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发布时间：2021-06-09 20:49
政策议程设置是社会问题的“加工厂”,是社会问题输入政策系统并转化为政策结果输出的关键环节。在网络缔结的社会生态中,传统政府政策主导权趋于弱化,政策目标群体主体意识增强,重新建构了政策话语权格局,政策议程设置结构与过程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基于此,本文拟探析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机理,挖掘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优化策略,以期生成有助于改善决策过程的有用知识,不断提高公共政策的品质。本文涉及如下内容:首先,本文对网络社会的内涵与特性进行阐释,对政策议程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具体阐明本文的研究对象,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加深对政策议程理论的理解与认识。其次,具体阐述了网络时代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现实基础。当前,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新信息技术的推动之下,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现实基础发生巨变,表现为互联网技术通过对民众与社会赋权,创设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新空间;利益结构分化与网络权益融合影响政策问题确立;参与型文化与网络文化交融重塑议程设置中的政民关系。再次,归纳阐述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结构的变迁与类型,并重构了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呈现出“多元诉求——互...
【文章来源】：山西大学山西省
【文章页数】：58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网络社会中价值主导型政策议程建构的逻辑过程
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22然而，在精英强势影响之下，政策议程的创建结果可能与公众需求并不契合或导致公众抵制，进而产生政策公共性、民主性不足，决策执行难等风险。在此过程中，网络媒体成为政府倾听公众诉求、收集政策信息的有效工具，而非公众向政府施压的手段。政府需向公众表明政策意图，及时公开政策走向，避免舆论冲击对政府决策造成危害。图2.2网络社会中理性主导型政策议程建构的逻辑过程多元协调型政策议程设置可分为“自主式管理决策”过程与“整体式的公众协商”过程两个阶段。①其推动精英决策向公众主导议程与精英主导议程并存的混合型转变。政策议程创建首先由政府决策者在内部形成一致性的改革意见，并争取专家学者的知识支持，通过网络媒介正面宣传决策信息以获取公众支持。由于信息不对等，公众认为此时无需重新界定政策问题和拟定决策方案，并默许政府的行动计划。然而，利益取向迥异的多元主体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标，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目标分歧。在公众的质疑与媒体的宣传报道中，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强烈抨击，政策问题的结构化导向被放弃，转而借助公共舆论等平台发起广泛的讨论与对话，重新审视政府议程的合理性。在整体式的公众协商过程中，政府与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共同探讨社会问题，重视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创建相对明确的公众议程。在该类型议程设置过程中，精英主导议程与公众主导议程彼此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推动政策议程建立。该类型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在于协调各方利益诉求，促成①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7.
第二章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机理23多方行动者政策共识的达成。图2.3网络社会中多元协调型政策议程建构的逻辑过程2.2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重构政策议程设置是决策者依重要性对政策议题进行排序的具体展开。如果说现实基储主体结构是对政策议程设置的静态描述，那么政策议程创建则是对其进行动态分析。网络情境中，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公众议程进入政府议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不再是单向运行，体现为“上下交融、互动协商”的动态过程。2.2.1多元诉求：政策问题的产生及输入路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以邻避项目为例，政府将其看作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就业的有力手段，而公众却将其视为污染环境、危及健康的有害项目。社会主体真实有效的利益表达是明确政策目标的首要前提，而吸纳并整合多元利益诉求便成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之举。网络情境中，政府、焦点事件、媒体和社会公众均是政策议题的重要来源。第一，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行为选择是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作为掌握组织权威和信息资源的决策者，政府时刻关注社会问题的动态走向，并及时纳入政府议程使其合法化。政策议题的选择不仅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社会矛盾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政府组织的价值判断、行为取向等主观能动性也影响着议题的挑选与排序，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政府提出一项政策议题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精英洞察社会问题，基于社会良性发展和社会有效治理的目的，主动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渐进性调适:公众议程、网媒议程和政策议程互动的演进过程分析——以“网约车”政策出台为研究对象[J]. 董石桃,蒋鸽. 中国行政管理. 2020(01)
[2]事件属性、注意力与网络时代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40起网络焦点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J]. 黄扬,李伟权,郭雄腾,段晶晶,曹嘉婧. 情报杂志. 2019(02)
[3]论协商式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理论谱系、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J]. 汪家焰,赵晖. 南京社会科学. 2018(12)
[4]网络协商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发挥及其完善路径[J]. 张星. 电子政务. 2018(05)
[5]互联网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政府技术赋权问题研究[J]. 季乃礼,吕文增,李鹏琳.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8(01)
