，同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美德，必然是公民对于城邦的忠诚。近世以来，在强大的反宗教神学及其启蒙浪潮下，哲学的国家自觉及其理论建构更呈强势。实际上，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来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即国家及其君主的合法性论证，其中权能与功利主义取代美德成为国家哲学的基本理据。而此后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竞争性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格局下，一些强势的西方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融入自身民族、区域以及现代性经验并且又表述为普遍的人类价值的现代哲学传统，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启蒙思想及其实证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这些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西方性以及民族性的哲学流派，都曾代表着当时世界哲学的典范，也是中国实践哲学复兴的批判性的前提。中华民族自身的哲学传统，从历史现实上已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现代转化，而诸多西方民族国家的哲学理论，又不可能直接拿来作为创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样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基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构架、但又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及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方成为中国实践哲学传统得以复兴的历史理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促成了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的现当代转化。

二

　　从资质上看，较其他西方哲学学说而言，马克思主义最符合中国的现代性要求，也最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及其建设。“20世纪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应，或者说是一种超越的努力。对置身于列强环伺之中，随时有可能被瓜分或侵略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几个层面具有吸收力：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客观规律’。而20世纪的中国革命，通过底层民众的广泛而强大的‘新中国’，，新时期以后的改革开放，则通过部分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使中国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也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⑤更为本质地说，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历史的策略，而是历史的必然。作为现代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主张美德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它看起来更接近于、究其实又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及其霍布斯主义，因为马克思坚决反对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的封建君主制与资产阶级立场。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内在地反叛和超越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既有传统，并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实践哲学。同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相比，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一种通向非西方自主发展道路的现代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主要强调道德伦理与政治生活的自律，具有浓厚的观念论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近世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尚力论代替了此前的美德说。但尚力论主要是指政治国家或政治社会的建构，并且在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及其民族国家的学理阐述中得到深化和巩固，因而也进一步巩固了欧洲中心主义。换句话说，西方近代实践哲学乃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关系的特殊话语，而不可能泛指人民大众，更不会指向非西方民族。而且，尚力论主要指向异族、阶级以及其他地位等级。尚力论显然相信蓬勃兴起的科技、工业，并视之为资本主义的同质性力量，可以引导人类社会的普遍的进步和繁荣，启蒙的主要任务即向人民大众传播这样一种普遍的价值。因此一方面是尚力，另一方面依然是对公民的教化以及理性主义精神的培植。从笛卡儿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实践主要还是一个伦理学范畴。马克思则变革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将工商业、交往的普遍化、全球化等现代性，看成是实践的内在要素，与此同时，重新规定了实践的内涵，即把实践从“解释世界”转变为“改变世界”，并与人的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以及人类解放内在地关联起来，从而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作为现代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表现出鲜明的实践功能，即通过激进政治及其阶级革命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扬弃，在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的民族国家理论及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内在超越中，已经蕴含着一条鼓励非西方通过摆脱欧洲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殖民统治从而走向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道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其历史的拓展方向却是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受马克思主义主导的中国道路显然是“接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方向“往下说”的。马克思主义发源于西欧资本主义土壤，但却在西欧以外的世界尤其是东方世界开花结果——这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的本质进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及其俄国十月革命传进来的。十月革命及苏联建立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不仅奠定了一个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与模式，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实践模式。苏联的历史尤其是后来的历史应当得到郑重的反思，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苏联建立的世界历史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解放的先导意义。中国之所以在众多的国外政治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除了因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先进性外，也是与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之鼓舞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显然是把中国革命看成是十月革命及其胜利的下一站，并且经过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遏止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进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业。

　　中国道路的巨大转化能力成就了实践哲学。从形式上看，中国道路包含着三条进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及对西方经验的学习与消化。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线与纲领，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是任务，对西方经验的学习与消化是方式。前两条是显性进路，对西方经验的学习与消化则是从属于前两条进路并受其定向的隐性进路。不应该把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列”甚至是“异质”的进路，因为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现代中国传统；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促成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两个方面直接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20世纪初中国积极引进和消化马克思主义，到后来使之本土化，进而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已剥掉了其“舶来品”形式，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已不再是“他者”，而是当代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体现与承担者。马克思主义这一“天道”，已经在中国生成了“肉身”且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人间正道”。

　　历史上，外来文化传统的本土化过程，最后都会形成一种民族性的身份与名分，并与民族文化传统形成新的融通形式甚至形成新的名谓。对于本身就秉承实践哲学源流、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的中国道路而言，实践哲学实至名归。

　　作为一种引导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曾经在现当代中国发生了激进的影响，这一影响甚至经常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的批判与否定，但与此同时，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却越来越要求肯定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化。质言之，中国传统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和尚”，接受其指导且将其成功地转换为中国标识与身份，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之现代转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实践哲学传统实现了现代转化。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现代中国完成了面向现代性的启蒙。前述中国至晚明即已开启的启蒙，终究无力应对现代性及其物化逻辑，“五四”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启蒙，亦因缺乏制度的保证而难以形成相应的政治后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因其对资本主义及其物化逻辑的批判性叙述及其人民主体思想，从而得到民众的广泛认知与认同。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完成了面向现代性的社会动员与国族集聚。晚清以来，在列强包围下，中国人心涣散，而在现代政党组织中，惟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与组织，以党的建设为中心，包括群众运动、统一战线，使得现代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并通过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转化为强大的国族认同，国族认同反过来又巩固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践传统之现代转化在理念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除了依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曾出现的排斥儒家传统的诸多现象外，常常依据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不过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哲学”，而且主张自下而上的革命，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很容易受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接受和支持。这样的观点其实不能被看成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最流俗且粗陋的解释。因为它不能解释，那么多主张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实证主义才是真正的经济决定论)的托派或恐怖主义为什么竟没有得到中国底层民众的接纳。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在理念层面，即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社会愿景及其历史理想。而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及其大同社会理想是深深契合的。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有中国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语境中更好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的平等观与大同社会理想。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批判中国文化传统，其合理性也体现在这里，但就实际的历史过程看，这一批判表现得过于激进。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最为激进的批判，在话语方式上还是依靠儒家(尤其是心学)、佛家，更不用说法家。

