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代特征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代际趋势
发布时间:2021-08-01 12:37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父代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差异化影响,并考察了不同年代出生的父代对其子女教育期望的变动趋势,检验了父代教育水平影响子女教育期望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整体而言,父代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大,但收入水平的高低会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产生显著影响;互为参照组的分析显示,"读书少的有钱人"对子女有着更高的教育期望,而高学历低收入的父代可能认为教育无用。第二,代际特征的影响不容忽视,不同时代背景下出生的父代,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最低点为1977-1981年出生的父代,也就是高校开始扩招后升入大学和就业的群体。第三,将父代教育水平影响子女教育期望的作用机制中的收入因素进行Oaxaca分解后发现,教育回报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两个因素是导致父代教育期望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文章来源】:劳动经济研究. 2020,8(03)CSSCI
【文章页数】:20 页
【部分图文】:
教育期望与教育回报、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长期变动关系
在CFPS 2018年数据库中,少儿父母代答问卷包含的8454个少儿样本,相关问题由同住的、照顾该少儿最多的成年家长代答,能够有效反映父代对子女未来受教育程度的预期。与该子女群体相匹配的父代最早出生年份是1939年、最晚为1997年,其中出生于1957年之前以及1991年之后的父代样本只有109个,予以剔除,这样就保留了年龄为26~60岁,处于工作年龄段的父代样本。对于问卷中“希望孩子受教育程度”的回答为不知道以及拒绝回答的样本,同样予以剔除。最终获得3508个有效观测,作为实证研究所需的基本数据集。图2 父代不同受教育程度下教育期望值的散点图
图1 父代出生年份的概率分布如图1所示,可以观测到父代出生年份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年代出生的群体构成了当前社会各个阶层的中坚力量,也是对改革开放、教育体制改革等感受最强烈的群体。在图2中,描述了父代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期望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见,父代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也越高。进一步从“文化大革命”和教育市场化改革开始年份作为划分依据,粗略地将父代划分为三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出生的父代群体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期望的影响最为明显,而这十年恰恰是通过“运动”的形式阻断了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联系的十年(李春玲,2003)。影响最弱的是教育市场化改革开始后即1977年以后出生的父代群体,从时间上看,这一阶段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个人特征外的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不断上升。由图2可以发现,要想更深层次地揭示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有必要对父代出生年份的时代背景进行探究,因此本文以每5年为1个年龄组群,将父代划分为7个代际群体(1)。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J]. 亓寿伟. 统计研究. 2016(05)
[2]教育与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阻滞——兼论我国部分农村“宗教热”[J].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 经济学动态. 2015(12)
[3]教育的代际流动:来自中国学制改革的证据[J]. 林莞娟,张戈.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2)
[4]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 陈钊,陆铭,佐藤宏. 经济研究. 2009(10)
[5]教育: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郭丛斌,闵维方. 教育研究. 2009(10)
[6]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 2003(03)
本文编号:3315541
【文章来源】:劳动经济研究. 2020,8(03)CSSCI
【文章页数】:20 页
【部分图文】:
教育期望与教育回报、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长期变动关系
在CFPS 2018年数据库中,少儿父母代答问卷包含的8454个少儿样本,相关问题由同住的、照顾该少儿最多的成年家长代答,能够有效反映父代对子女未来受教育程度的预期。与该子女群体相匹配的父代最早出生年份是1939年、最晚为1997年,其中出生于1957年之前以及1991年之后的父代样本只有109个,予以剔除,这样就保留了年龄为26~60岁,处于工作年龄段的父代样本。对于问卷中“希望孩子受教育程度”的回答为不知道以及拒绝回答的样本,同样予以剔除。最终获得3508个有效观测,作为实证研究所需的基本数据集。图2 父代不同受教育程度下教育期望值的散点图
图1 父代出生年份的概率分布如图1所示,可以观测到父代出生年份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年代出生的群体构成了当前社会各个阶层的中坚力量,也是对改革开放、教育体制改革等感受最强烈的群体。在图2中,描述了父代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期望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见,父代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也越高。进一步从“文化大革命”和教育市场化改革开始年份作为划分依据,粗略地将父代划分为三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出生的父代群体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期望的影响最为明显,而这十年恰恰是通过“运动”的形式阻断了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联系的十年(李春玲,2003)。影响最弱的是教育市场化改革开始后即1977年以后出生的父代群体,从时间上看,这一阶段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个人特征外的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不断上升。由图2可以发现,要想更深层次地揭示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有必要对父代出生年份的时代背景进行探究,因此本文以每5年为1个年龄组群,将父代划分为7个代际群体(1)。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J]. 亓寿伟. 统计研究. 2016(05)
[2]教育与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阻滞——兼论我国部分农村“宗教热”[J].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 经济学动态. 2015(12)
[3]教育的代际流动:来自中国学制改革的证据[J]. 林莞娟,张戈.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2)
[4]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 陈钊,陆铭,佐藤宏. 经济研究. 2009(10)
[5]教育: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郭丛斌,闵维方. 教育研究. 2009(10)
[6]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 2003(03)
本文编号:331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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