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争鸣大事件（上）

  本文关键词：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编者按：时光荏苒，2014年即将逝去。一年来，“争鸣”版始终以学术视角，关注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着力使思想的火花在学人交流中迸发，用人文关怀之精神照亮大众视野。本期主题为年终之“回顾”，选取一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争鸣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分上下两期在“争鸣”版刊发。回首过去，迈入新的一年，“争鸣”版仍将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在切磋砥砺中追求真知，推动学术发展。

马克思主义   关注中国问题  讲好中国话语

张艳涛

2014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值得关注。概括起来，学界主要围绕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问题与困境、意识形态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三个热点展开理论争鸣。

　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成为热点。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思想界逐渐升温，常常以“学术研究”为名行解构历史之实。针对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参见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马龙闪：《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龚云在《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与尹保云、马龙闪等学者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9期）中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不在于总结历史教训，而在于通过虚无历史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减弱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心”。

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化的主要困境之一。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现代化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现实”，更是“最大的梦想”。中国强大不仅有赖经济崛起，更有赖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强大。中国现代化需要自觉的文化精神支撑，应通过人文关怀消除虚无主义和现代性焦虑。

问题与困境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并用中国式的问题及其科学解答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王晓升《马克思主义的时尚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来思考，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不是真问题，所提出的理论是不是真有用。”陈锡喜在《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话语还是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的辨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中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本来面目，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核心观点和基本理论等方面的思想，排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教条主义的独断论话语，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所须继续做的工作。”

开展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成熟的表现。中国在发展进程中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同时也拥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和能力。绝不能因客观的问题，而在主观上缺乏自信。

意识形态安全和话语权成为研究焦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频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基于中国道路提炼中国理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

国内学界关于话语权问题的争论，集中体现在如何理解中国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上。韩庆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国话语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一文指出，“有底气、有思想、有自信、有感染力、有影响和有主导权”六个要素，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缺少哪一个要素，都会影响中国话语权。王秀敏和张国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的多维审视》（《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认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既涉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话语权问题，也关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我们应坚持中国立场，面向中国问题，讲好中国话语。这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也有助于提升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    聚焦《21世纪资本论》、分配正义

孔智键  张亮

2014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态势，其中《21世纪资本论》的哲学效应、分配正义问题的再讨论尤其值得关注。

《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关系之争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和中文版在2014年问世，一时间成为学界畅销书。作者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资本积累收益高于经济增长收益的现象，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和贫富差距不断恶化的历史趋势，重磅回击和驳斥了新自由主义及主流经济学的错误信条，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反响。

我国哲学界对此保持广泛关注。有学者对这一著作的理论价值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其有力回击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念，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内在原因，破除了现代经济学的资本立场和形而上学方法，“是经济学回到马克思立场的一场革命”。基于此，一些学者认为，这一著作延续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在主题，是“当代的《资本论》”。

针对这一观点，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虽然二者书名上有某种相似性，但在核心思想和政治立场上存在天壤之别：一方面，皮凯蒂错误地将资本理解为“物”，掩盖了资本的本质属性，因而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根源，陷入分配决定论的窠臼之中；另一方面，在政治立场上，皮凯蒂虽反对新自由主义，但在本质上与前者殊途同归，他既不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也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寄希望于改良主义，建构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而言，皮凯蒂绝不会是马克思的“同路人”，《21世纪资本论》也无法取代马克思《资本论》，成为新时期人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指导范式。

分配正义之争

分配正义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也逐渐成为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姚大志与段忠桥两位教授对分配原则、平等与应得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并得到其他学者的回应。

姚大志指出，分配正义的“平等”原则是一种比较性的概念且具有内在价值指向，即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与平均主义的拉平论相比，着眼于提高弱势群体福利水平的优先论更有利于实现消除不平等的正义目标。段忠桥《何为分配正义？——与姚大志教授商榷》（《哲学研究》2014年第7期）一文认为，分配正义中关于平等原则的意见分歧是两人争论未果的症结所在。他质疑姚大志在从平等主义原则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定义分配正义时采取双重标准，混淆概念本身。在他看来，姚大志提出的以“所有相关者都接受的方案就是正义”作为判断标准在现实当中往往是理性个人多方面权衡利弊的结果，而非正义的分配方案。

