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政策文本与现实的偏差及完善路径研究
发布时间:2021-10-25 03:10
大数据是科技浪潮推动下的重要社会发展力量之一,大数据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引。在极其复杂并且无限演变的社会环境下,大数据的政策分析成为解决社会数据问题、调整数据行为、发挥数据价值的关键。本文以国家层面出台的大数据政策文本和政策行动主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挖掘目前我国大数据政策文本设计与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细粒度解读,运用政策工具和政策网络的研究方法,发现我国大数据政策在文本内容上存在政策工具使用不当、政策文本与现实问题有所偏差等问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在利益关系的作用下形成互相博弈的关系圈,呈现出不稳定性的多边形特征。在对政策文本与社会现实关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从政策工具与政策网络、政策文本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受众、政策文本与社会现实四个层面协同运行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大数据政策的技术路径,同时尝试为一般政策研究提供新视角。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 2020,17(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8 页
【部分图文】:
本文研究框架
根据前文研究者定义的分析框架,对2013年大数据元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大数据政策进行编码,共将33个政策样本编制成387条内容分析编码,覆盖了供给面、环境面和需求面的所有工具类型,其中有208条编码涉及到笔者分类细目,故作为有效编码,进行统计分析(见表6)。4.1 政策工具使用特征分析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基础保障所占比例(31%)最大,说明我国加大力度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为大数据发展扫除基础障碍;出台相关保障措施,为大数据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真正推动大数据发展的人力支持(13%)和资金技术投入(13%)却成为短板。可见人才与技术依旧缺乏良好的政策环境,这个局面严重制约了我国大数据的发展。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呈现出明显的“过度和空白”。例如规范管制(42%)居于首要地位,目标规划(28%)和鼓励推广(27%)次之,而金融服务与财政税收却几乎处于被忽略地位。过度强调规范管制,反而会限制数据的循环往复利用,减削数据价值。众所周知,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需要极大的资金投入的,市场主体作为主要的大数据拥有者,若没有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有利环境,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是没有办法开展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这将极大地限制大数据产业发展和创新性产品的开发。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技术与工程(36%)、公共服务(34%)和试点示范(28%)齐头并进,可见我国政府正在积极主动地以需求的方式拉动大数据发展,然而作为重要需求力量的公共采购仅占2%,服务外包更是呈现出0%的尴尬局面,几乎完全被忽视。在208条有效编码中,仅编码1-4-1、10-3-3从政策支持视角简单提出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和财政税收,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相关措施;编码3-4-3从健全市场发展机制视角提出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社会众包等方式,也没有具体说明相关措施。可见在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政府过度强调自身建设,忽略了实力强大的市场力量。4.1.3 大数据政策缺少风险防控、技术研发等工具类目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政策信息学:大数据驱动的政策科学发展趋势[J]. 段忠贤,刘强强,黄月又. 电子政务. 2019(08)
[2]社会治理领域大数据政策的定位与有限性分析[J]. 王阳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3]我国地方大数据政策的扩散模式与转移特征研究[J]. 丁文姚,张自力,余国先,韩毅. 大数据. 2019(03)
[4]制度环境、府际竞争与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扩散研究[J]. 吴金鹏,韩啸. 现代情报. 2019(03)
[5]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治理的政策分析[J]. 刘彬芳,魏玮,安小米. 情报杂志. 2019(01)
[6]数据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前景[J]. 章昌平,米加宁,李大宇. 社会科学. 2018(09)
[7]基于扎根理论的大数据政策共词网络研究[J]. 徐蕾,李庆,肖相泽. 现代情报. 2018(06)
[8]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 李樵. 图书情报工作. 2018(11)
[9]第四研究范式:大数据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型[J]. 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林涛. 学海. 2018(02)
[10]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框架与内容: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 黄如花,温芳芳. 图书情报工作. 2017(20)
本文编号:3456530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 2020,17(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8 页
【部分图文】:
本文研究框架
根据前文研究者定义的分析框架,对2013年大数据元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大数据政策进行编码,共将33个政策样本编制成387条内容分析编码,覆盖了供给面、环境面和需求面的所有工具类型,其中有208条编码涉及到笔者分类细目,故作为有效编码,进行统计分析(见表6)。4.1 政策工具使用特征分析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基础保障所占比例(31%)最大,说明我国加大力度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为大数据发展扫除基础障碍;出台相关保障措施,为大数据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真正推动大数据发展的人力支持(13%)和资金技术投入(13%)却成为短板。可见人才与技术依旧缺乏良好的政策环境,这个局面严重制约了我国大数据的发展。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呈现出明显的“过度和空白”。例如规范管制(42%)居于首要地位,目标规划(28%)和鼓励推广(27%)次之,而金融服务与财政税收却几乎处于被忽略地位。过度强调规范管制,反而会限制数据的循环往复利用,减削数据价值。众所周知,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需要极大的资金投入的,市场主体作为主要的大数据拥有者,若没有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有利环境,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是没有办法开展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这将极大地限制大数据产业发展和创新性产品的开发。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技术与工程(36%)、公共服务(34%)和试点示范(28%)齐头并进,可见我国政府正在积极主动地以需求的方式拉动大数据发展,然而作为重要需求力量的公共采购仅占2%,服务外包更是呈现出0%的尴尬局面,几乎完全被忽视。在208条有效编码中,仅编码1-4-1、10-3-3从政策支持视角简单提出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和财政税收,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相关措施;编码3-4-3从健全市场发展机制视角提出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社会众包等方式,也没有具体说明相关措施。可见在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政府过度强调自身建设,忽略了实力强大的市场力量。4.1.3 大数据政策缺少风险防控、技术研发等工具类目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政策信息学:大数据驱动的政策科学发展趋势[J]. 段忠贤,刘强强,黄月又. 电子政务. 2019(08)
[2]社会治理领域大数据政策的定位与有限性分析[J]. 王阳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3]我国地方大数据政策的扩散模式与转移特征研究[J]. 丁文姚,张自力,余国先,韩毅. 大数据. 2019(03)
[4]制度环境、府际竞争与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扩散研究[J]. 吴金鹏,韩啸. 现代情报. 2019(03)
[5]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治理的政策分析[J]. 刘彬芳,魏玮,安小米. 情报杂志. 2019(01)
[6]数据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前景[J]. 章昌平,米加宁,李大宇. 社会科学. 2018(09)
[7]基于扎根理论的大数据政策共词网络研究[J]. 徐蕾,李庆,肖相泽. 现代情报. 2018(06)
[8]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 李樵. 图书情报工作. 2018(11)
[9]第四研究范式:大数据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型[J]. 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林涛. 学海. 2018(02)
[10]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框架与内容: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 黄如花,温芳芳. 图书情报工作. 2017(20)
本文编号:345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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