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6-12-29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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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吕大吉魏琪；宗教与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最具普遍性的观念形态，；关键词：哲学宗教神话天人关系；作者吕大吉，193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宗教与哲学既是社会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两种文化形式；一、宗教与哲学的联系和区别；宗教与哲学在性质上和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立，形式上有明显的表；宗教与哲学之所以产生这

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吕大吉魏琪

宗教与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最具普遍性的观念形态，都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性质，同属精神性的文化。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试图解决的往往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人生中的根本性问题，如：生与死，祸与福，善与恶，今生与来世，现世与彼岸，世界上各种事物以至世界本身究竟如何形成，个人以至社会历史的命运为何种力量所支配和主宰等等，宗教和哲学都曾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答案。正是由于关注的问题有着这种一致和重合的关系，宗教和哲学便在人类历史上结下了不解之缘。宗教里有哲学，哲学里也有宗教。宗教常使用哲学思维的方式和哲学的语言来论证其教义、确立其信仰；哲学则常把宗教视为神圣的教义信仰和哲学思考的对象，把它们放在理性审视台前进行考察和批判。

关键词：哲学宗教神话天人关系

作者吕大吉，193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魏琪，1965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宗教与哲学既是社会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两种文化形式，又是社会上层建筑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和上层建筑体系比作金字塔式的结构，那末，哲学与宗教的地位则处于它的顶端，彼此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既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都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它各种社会文化形式，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和作用。

一、宗教与哲学的联系和区别

宗教与哲学在性质上和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提出，哲学和宗教、科学研究的世俗理性与宗教理性之间的对立，这甚至是神学家也不能不承认的历史事实，除了强使科学融化于宗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证明科学结论和宗教结论的一致性。他还指出，哲学是理性的，宗教则是非理性的；宗教许诺人们以天堂，哲学只许诺真理；宗教要求人们信仰宗教的神灵及教义，哲学则并不要求信仰其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哲学与宗教显示出的这种理性与信仰的对①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1页、第123页。

世界宗教研究 2005年第2期立，形式上有明显的表现。进行哲学沉思的哲学家只能是社会上为数极少的文化精英。哲学的本性是理智的质疑和探索，这决定它不可能把某一哲学观念奉为无可怀疑的信仰；而本来为数不多的哲学家在世界观上的分歧，也使他们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结成以强制性哲理认同为目的的宗教教团式的群体组织。因此，哲学的表现形式必然是纯精神性的概念体系和观念形态。宗教则不然，历史上，宗教信仰者涉及广大人口，其中多为缺乏文化知识的芸芸众生。他们只求通过对天国的信仰带来感情上的慰藉，并不要求在哲理上证明这种天国的信仰是否为真实的存在。为了达到众多信徒在信仰上的认同，宗教不仅需要宣称其基本信条来自天命或神启，任何人不得怀疑；还要建立统一的宗教组织，确立严格的戒律和行为规范，对怀疑信条、违犯戒律者施以神圣的惩戒。于是，宗教便不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宗教观念，还外在化、制度化为保障其信仰认同的宗教体制和宗教组织。

宗教与哲学之所以产生这种表现形式上的区别，是因为哲学本质上必为理性主义，而宗教本质上必为信仰主义。这是为对象的性质及认识其对象的方法所决定的。宗教信仰的对象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神、上帝），具有超自然的神性，它既不是经验的对象，也不是理性的对象，而只能是信仰的对象。古代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宗教都是直接宣称其所信诸神的存在，或者诉诸神秘的直觉，当时并不认为有为信仰找出理性根据的必要。只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由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基督教系统中，宗教神学家才试图用哲学推理的方法对其教义信仰给予理性证明。这种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在中世纪达到高峰，并以新的形式延续至今。但是，这种“结合”是直接违背双方的本性的。既然宗教信仰的对象是具有超自然神性的存在，而人的理性不过是人类的自然理解能力，人类理性又怎能超越自然律的限制而认识超自然的神呢？所以，一切宗教神学的思辨推理，无论其具有多么严密的理性形式，终究不过是一种只许信仰、不得怀疑的信仰主义。在理性主义的哲学面前，宗教家、神学家便只能公开宣扬信仰主义的神圣性，把哲学和理性贬为世俗的知识。早期基督教教父神学家德尔图良本来是一位颇有理论修养的人，但他在论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时，公开宣称：信仰是基督亲自制定的准则，信仰高于理性。只有异教徒才怀疑基督教的信仰，相信世俗的知识，服膺哲学家的推理。宗教的神圣真理是人类理性所不能认识的。以新约圣经所说的耶稣死而复活之事为例，按照人类理性的判断：耶稣如果是神，就不会有死；说他死了，就不合于理性。但德尔图良却说，基督死而复活是肯定的，说它不合理，只不过证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错误在于理性，信仰才能把握真理。理性视为荒谬的事，恰好说明宗教真理超出理性之上，表明了宗教的神圣，更加证明了宗教的可信性。他的名言：“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集中反映了德尔图良和基督教神学所具有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本质。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宗教神学家安瑟伦和托玛斯·阿奎那，力图为宗教信仰寻找理性根据，作出哲学上的证明。但托玛斯·阿奎那也承认，基督教的一系列基本信条，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化体说、原罪说、创世说、末日审判之类，乃是神启的真理，是不能为理性所证明的。如果一切宗教所信的真理皆需通过理性或哲学的证明才能6