王立对平等作为分配正义原则的合法性作了反思。他考察了平等原则的历史与理论来源后指出，段忠桥和姚大志以平等作为原则讨论分配正义实际上受到当代政治学平等主义强势话语的影响。这种话语扎根于西方立宪制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现实之中，并非古而有之，也非放之四海皆准。理论须经得起实践检验。基于当下中国市场经济不够成熟、体制仍需完善的基本现实，以应得作为分配正义在实践层面上的原则，才能在不影响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可行性的分配正义。“应得是一种初次正义分配原则，而平等是再分配原则”，平等的意义只有应得充分实践后才能彰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学  文学命运与学科反思

杨杰

2000年，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此后，文学的生存危机衍化为文学理论的生死存亡。围绕“终结”问题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的声音此起彼伏，成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元问题。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在2014年依然没有消退迹象。

　守望与开拓：文学的终结与出路

面对我国当代展现出审美日常生活化、传播途径多样化、阅读碎片浅显化、艺术平民世俗化、文字图像视觉化等新趋势和新特点，“纯审美”、“无功利”式的“高雅文学”日渐沉寂和凋零，文学日益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消费品。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的命运如何，出路何在？学者开出不同“药方”。

一些学者持“文学终结论”观点。他们认为，电影、电视等综合艺术的冲击与新媒体、自媒体时代带来的巨大毁灭性颠覆，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印刷文学成为明日黄花，“文字”时代必将被“图像”时代接替。因此，传统意义的纸质文学走向“终结”是无可挽回的趋势。另一些学者则否定“文学终结论”论断。他们认为，现代影像技术与音像技术固然使得文字媒介的优势逐渐消失，然而“却极少看到研究者们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文学自身在发展中的衰亡”。“文学终结论”“由于没有真正涉及文学本身的问题，只是在外部或顺应社会流行的观念来审度文学问题，因此不可能对文学的发展得出一个合乎实际的结论。”

与文学命运休戚相关的文学理论的学科反思，仍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理论之死”与“理论之后”成为论辩话题。有学者对文学批评范式取代文学理论研究，从而宣告“理论之死”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主张文学批评取代文学理论的学者认为，以往的文学理论不仅严重束缚文学的自由发展，而且其无穷大、无穷空的致命弱点已不能激发文学创作和指导文学批评。因此，应由文学批评取代其使命。反对者则认为文学理论非但没有终结，反而深入社会生活，拉近了文学与政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我们要做的不是终结文学，而是磨砺文学理论锋芒与提升其理论自觉性。文学理论如果只停留于文学文本批评的狭小范围，则是“一种倒退”。

有学者认为，“理论终结论”意图不是期盼“终结”，而是呼吁理论革新。就如何强化学科建设问题，学者献计献策。有的提出文学理论应“扩容”，包括理论容量与研究对象两方面。这种“扩容”是文学理论在经验与理性间的建构过程。有的提出“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提倡重新界定文学本质属性，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由诸多主客观因素多向度动态式生产的价值指认”，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的体制性规训，文化地理的非对称性限定，文学阐释的主体性认同”等因素。

作为人类“实践—精神”把握世界方式的文学活动可能在存在方式等方面发生各种变化，但其对人类心灵精神的慰藉价值是难以消失的，同样，文学理论也不会“死亡”，社会的发展只会促进理论向更高层次发展。

光晕与祛魅：文学经典再阐释

当“文学终结论”一语惊人之时，文学经典问题又重新浮现并成为人们关注、热议的话题。学界围绕“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文学经典“具有强烈的精英文化色彩”，得到“传统、现状、较高文化水准和天然权威感觉的支持”，然而，伴随各种现代、后现代哲学、文艺思潮的纷沓而至，人们固有的观念发生裂变，“后文学时代”的到来宣告“文学经典不证自明的确定性和最高权威性却遭到了现实和观念的双重挑战”，“在文学空前危机的事实面前，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受到质疑”。于是，“学界的关注就成为对此问题焦虑的反映”。

