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大学生思维方式发展特点的比较研究

　　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教育论文，主要是关于藏汉大学生思维方式发展特点的比较研究，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一、思维方式及其文化性思维方式是人们用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围世界的一种思维习惯，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1]2u。

　　Nisbett和Peng等人首次通过系统的实验，证明了基于不同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东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这种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强调主体和环境之间的和谐以及环境的影响，强调承认矛盾以及学会用矛盾论的观点看世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式的，它强调事物本身的特性，强调用逻辑的、非矛盾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作为文化的一种元认知特征。目前，心理学对思维方式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心理及行为的影响上。

　　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特征深深地根植于当地的文化传统之中，那么同一个国家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间思维方式存不存在差异呢?国内一项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在思维的变化性维度上，存在显着的地域差异，出生和成长在长江以南的南方人思维的变化性显着高于长江以北的北方人l3]，从而表明思维方式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烙印，而且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藏文化是我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与汉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本研究通过对藏、汉两族大学生的取样调查，试图发现在不同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对象采取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从安徽农业大学和西藏大学各年级共抽取560名本科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34份。其中藏族304名，汉族230名，男生260名，女生274名，文科298名，理工科236名。所有学生年龄在18—23岁。

　　(二)研究工具采用侯玉波等人在2004年编制完成的《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该量表由13个题目构成，包括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三个维度。联系性包括4个强调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题目，这些题目衡量一个人对联系观念的看法，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于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事物。变化性包括5个衡量不变观念的题目，为了与字面意思相一致，在记分的时候这些题目反向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变化性越高。矛盾性包括4个衡量矛盾和适应性的题目，得分越高，表明越喜欢用矛盾的观念看待和处理问题。该量表间隔1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784，3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9、0．67和0．72。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聚合及区分效度。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使用统一的指导语，问卷填写均采用无记名方式，全部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一)藏汉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不同民族、学科、性别藏汉大学生思维方式的t检验结果发现(如表1)，在思维方式的三个维度上藏汉大学生的得分均存在极其显着差异，其中汉族大学生思维的联系性和矛盾性显着高于藏族学生，藏族学生在思维的变化性上显着高于汉族学生；在思维方式的变化性和矛盾性维度上，文科学生的得分显着高于理科学生的得分，在联系性维度上的得分，文理科学生之间不存在显着差异；大学生思维方式的三个维度均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在思维方式的三个维度上，民族、学科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联系性维度(F一1．829，P>0．05)、变化性维度(F一0．457，P>0．05)和矛盾性维度(F=0．092，P>0．05)均不存在显着的交互作用。藏族大学生在思维方式的联系性和变化性维度上年级差异显着，经多重比较发现，在联系性维度上，大三学生得分显着高于大一、大二和大四学生；在变化性维度上，大四学生得分显着高于大一和大三。汉族大学生思维方式的联系性年级差异显着，笔耕文化传播，大一学生得分显着低于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大二和大三之间的差异也达到显着性水平，大二学生得分低于大三学生。民族、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在思维方式的三个维度上，民族和年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着。四、讨论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是一个较为稳定的文化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思维方式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E1] 。到目前为止，东方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已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以中国境内大学生为被试，研究结果发现，藏、汉两族大学生思维方式也存在显着的差异。与汉族大学生相比，藏族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呈现了较多的变化性和较少的联系性和矛盾性。这说明，思维方式的确存在着深厚的文化烙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亚文化也能够对人们的思维特性产生强烈影响。

　　中国人的思维特性表现为联系性和辩证性，而辩证观念又包含着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等三个原理。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5]。国内的文化学者认为，儒教思想中的“中庸”观念和道教思想中“阴阳观”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最直接的体现。在古代书籍中，也有诸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描述。显然，出生并成长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汉族大学生，所受儒教思想和道教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肯定要比在藏传佛教影响下成长的藏族大学生要深刻，所以在思维的联系性和矛盾性上都显着高于藏族学生。而在变化性维度上出现的相反的情况恰恰体现了藏、汉两种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西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参与这次调查的藏族学生都出生在80末甚至是9O后，他们在成长中更能切身的体验到社会发展和文化交融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因此更能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因此，大学生思维方式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汉族学生思维方式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思维的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正是传统中国文化整体和谐认知观的体现，藏族学生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相对较浅。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思维方式也具有年龄特征。侯玉波研究发现，个体思维的联系性思维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20岁到30岁联系性思维达到最高；变化性也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强，但是到一定的年龄会有下降趋势，在18岁到22岁又逐渐上升。本研究还揭示了藏汉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变化趋势。汉族大学生思维的联系性大一学生低于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大二学生得分低于大三学生，藏族大学生思维的联系性大三学生得分高于大一、大二和大四学生。也就是说，在思维的联系性上，藏、汉两族大学生都在大三年级达到最大值，到大四时又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大学生自我意识的研究也发现大学三年级是自我意识发展的转折期，可见，无论是人格还是认知方面的发展，大三年级在大学四年里都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在变化性维度上，藏族学生大四得分显着高于大一和大三，汉族学生却没有表现出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思维的联系性和变化性的确具有发展变化的特点，而且思维特性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