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减排成本测算

　　本文是一篇专业的经济论文，主要是关于到2020年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减排成本测算。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从整体上分析了我国在2020年相对2005年C02排放强度下降45％的情况下，“将要付出5862亿元的GDP损失，GDP损失比例达到了1．11％。除此之外，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在2010—2020年间每年还要注入1200亿美元的增量投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报称：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全社会节能减排总投资约2万亿元，其中政府节能减排投资约2000亿元”Ⅲ1 J。

　　此外，部分学者以减排边际成本为切入点，通过不同的模型研究了中国的节能减排对GDP的影响，Wenying Chen归纳了这些研究，如表it zj2008年11月，MIT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和政策》报告发布。该报告以fx32减排边际成本为核心，应用新EPPA模型对几十个国家(含中国)不同节能减排目标下的减排边际成本做了深入研究。

　　目前，我国减排投入缺乏有效的统计方法_3_，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差距也较大。比如，按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的研究成果计算，2010—2020年间我国要实现减排45％的目标，用于节能减排的社会总投资约为7．74万亿元，这是“十一五”期间2万亿投资的3．87倍。

　　2010年我国减排20．1％时每吨碳的边际成本估算值在84美元到14美元之间，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6倍(表1)。为此，较为准确的估算我国节能减排成本，对于制定合理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何祚庥院士、陈俊武院士对我国2020年CO，排放量的研究数据为基础(两位院士对我国到2020年co2排放量测算结果，是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资源使用速度计算得出，原始数据及实际情况都较为客观，笔耕论文新浪博客，偏差较小)，采用MIT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减排边际成本的研究结果(首先，该成果的研究对象具有普遍性，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墨西哥、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东欧、中东、加拿大、印度、东亚富裕国家、印度尼西亚、非洲、南美洲等[ 。其次，MIT采用的EPPA模型中的要素完整、系统，既包含产品、能源、消费部门等显着影响减排边际成本的要素，又包括了风能、太阳能、生物质、NGCC及其碳捕捉、IGCC的碳捕捉等要素l5 J。最后，该成果的研究期限包含了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5％～50％区间内的所有减排边际成本，易于测算总减排成本)，计算并比较分析我国实现减排承诺的减排成本。由于MIT的研究采用的是2005年的货币价值，考虑到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较大的实际情况，本文还进一步分析通货膨胀条件下减排成本的变化情况。

　　二、2010—2020年我国CO2减排总量测算何祚庥院士以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29．1亿吨标准煤为基准，测算能源弹性系数为1．0，201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5％，“十一五”期间单位GDP的o32排放量下降18．83％(小于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下降20％的总目标)，GDP增长率分别保持在8％和9％情形下，2020年我国的“碳”减排总量_6_。若按陈俊武院士建议的 1吨标准煤折算为2．66tcOz计算_7j，对应的C减排总量，如表2。依照上述思路，2010年至2020年GDP年增长率分别保持7％、8％、9％情形下，我国的“碳”

　　减排总量及toe减排总量(能源弹性系数=1．0，计算公式：到N年相应的碳减排数量=某年按弹性系数为1．0的碳排放量一2008年碳排放量×(1+GDP上升率)N-2008 X(1～年均减排率)N一 。。 )，见表3。另外，再加上我国在2006—2009年期间已完成的碳减排量(分别为0．24、0．39、1．91、3．88，单位：亿吨标准煤)，将其折算为coe量，如表4所示。三、到2020年我国减排边际成本及总成本测算减排边际成本(MAC，Marginal AbatementCost)指为额外减少单位碳排放而增加的成本。

　　减排边际成本构成的曲线称为减排边际成本曲线，可以通过测定某时间范围内特定区域为减少032排放付出的成本获得；减排总成本则等于减排边际成本曲线构成的面积 。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和政策》报告中，Jennifer Morris等利用新EPPA模型研究了中国从2010年开始减排，到2010年、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的减排边际成本，表5是我国到2020年不同减排比例下减排边际成本l9 J然而，表5并未给出45％时的减排边际成本。为得到减排45％时的减排边际成本，考虑到减排成本曲线具有连续性，本文使用MA TLAB对表5中减排1％～50％的减排边际成本数值进行拟合，得到减排边际成本拟合曲线为Y：～1713x + 2431x 一568x + 46．91x ～ 0．6376．0．95的置信区间。当,／7=45％，Y=56．7136美元／t coe或Y=469．3901元／t 032。

　　依据“减排总成本等于减排边际成本曲线构成的面积”的定义，表5中不同减排比例下的减排边际成本曲线与 轴及减排边际成本点所在的轴构成的面积，即为不同减排比例下平均每吨coe的减排成本，如表6。／t或48．0807元／t。

　　同时，考虑到2006—2009年的co2减排量(17．06亿吨)占总排放量的比重较小(4．26％)，为了便于使用MIT的减排边际成本数据，本文将2006—2009年的co2减排量一并归人2010～2020年的减排量。那么，由表4和表6就可以测算出我国实现单位GDP的o32排放减少40％～45％的总成本，如表7所示。四、结果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7)与我国已通报的减排投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直接投资约2000亿元，社会总投资达2万亿元。

　　按照表5、表6数据的计算结果，到2020年即便我国的GDP按照9％的速度增长(“十二五”规划认为平均保持8％更为合理)，单位GDP比2005年cx)2排放量减少45％，我国的减排总成本约为23502．68亿元。如按照在“十一五”期间已完成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单位GDP能耗下降18．83％)，那么在2011年到2020年要完成减排45％的目标，只需再完成减排目标的26．17％即可。即使按表4、表5、表6中减排30％情形估算，2011—2020年的减排成本只需3425亿元，比23502．68亿元约少了2万亿元，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十一五”期间的2万亿元投入，勉强完成了“十一五”的减排目标(单位GDP减排20％)。

　　研究结果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可能原因包括：

　　(1)MIT的研究成果对我国co2的减排边际成本估值过低；(2)“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总投资2万亿元的统计数据不准确；(3)忽略了减排成本的时间价值及通货膨胀等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