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抗疫”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发布时间：2021-11-26 01:27
探讨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抗击疫情捐赠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在企业产权性质情境下,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抗疫捐赠水平更高。（2）在企业业绩情境下,企业业绩表现对公司抗疫捐赠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公司抗疫捐赠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4）在市场化程度情境下,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公司抗疫捐赠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现有文献,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企业捐赠实践提供指导。
【文章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7(10)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2013—2018年社会捐赠总量（单位：亿元）
就企业捐赠的学术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从企业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等方面展开研究。（1）在企业捐赠动机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提出了利他主义动机、战略性动机、管理层自利动机和政治动机等四种动机（Zhanget al.,2010；阮刚铭等，2019）。利他主义动机认为企业捐赠是纯粹地利于他人和社会而不求回报的社会责任表现（Campbell et al.,1999）。战略性动机认为企业捐赠可以通过改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来提升企业绩效和资源获取能力，进而取得竞争优势，实现利益相关方和企业的双赢（Porter and Kramer,2002；李四海等，2016；眭文娟等，2016）。管理层自利动机认为企业捐赠是委托代理问题的表现（贾明和张喆，2010；金鑫等，2014）。政治动机认为企业捐赠是企业为了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以寻求金融资源的一种“政治献金”行为（贾明和张喆，2010；张敏等，2013；戴亦一等，2014；李维安等，2015）。（2）在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企业产权性质（邹萍，2019）、公司治理（古志辉，2015）、行业竞争程度（卢正文和刘春林，2011）、企业绩效（王菁等，2014）、制度环境（唐跃军等，2014）、高管个人特质（杜兴强和冯文滔，2012；许年行和李哲，2016）、高管政治关联（贾明和张喆，2010；高勇强等，2011）等都会影响企业捐赠行为。（3）在企业捐赠的经济后果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于企业捐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一些学者认为企业捐赠通过改善利益相关方关系显著提升企业绩效（Porter and Kramer,2002；李敬强和刘凤军，2010；王端旭和潘奇，2011；钱丽华等，2015），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企业捐赠是一种显性的外在成本支出，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和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而且可能是高管代理问题的表现，损害了股东财富（Friedman,1970;Brown et al.,2006）。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为检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行为提供一个良好的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披露的上市公司抗疫捐赠数据为样本，从企业产权性质、企业业绩表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考察了企业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上市公司在面临灾难性事件时做出正确的捐赠行为决策提供参考，实现企业通过捐赠行为改善利益相关方关系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编号：3519153
【文章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7(10)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2013—2018年社会捐赠总量（单位：亿元）
就企业捐赠的学术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从企业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等方面展开研究。（1）在企业捐赠动机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提出了利他主义动机、战略性动机、管理层自利动机和政治动机等四种动机（Zhanget al.,2010；阮刚铭等，2019）。利他主义动机认为企业捐赠是纯粹地利于他人和社会而不求回报的社会责任表现（Campbell et al.,1999）。战略性动机认为企业捐赠可以通过改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来提升企业绩效和资源获取能力，进而取得竞争优势，实现利益相关方和企业的双赢（Porter and Kramer,2002；李四海等，2016；眭文娟等，2016）。管理层自利动机认为企业捐赠是委托代理问题的表现（贾明和张喆，2010；金鑫等，2014）。政治动机认为企业捐赠是企业为了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以寻求金融资源的一种“政治献金”行为（贾明和张喆，2010；张敏等，2013；戴亦一等，2014；李维安等，2015）。（2）在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企业产权性质（邹萍，2019）、公司治理（古志辉，2015）、行业竞争程度（卢正文和刘春林，2011）、企业绩效（王菁等，2014）、制度环境（唐跃军等，2014）、高管个人特质（杜兴强和冯文滔，2012；许年行和李哲，2016）、高管政治关联（贾明和张喆，2010；高勇强等，2011）等都会影响企业捐赠行为。（3）在企业捐赠的经济后果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于企业捐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一些学者认为企业捐赠通过改善利益相关方关系显著提升企业绩效（Porter and Kramer,2002；李敬强和刘凤军，2010；王端旭和潘奇，2011；钱丽华等，2015），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企业捐赠是一种显性的外在成本支出，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和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而且可能是高管代理问题的表现，损害了股东财富（Friedman,1970;Brown et al.,2006）。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为检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行为提供一个良好的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披露的上市公司抗疫捐赠数据为样本，从企业产权性质、企业业绩表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考察了企业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上市公司在面临灾难性事件时做出正确的捐赠行为决策提供参考，实现企业通过捐赠行为改善利益相关方关系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编号：3519153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guanlilunwen/zhqtouz/351915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