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融资模式与中国特色工业化
发布时间:2021-10-25 14:53
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分析工业化本身,更应该探究它的特殊性及其成因。近20年的工业化进程表现出"规模大、速度快、后劲足,同时还伴随着资本深化和金融深化持续进行"这五大特征。现有文献由于对土地要素的忽略,尚未能够很好地解释当前中国工业化的特色。通过对典型事实的梳理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与官员晋升机制、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产生了激励相容,从而催生出了一个以"土地引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核心的高效融资模式,使得其成为解释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关键变量。具体而言:由于在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享有双垄断地位,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采取低价供应土地的措施进行招商引资(土地引资),另一方面又通过享有超高的土地增值收益来为城市建设融资(土地财政),同时土地抵押的杠杆效应不仅放松了地方政府的信贷约束,更是有效缓解了快速发展阶段全社会的信用饥渴(土地金融)。但近年来出现的房价和土地征收成本的飙升以及土地金融所蕴含的重大风险等现象表明,"以地融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化解过度依赖"以地融资"所带来的风险。
【文章来源】:中国工业经济.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9 页
【部分图文】:
中日韩与中低收入国家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
图1 中日韩与中低收入国家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一项制度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还需与其他各方制度产生激励相容。事实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制度背景下,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完美配合了相关的官员晋升机制(周黎安,2007)、财税制度(张晏和龚六堂,2005)、金融制度(刘守英和蒋省三,2005),这三个制度激励相容,共同促成了“以地融资”模式的兴起。在GDP锦标赛的竞争性驱动下,土地引资成为了地方政府拉动其辖区内经济的重要手段(杨其静和彭艳琼,2015;杨继东和杨其静,2016);1994年后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走上土地财政的道路;土地储备制度与金融机构对土地抵押的天然偏好(Kiyotaki and Moore,1997),对土地金融的兴起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伴随着土地杠杆的放大效应,中国的金融深化的进程也得以加速。大量的信用通过“土地征收—土地出让—土地抵押”的形式派生而出,导致中国金融中介的规模飞速膨胀,这样的模式嵌入中国的货币创造体系中,便使得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赵燕菁,2014;郭峰,2015)。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年均12%的M2/GDP增速下却只出现了年均2%的CPI增速:以土地为信用之锚,创造出的货币都涌向了土地这个“蓄水池”。四、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城投债为何持续增长:基于新口径的实证分析[J]. 曹婧,毛捷,薛熠. 财贸经济. 2019(05)
[2]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J]. 蔡昉.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03)
[3]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J]. 刘凯.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
[4]货币低估与收入不平等[J]. 梅冬州,陈金至,曹玉瑾. 世界经济. 2018(05)
[5]土地出让市场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 徐升艳,陈杰,赵刚.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3)
[6]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上半程及下半程[J]. 刘守英. 国际经济评论. 2017(05)
[7]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宏观和产业数据的测算及分解[J]. 蔡跃洲,付一夫. 经济研究. 2017(01)
[8]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差异及地方政府竞争影响[J]. 罗能生,彭郁. 中国土地科学. 2016(05)
[9]保增长压力、刺激计划与工业用地出让[J]. 杨继东,杨其静. 经济研究. 2016(01)
[10]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率困境:扩大投资下的增长下滑[J]. 赖平耀. 世界经济. 2016(01)
本文编号:3457631
【文章来源】:中国工业经济.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9 页
【部分图文】:
中日韩与中低收入国家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
图1 中日韩与中低收入国家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一项制度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还需与其他各方制度产生激励相容。事实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制度背景下,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完美配合了相关的官员晋升机制(周黎安,2007)、财税制度(张晏和龚六堂,2005)、金融制度(刘守英和蒋省三,2005),这三个制度激励相容,共同促成了“以地融资”模式的兴起。在GDP锦标赛的竞争性驱动下,土地引资成为了地方政府拉动其辖区内经济的重要手段(杨其静和彭艳琼,2015;杨继东和杨其静,2016);1994年后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走上土地财政的道路;土地储备制度与金融机构对土地抵押的天然偏好(Kiyotaki and Moore,1997),对土地金融的兴起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伴随着土地杠杆的放大效应,中国的金融深化的进程也得以加速。大量的信用通过“土地征收—土地出让—土地抵押”的形式派生而出,导致中国金融中介的规模飞速膨胀,这样的模式嵌入中国的货币创造体系中,便使得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赵燕菁,2014;郭峰,2015)。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年均12%的M2/GDP增速下却只出现了年均2%的CPI增速:以土地为信用之锚,创造出的货币都涌向了土地这个“蓄水池”。四、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城投债为何持续增长:基于新口径的实证分析[J]. 曹婧,毛捷,薛熠. 财贸经济. 2019(05)
[2]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J]. 蔡昉.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03)
[3]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J]. 刘凯.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
[4]货币低估与收入不平等[J]. 梅冬州,陈金至,曹玉瑾. 世界经济. 2018(05)
[5]土地出让市场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 徐升艳,陈杰,赵刚.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3)
[6]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上半程及下半程[J]. 刘守英. 国际经济评论. 2017(05)
[7]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宏观和产业数据的测算及分解[J]. 蔡跃洲,付一夫. 经济研究. 2017(01)
[8]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差异及地方政府竞争影响[J]. 罗能生,彭郁. 中国土地科学. 2016(05)
[9]保增长压力、刺激计划与工业用地出让[J]. 杨继东,杨其静. 经济研究. 2016(01)
[10]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率困境:扩大投资下的增长下滑[J]. 赖平耀. 世界经济. 2016(01)
本文编号:345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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