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相信，那只会破坏宗教信仰。他认为，哲学和其他一切学问都不过是“圣道之婢”，二者是主人与仆人、上级与下级的关系。

哲学与宗教神学有本质的不同，哲学对自己认识的对象和所作的结论，决不能本诸信仰，而必须诉诸理性的证明。哲学家中，有信仰宗教的，也有反对和怀疑宗教信仰的。但他们只要是在谈论哲学，就不能把自己的结论做信仰主义式的宣告，而必须通过经验的实证或理性的逻辑推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欧洲哲学，越来越多地具有启蒙思潮的性质，对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基督教日益明显地持怀疑、批判以至否定的态度，其基本旗帜就是高扬理性精神，反对信仰主义。其中，唯物主义哲学否定宗教神学的态度最为明显和坚决，到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发展为公开的无神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们认为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宗教及其他一切都必须站到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相当一部分哲学家虽不直接否定宗教的存在，但他们要求宗教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对传统宗教中那些非理性、反理性的神秘主义，则坚决予以排斥，把它们放逐到信仰主义领域。

二、宗教与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神话是创造者理智困惑之余的思考；当其尚未被奉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宗教信条的时候，并未对人类的理智和想象构成严重的束缚，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力和思维模式去构造另外的创世神话。神话中无疑也包含了不同程度的哲学思考的颗粒和科学探索的因素。正是这些合理的成份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诞生。古代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 因此，神话孕育了哲学，哲学导源于宗教神话。

古代宗教的基本观念（灵魂观念、神灵观念、神性观念）所具有的“超自然”、“超经验”、“超理性”的意义，也激发了哲学思维的产生与发展。因为正是这种性质和意义的宗教观念，孕育了人类关于经验与超经验、理性与信仰、自然与超自然、神与人、神性与人性之关系的思考，成了文明时代各种哲学思辨和科学探索的动因。如果没有古代宗教关于超经验、超理性、超自然的宗教观念，也就不会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论证其实有的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也不会因此而激发起把“超自然力量”还原为自然力量，把神还原为人，把神性还原为人性的自然科学和启蒙哲学。这就形成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路线：一方面是论证超自然神灵的宗教神学和为宗教观念作论证的宗教哲学，另一方面是把超自然、超人间力量还原为自然力量和人间力量的自然哲学和启蒙哲学。这两种思潮在历史上不断论战和斗争，又不断渗透和启发；既推动了宗教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又激发了人类理论思维和各种文化思想的发展。 ①① 亚理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页。

世界宗教研究 2005年第2期对于宗教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关系，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过一个颇受学界关注的学说。他指出：在世界思想史上，人类最早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大约是在他所谓的“轴心时代”，即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大致涵盖公元前800－前200年这一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过程）出现于世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几个最重要的文化区内，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划时代的思想巨人，他们创造了告别传统宗教文化的精神统治的新型文化。其中之意义最为深远者，则是出现了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哲学系统。雅斯贝尔斯把这三大哲学系统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轴心”。因为三大哲学系统的思想家们逐渐摆脱了传统宗教信仰的精神束缚，开始对人类自身的意识进行反思，把思想当成了思想自己的对象，提出了对历史进行自我理解的范式。他们的思想成果成了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轴心。雅氏还特别指出，自中国孔老诸子、印度《奥义书》和佛陀以及希腊哲人出现于轴心时代之后，“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了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哲学家首次出现了”；“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这就是说，中国、印度、希腊的哲学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首次登台以后，就展示了哲学不同于宗教神话的性质和特征，他们一出台就用“理性和理性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了一场斗争”，这是哲学批判宗教、理性反对信仰的斗争。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三大哲学系统的早期哲人都是用理性和理性阐明的经验去审视传统的宗教和神话，反对用超自然神灵的神迹行为来解说宇宙的起源，自然的演变，文化的发展，而是应用人的自然理性对自然现象做出自然的说明，对社会生活做出人文的理解。这也就意味着，哲学从其开始出现之时起，就走了一条不同于宗教和神话的路：它总是努力把超自然的东西还原为自然的东西；把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主义还原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把信仰主义还原为理性主义。

