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
发布时间：2021-11-10 20:33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突破口,成为农业绿色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寻求农业面源污染减排路径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环境联邦主义理论指出,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有利于因地施策,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为此,我国环境事务管理权力逐步向地方政府倾斜,鼓励地方政府参与环境污染治理。那么,环境分权是否起到了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呢?随着环境分权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作为落实和实施环境规制的主体,在晋升激励的作用下更倾向于牺牲非经济职能目标以实现短期经济利益,从而扭曲地方政府环境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绩效。接下来的问题是: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利于从制度层面重新审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困境,这对于优化环境管理权责分配,提高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遵循“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首先在充分借鉴相关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
【文章来源】：西南大学重庆市 211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87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第二阶段（1994-2007）：在分权体制框架下环境事务管理呈集权态势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76度进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以考察各地区的环境规制之间的集聚情况。为了清晰地呈现31个省份环境规制强度的分布状况，图4.7做出了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环境规制强度的Moran’sI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2017年环境规制强度的Moran’sI指数为0.405，同时在统计上显著，表明该年度中国31个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我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并非简单地随机状态，而是表现出部分省份的相似值之间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形式，而这种分块集聚也说明了环境规制竞争的存在。从图中可以看出，四个象限对应环境规制的四种类型，即第一象限为高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被其他高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所包围（HH模式），代表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环境规制的“竟优”特征；第二象限为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被其他高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所包围（LH模式），代表负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环境规制存在差异性特征；第三象限为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被其他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所包围（LL模式），代表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环境规制的“竞次”特征；第四象限为高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被其他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所包围（HL模式），代表负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环境规制的差异化特征。图4.7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环境规制强度Moran’sI散点图结合图4.7，列出了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环境规制竞争的空间特征表，具体如表4.10所示。表中位于第二、四象限的省份极少（仅有海南、浙江、辽宁三个省份），而位于一三象限的省份有28个，表明给中国环境规制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即往往存在环境规制强度高的省份与其他环境规制强度高的省份集聚，表现为一种“竟优”的特征；环境规制强度低的省份与其他环境规制强度低的省份集聚，表现为一?
第4章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与趋势87的高高（HH）和低低（LL）两种模式的分化，其中HH区间的第一象限有8个省份，均隶属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可见，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高的地区往往与其他同样高的地区发生集聚。而第三象限几乎囊括了所有西部地区的省份，说明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地区农业面源污染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集聚特征。同样，2017年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表现为明显的HH和LL两种模式分化，较高和较低的省份在空间上趋于集聚分布。此外，2017年位于HH区间的省份由2004年的8个提高到13个，高高型集聚区域明显扩大，这些区域多为农业大省，恰恰是农业大省的很多农业生产行为导致了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增大了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势头，加大了农村环境压力。图4.112004、2017年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的Moran’sI散点图图4.122004、2017年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的LISA集聚图4.4本章小结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为后文的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奠定重要的事实依据。通过对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和农业面源污染特征与趋势的描述统计，得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1）中国省际环境分权程度日益提高，但异质性特征显著。随着我国环境事务管理体制的推进，环境管理的分权程度不断扩大，尤其是环境行政分权和环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环境分权与区域绿色发展[J]. 邹璇,雷璨,胡春.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6)
[2]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J]. 陶静,胡雪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6)
[3]条块并存的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J]. 宋英杰,刘俊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5)
[4]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J]. 李国祥,张伟. 当代经济科学. 2019(03)
[5]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J]. 展进涛,徐钰娇.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3)
[6]省际竞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J]. 龚斌磊,张书睿.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2)
[7]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J]. 于斌斌,金刚,程中华. 统计研究. 2019(02)
[8]农业污染背景下农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分析[J]. 李守伟,李光超,李备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2)
[9]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的“逐底竞争”检验[J]. 刘华军,彭莹. 资源科学. 2019(01)
[10]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J]. 夏秋,李丹,周宏.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12)
博士论文
[1]中国畜牧业面源污染研究[D]. 张晖.南京农业大学 2010
本文编号：3487902
【文章来源】：西南大学重庆市 211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87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第二阶段（1994-2007）：在分权体制框架下环境事务管理呈集权态势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76度进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以考察各地区的环境规制之间的集聚情况。为了清晰地呈现31个省份环境规制强度的分布状况，图4.7做出了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环境规制强度的Moran’sI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2017年环境规制强度的Moran’sI指数为0.405，同时在统计上显著，表明该年度中国31个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我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并非简单地随机状态，而是表现出部分省份的相似值之间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形式，而这种分块集聚也说明了环境规制竞争的存在。从图中可以看出，四个象限对应环境规制的四种类型，即第一象限为高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被其他高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所包围（HH模式），代表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环境规制的“竟优”特征；第二象限为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被其他高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所包围（LH模式），代表负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环境规制存在差异性特征；第三象限为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被其他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所包围（LL模式），代表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环境规制的“竞次”特征；第四象限为高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被其他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省份所包围（HL模式），代表负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环境规制的差异化特征。图4.7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环境规制强度Moran’sI散点图结合图4.7，列出了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环境规制竞争的空间特征表，具体如表4.10所示。表中位于第二、四象限的省份极少（仅有海南、浙江、辽宁三个省份），而位于一三象限的省份有28个，表明给中国环境规制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即往往存在环境规制强度高的省份与其他环境规制强度高的省份集聚，表现为一种“竟优”的特征；环境规制强度低的省份与其他环境规制强度低的省份集聚，表现为一?
第4章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与趋势87的高高（HH）和低低（LL）两种模式的分化，其中HH区间的第一象限有8个省份，均隶属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可见，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高的地区往往与其他同样高的地区发生集聚。而第三象限几乎囊括了所有西部地区的省份，说明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地区农业面源污染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集聚特征。同样，2017年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表现为明显的HH和LL两种模式分化，较高和较低的省份在空间上趋于集聚分布。此外，2017年位于HH区间的省份由2004年的8个提高到13个，高高型集聚区域明显扩大，这些区域多为农业大省，恰恰是农业大省的很多农业生产行为导致了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增大了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势头，加大了农村环境压力。图4.112004、2017年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的Moran’sI散点图图4.122004、2017年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的LISA集聚图4.4本章小结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为后文的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奠定重要的事实依据。通过对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和农业面源污染特征与趋势的描述统计，得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1）中国省际环境分权程度日益提高，但异质性特征显著。随着我国环境事务管理体制的推进，环境管理的分权程度不断扩大，尤其是环境行政分权和环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环境分权与区域绿色发展[J]. 邹璇,雷璨,胡春.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6)
[2]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J]. 陶静,胡雪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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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农业污染背景下农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分析[J]. 李守伟,李光超,李备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2)
[9]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的“逐底竞争”检验[J]. 刘华军,彭莹. 资源科学. 2019(01)
[10]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J]. 夏秋,李丹,周宏.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12)
博士论文
[1]中国畜牧业面源污染研究[D]. 张晖.南京农业大学 2010
本文编号：348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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