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的”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文学能否成为经典不取决于伦理价值，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可能与其源头性位置、原创性、隐喻性、所提供的多元性阐释的可能和开放性相连，还与执政者、文坛巨匠等的倡导分不开，其中，审美是判断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有学者认为经典的形成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微妙的张力关系；而经典的主要属性之一耐读性则与陌生性、熟悉感这一悖论密切相关。这些探讨触及文学经典的深层属性问题。

关于“后文学时代”文学经典的际遇问题，学者各抒己见。有学者认为消费时代对文学经典产生“祛魅”效应，文学进入“经典死亡”的年代。在世俗化语境下，文学经典失去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土壤”，主要表现为世俗化使文学缺乏产生“经典”的语境，作者放弃精英文学写作而去制造文化消费品，这导致作品的艺术粗俗化和思想庸俗化，现代阅读模式使纯文学缺少“知音”读者等方面。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当消费时代进入精神消费阶段，恰恰是需要并制造经典的重要时期，自媒体构建的“微传播”有利于促进形成一个“崇尚并践行自由、个性的多元化公共领域”，这是“具有独创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的经典能够诞生的最佳土壤和环境”。还有学者认为电影、电视等现代传媒非但没有消解经典，反而推动文学经典的传播，譬如文学经典的改编使其走进日常生活，经典文学改编剧的热播助力文学经典文本的销售和阅读，客观上传播了文学经典。

文学经典的祛魅化与再造化，实质提出娱乐化时代的人类的精神家园问题，如何使那些融真善美于一体的文学经典走向大众，避免“娱乐至死”的蔓延，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现实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历史学  探索中国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孙昊

2014年历史学研究在各个领域蓬勃发展，理论与方法问题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

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

文明与国家起源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自19世纪以来，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形成学科互动与观点碰撞。近年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古代考古遗址的研究也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2014年国内长期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学者即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观点交锋。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近年来中国学者结合自身实证研究，开始反思摩尔根-恩格斯、马克斯·韦伯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易建平指出经典作家理论中的逻辑与实证矛盾问题，他提出运用“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掌控程度作为辨别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的标准。沈长云则认为应按地区原则和公共权力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血缘组织在早期国家中作为基层组织存在，并不影响国家的地区统治原则。王震中强调阶级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共同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二者不可或缺。此外，他还指出，都城遗址是古代国家存在的物化形式，也是国家形成的考古学标志。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中心议题。学界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东西二元对立说”、“中原中心论”、“满天星斗说”、“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等观点。郭静云提出中华上古文明发源于长江流域的新见解，引发学界关注与争议。2014年，郭静云与许宏再次围绕此问题进行讨论。郭静云指出长江中游曾存在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与交换贸易网络，并据此断言中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起源于长江中游。许宏对此观点的立论基础和方法论提出质疑，认为长江中游的聚落考古遗址的出土资料尚不足以证明该地区的文明起源早于传统的夏商文化起源地。

“重写历史”之辩与“范式”之争

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公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不过新资料的面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所谓“重写近代史”、“翻案”、“真相研究”。2014年，学界围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如何正确判断近现代史人物评价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反思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建立正确历史观的一个基本问题。梁柱、刘书林等学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利用“翻案”、“重评”来否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主流。杨天石指出，关于近现代人物的是非功过的评价都是“百家争鸣”范围内的学术问题，和历史虚无主义无关。他强调，要克服“内战情绪”，全面客观地叙述既往的国共关系。

现代化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多有论者将其上升为“现代化范式”并与传统的革命史研究框架对立起来。很多学者对此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郑师渠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并不存在一个典型的“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之争，目前仍是在继承传统研究基础上的多元化发展。盲目否定传统学说，进行翻案研究，将会离历史真实渐行渐远。左玉河认为现代化范式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有其合理之处，但一些人漠视或遮蔽“革命”问题，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的畸形现代化作为评判标准，那就走向偏颇了。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主义史观基本原则，有意歪曲历史。“范式之争”出现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史观问题。目前学界对此已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对于“重新评价”思潮是否属于“历史虚无主义”存在争议。如何在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下，正确认识与研判新资料，提出新观点，仍是学界亟须讨论与研究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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