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职业选择与人才配置
发布时间：2021-11-05 14:00
文章构建的职业选择模型显示,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在提高体制外职位预期回报的同时,也降低了体制内职位的预期回报,这将促使个体更偏好在体制外部门就业,进而降低体制内部门的就业规模。使用CGSS数据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提高了个体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这在使用不同出生队列样本的回归中均成立,且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和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与此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降低了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只是对体制内就业者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间的优化配置,进而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增长。
【文章来源】：南方经济. 2020,(07)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政府管制与体制内就业比例
Z是由可能影响个体就业选择的城市特征变量组成的向量，包括各城市的人口规模、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等变量。其中，各城市人口规模是以户籍人口规模来衡量的，具体估计时以其自然对数进入回归方程;对外开放是以各城市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分别以各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二个变量来代理。同时，Z中还纳入了度量城市是否是沿海、沿江、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哑变量，这些城市都有可能因地理上的优势，或者因为有特殊政治经济地位而更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得这些城市的体制外经济部门可能也会更活跃。五、管制与体制内就业:计量检验及讨论
表2中的回归结果积极回应了前文中的理论预期，说明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提高了个体在体制内就业的概率。但若政府管制是回归方程中的内生变量，那么，表2中的回归结果就是有偏的。就本文使用的数据结构而言，回归方程中因逆向因果关系而造成的内生性可能并不严重，因为虽然体制内就业规模的扩张可能会促使政府管制变得更严格，但本文使用的是2006-2011年CGSS调查与2005年政府管制的匹配数据，而2006-2011年体制内就业规模的扩张则不会影响之前(2005年)的政府管制。但是，回归方程中可能遗漏掉的某些因素(例如，各地的重商文化等)却可能同时影响着政府管制的严格程度和个体在体制内(体制外)就业的概率，进而使得政府管制与随机扰动项是相关的。因此，为了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本文接下来将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方程。工具变量方法需要寻找到与政府管制相关，且只能通过影响政府管制进而间接影响个体在体制内就业的外生变量作为政府管制的工具变量。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了各城市到“五口通商”城市(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的平均地理距离(单位:千公里)及其平方，作为政府管制的工具变量。主要逻辑是，1842年中国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与英国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五口通商”打破了中国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大规模接触西方文明之始(刘哲，1997;王尔敏，2006)，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和走向现代化的起点(马勇，2013)，因而，通商口岸自然的成为了西方文明传入中国，进而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地理端口。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预期，在地理上距离通商口岸更近的城市，当地受到西方自由市场之经济思想的影响会更深入，并使得当地的政府管制可能也会更放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行政审批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J]. 张天华,刘子亮,陈思琪,魏楚钿. 财经研究. 2019(09)
[2]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J]. 蒋为,宋易珈,唐沁. 南方经济. 2019(06)
[3]简政放权改革会改善企业出口绩效吗?——基于出口退（免）税审批权下放的准自然试验[J]. 许和连,王海成. 经济研究. 2018(03)
[4]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J]. 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李书娟. 经济研究. 2018(02)
[5]重估中国近年体制内工资溢价——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孙文凯,樊蓉. 经济学动态. 2017(05)
[6]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如何影响技术创新[J]. 夏后学,谭清美. 财贸经济. 2017(05)
[7]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J]. 李世刚,尹恒. 经济研究. 2017(04)
[8]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陈刚. 管理世界. 2015(05)
[9]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J]. 赖德胜,纪雯雯. 经济学动态. 2015(03)
[10]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J]. 李世刚,尹恒. 经济研究. 2014(07)
本文编号：3477938
【文章来源】：南方经济. 2020,(07)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政府管制与体制内就业比例
Z是由可能影响个体就业选择的城市特征变量组成的向量，包括各城市的人口规模、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等变量。其中，各城市人口规模是以户籍人口规模来衡量的，具体估计时以其自然对数进入回归方程;对外开放是以各城市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分别以各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二个变量来代理。同时，Z中还纳入了度量城市是否是沿海、沿江、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哑变量，这些城市都有可能因地理上的优势，或者因为有特殊政治经济地位而更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得这些城市的体制外经济部门可能也会更活跃。五、管制与体制内就业:计量检验及讨论
表2中的回归结果积极回应了前文中的理论预期，说明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提高了个体在体制内就业的概率。但若政府管制是回归方程中的内生变量，那么，表2中的回归结果就是有偏的。就本文使用的数据结构而言，回归方程中因逆向因果关系而造成的内生性可能并不严重，因为虽然体制内就业规模的扩张可能会促使政府管制变得更严格，但本文使用的是2006-2011年CGSS调查与2005年政府管制的匹配数据，而2006-2011年体制内就业规模的扩张则不会影响之前(2005年)的政府管制。但是，回归方程中可能遗漏掉的某些因素(例如，各地的重商文化等)却可能同时影响着政府管制的严格程度和个体在体制内(体制外)就业的概率，进而使得政府管制与随机扰动项是相关的。因此，为了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本文接下来将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方程。工具变量方法需要寻找到与政府管制相关，且只能通过影响政府管制进而间接影响个体在体制内就业的外生变量作为政府管制的工具变量。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了各城市到“五口通商”城市(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的平均地理距离(单位:千公里)及其平方，作为政府管制的工具变量。主要逻辑是，1842年中国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与英国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五口通商”打破了中国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大规模接触西方文明之始(刘哲，1997;王尔敏，2006)，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和走向现代化的起点(马勇，2013)，因而，通商口岸自然的成为了西方文明传入中国，进而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地理端口。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预期，在地理上距离通商口岸更近的城市，当地受到西方自由市场之经济思想的影响会更深入，并使得当地的政府管制可能也会更放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行政审批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J]. 张天华,刘子亮,陈思琪,魏楚钿. 财经研究. 2019(09)
[2]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J]. 蒋为,宋易珈,唐沁. 南方经济. 2019(06)
[3]简政放权改革会改善企业出口绩效吗?——基于出口退（免）税审批权下放的准自然试验[J]. 许和连,王海成. 经济研究. 2018(03)
[4]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J]. 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李书娟. 经济研究. 2018(02)
[5]重估中国近年体制内工资溢价——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孙文凯,樊蓉. 经济学动态. 2017(05)
[6]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如何影响技术创新[J]. 夏后学,谭清美. 财贸经济. 2017(05)
[7]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J]. 李世刚,尹恒. 经济研究. 2017(04)
[8]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陈刚. 管理世界. 2015(05)
[9]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J]. 赖德胜,纪雯雯. 经济学动态. 2015(03)
[10]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J]. 李世刚,尹恒. 经济研究. 2014(07)
本文编号：347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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