[6]社交媒体时代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J]. 况广收,胡宁生. 南京社会科学. 2017(10)
[7]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范式革新[J]. 孙峰,魏淑艳. 求实. 2017(09)
[8]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J]. 赵静,薛澜. 政治学研究. 2017(03)
[9]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机制探讨——在对三起网络公共事件的比较中质疑多源流模型[J]. 刘然. 理论与改革. 2017 (02)
[10]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及治理进路[J]. 曾润喜,杜洪涛,王晨曦. 管理世界. 2016(10)
本文编号：3221292
【文章来源】：山西大学山西省
【文章页数】：58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网络社会中价值主导型政策议程建构的逻辑过程
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22然而，在精英强势影响之下，政策议程的创建结果可能与公众需求并不契合或导致公众抵制，进而产生政策公共性、民主性不足，决策执行难等风险。在此过程中，网络媒体成为政府倾听公众诉求、收集政策信息的有效工具，而非公众向政府施压的手段。政府需向公众表明政策意图，及时公开政策走向，避免舆论冲击对政府决策造成危害。图2.2网络社会中理性主导型政策议程建构的逻辑过程多元协调型政策议程设置可分为“自主式管理决策”过程与“整体式的公众协商”过程两个阶段。①其推动精英决策向公众主导议程与精英主导议程并存的混合型转变。政策议程创建首先由政府决策者在内部形成一致性的改革意见，并争取专家学者的知识支持，通过网络媒介正面宣传决策信息以获取公众支持。由于信息不对等，公众认为此时无需重新界定政策问题和拟定决策方案，并默许政府的行动计划。然而，利益取向迥异的多元主体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标，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目标分歧。在公众的质疑与媒体的宣传报道中，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强烈抨击，政策问题的结构化导向被放弃，转而借助公共舆论等平台发起广泛的讨论与对话，重新审视政府议程的合理性。在整体式的公众协商过程中，政府与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共同探讨社会问题，重视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创建相对明确的公众议程。在该类型议程设置过程中，精英主导议程与公众主导议程彼此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推动政策议程建立。该类型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在于协调各方利益诉求，促成①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7.
第二章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机理23多方行动者政策共识的达成。图2.3网络社会中多元协调型政策议程建构的逻辑过程2.2网络社会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重构政策议程设置是决策者依重要性对政策议题进行排序的具体展开。如果说现实基储主体结构是对政策议程设置的静态描述，那么政策议程创建则是对其进行动态分析。网络情境中，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公众议程进入政府议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不再是单向运行，体现为“上下交融、互动协商”的动态过程。2.2.1多元诉求：政策问题的产生及输入路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以邻避项目为例，政府将其看作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就业的有力手段，而公众却将其视为污染环境、危及健康的有害项目。社会主体真实有效的利益表达是明确政策目标的首要前提，而吸纳并整合多元利益诉求便成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之举。网络情境中，政府、焦点事件、媒体和社会公众均是政策议题的重要来源。第一，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行为选择是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作为掌握组织权威和信息资源的决策者，政府时刻关注社会问题的动态走向，并及时纳入政府议程使其合法化。政策议题的选择不仅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社会矛盾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政府组织的价值判断、行为取向等主观能动性也影响着议题的挑选与排序，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政府提出一项政策议题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精英洞察社会问题，基于社会良性发展和社会有效治理的目的，主动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渐进性调适:公众议程、网媒议程和政策议程互动的演进过程分析——以“网约车”政策出台为研究对象[J]. 董石桃,蒋鸽. 中国行政管理. 2020(01)
[2]事件属性、注意力与网络时代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40起网络焦点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J]. 黄扬,李伟权,郭雄腾,段晶晶,曹嘉婧. 情报杂志. 2019(02)
[3]论协商式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理论谱系、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J]. 汪家焰,赵晖. 南京社会科学. 2018(12)
[4]网络协商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发挥及其完善路径[J]. 张星. 电子政务. 2018(05)
[5]互联网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政府技术赋权问题研究[J]. 季乃礼,吕文增,李鹏琳.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8(01)
[6]社交媒体时代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J]. 况广收,胡宁生. 南京社会科学. 2017(10)
[7]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范式革新[J]. 孙峰,魏淑艳. 求实. 2017(09)
[8]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J]. 赵静,薛澜. 政治学研究. 2017(03)
[9]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机制探讨——在对三起网络公共事件的比较中质疑多源流模型[J]. 刘然. 理论与改革. 2017 (02)
[10]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及治理进路[J]. 曾润喜,杜洪涛,王晨曦. 管理世界. 2016(10)
本文编号：322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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