但是，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是复杂多变的。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哲学中有不同的学派，对宗教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宗教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宗教和教派坚持赤裸裸的信仰主义，也有些却利用哲学来论证其教义，使信仰带有理性的外在形式。由于宗教在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上常常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中居于统治的、支配的地位，宗教神学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哲学思考的重点和中心，对哲学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反过来，哲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自然、社会、人生以及宗教神学问题的新的答案，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反馈到宗教神学体系之中，促使它们做出自己的反应，以至引发宗教神学的变化和宗教诸要素的变革。下面，我们尝试根据世界历史上三大轴心文化系统中哲学与宗教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做一些概括性的历史说明。

（一）中国历史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均与传统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孔老诸子百家争鸣为标志的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问世，既是夏商周三代国家宗教中所蕴含①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

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的哲理因素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宗教的精神统治逐步走向崩溃的产物。

西周代殷之后，周公旦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和国家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完善宗法血缘等级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具有政治伦理色彩的宗法伦理社会；另一方面，用“以德配天”的宗教天命论改革传统国家宗教，使以祭祀上帝祖宗，祈求鬼神福佑的传统宗教变成一种具有“礼乐文化”形式的宗法伦理性宗教。这种宗教具有深刻的理性化、伦理化人文精神，孕育了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子儒家哲学的种籽。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宗教事实上是中国哲学赖以孕育的母腹。

东周后，随着王族势力日趋衰败，宗法等级制国家的社会控制纽带和宗法伦理性国家宗教的精神控制纽带都渐趋松弛以至崩解。于是，出现了中国史家所谓“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动局面。以孔、老为代表的诸子哲学百家争鸣的文化学术盛世就突破传统宗教信仰体制的限制，登上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其产生的文化背景而言，没有传统“礼乐文化”的崩解，就不可能有诸子哲学的产生，它显然是与传统宗教相对立的新型世俗文化。就其本身的内容而言，诸子学说所探讨的主题几乎纯全是社会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哲学的、军事的……，是对历史的一种新的非宗教的理解，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以人为本的新的认知，代表了人类精神的新觉醒。这种哲学的觉醒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天和天命的理解上。三代以来古代宗教的基本观念是把上帝或天奉为至上神，上帝的意志是为天命，天命决定人事。肯定这种“天人关系”的天命神学构成了传统宗教最基本的信念。由于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之间关系密切，“天人关系”问题不仅是中国宗教的基本主题，也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主题。从中国哲学在宗教文化的大框架中萌生以来，直到其后的长期发展，各派哲学都在围绕天人关系问题做自己的文章，提出各具特色的理解。孔子集编的《诗》三百篇除了歌颂天神的内容外，也有不少疑天、怨天、咒天的诗句。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和有见识的智者更进一步主张“天道远、人道迩”，处理人间事务应远鬼神而尽人事。这些对天命鬼神表示怀疑以至否定的人文精神，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中国轴心时代的诸子哲学。

诸子哲学对“天人关系”的新的阐释，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影响着中国人宗教精神的形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宗教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

孔子的社会伦理哲学是在摆脱传统宗教、发扬周公旦礼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方面保留了传统宗教中的天和天命论形式，但却淡化以至消除天的人格性，将之抽象化为命运之天、义理之天。他努力限制天命的消极作用，强调人应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人事未尽，不可以言天命。对于鬼神的有无和死后生活，持一种类似于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态度。孔子儒家的基本宗教观“敬鬼神而远之”，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实的社会与人生，要求人们与鬼神保持一定的距离，用一种冷静理智的态度去思考宗教的社会作用，以便合理地加以利用。这不仅是因为儒学本身与传统宗教相区别，而且是由于儒家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使儒家的宗教观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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