　　实际的情势的确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的“视界融合”。但这显然不是如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干脆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路径与策略，或者干脆认为中国传统的转化已可以脱掉马克思主义这一“外衣”。这样的想法或者太急，或者别有心思，不说也罢。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不是体用关系，而是中国道路面向世界历史时代的积极回应与实践自觉。

三

　　实践哲学是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如一的追求。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本本主义，其《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均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的实践哲学特别对应于中国革命以及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事业。已有不少研究指出了毛泽东思想乃阳明心学在现代性处境下的外化形式，亦成一说。不过，毛泽东的斗争理论主要还是在面对强权帝国主义之国际形势下的自强自立学说，其理论渊源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发扬。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三座大山压迫、工业化程度很低、农民为主体、内部发展不平衡)相结合，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并且通过国家组织的有机整合以及广泛的社会及国民动员，通过充分聚集和培植民族主义，实现了中华多民族的国族认同与建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历史上多次批儒倒儒运动一样，20世纪的多次批儒运动都值得在平抑族性矛盾以及重构中华民族的认同上进行理解。只有在一种确定的现代政治版图以及多民族文化传统相互承认的前提下，方可恰当考量中华文化精神的全面复兴。这一点对于今日复兴儒学传统依然十分重要。毛泽东的斗争理论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理论基础，同时也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伤害和灾难，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这是毋庸讳言的。实践走向了自身的异化。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道路全面展开，实践哲学成为时代强音。邓小平大力倡导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的真义绝不是实用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且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新境界。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在内，大都在革命以及国家民族的解放独立事业上取得成功。甚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本身也是长于革命方面而短于建设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形成成功经验，反而走了很多弯路，出现了诸多教训，至于开放世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干脆为零。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心所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已不可能为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提供现成的资源。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人的资源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实践智慧，以及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培植起来的学习与创新能力。这也正是邓小平实践哲学不同于实用主义的地方。实用主义，连同此前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与欧洲古老的实践哲学传统的区别上形成的现代实践哲学的表现形式，但当代中国愈来愈明显的实践哲学，则越来越多地属于自身实践哲学传统的复兴。这也是中国的实践传统及其现当代流变之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邓小平所代表的现代中国历史实践，依然是中国实践传统复兴的起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是第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理念，并主导着日益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哲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当代中国更好地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为稳健和积极主动。这正是中国道路不同于苏东模式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发扬与光大。

　　实践哲学乃百余年来现代中国哲学的主题，在新时期以来更是成为中国哲学界及理论界的理论自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随后兴起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不只是思想解放的继续，而且也与稍后展开的实践观及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关联在一起，共同推进了哲学研究的繁荣。有研究者指出，实践观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根本的观念。依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哲学界诸多同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定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表明了对于时代精神的理论自觉。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践观及思维方式的研究成为哲学界的重要课题，一些学者坚决主张应从僵化的和教条化的教科书思维方式转向实践观与主体性思维方式，强调以人为本，以实现理论思维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随后在90年代中期以后蓬勃兴起的诸多领域哲学或应用哲学，如社会哲学、文化哲学、人学、价值哲学、生存哲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则是实践唯物主义及其主体性研究的具体化和领域化，实践导向性十分明确。也正是以实践观变革为突破口，中国学界在世纪之交开始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革命，展开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深入阐释。这些努力都当为形成与中国道路相匹配的实践哲学有所贡献。

　　改革开放的30余年，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推行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态势愈益明显。苏东马克思主义传统步入沉寂，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后现代”状况。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一个快速的社会发展时期，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也使得中国道路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基本经验。中国道路，不仅不应当归属于新自由主义所谋划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且必当在克服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及其物化逻辑方面有所作为，在寻求一条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也当有所作为。目前国外盛行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大都没有理解、甚至是有意歪曲了中国道路的内涵与方向，更不可能理解这一道路应有的担当与责任。中国道路的实践哲学，注定要由中国理论界自己来建构和阐释。

　　显然，强调中国道路的哲学成就，并不是要回避这一道路面临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的这一告诫，或许有理由成为当代中国实践哲学建构的座右铭。实际说来，在实践哲学上把握中国道路，正是迫使我们有可能陷入僵化教条与自我封闭的理论思维保持面向问题与困境的开放性、敏感性与创造性。除了外部须面临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博弈，内部问题诸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民生问题、公正问题、稳定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更是错综复杂且关隘重重，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更需要自觉的实践理性。中国道路及其实践哲学的探索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②[美]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7页。

　　③[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④同上书，第384页。

　　⑤李云雷：《文学为表述中国经验提供新的可能》，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7日。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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