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30年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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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

zhuanti bitan

价值观，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是这一价值观的直接反映。恢复和加强重点学校制度是具体的政策举措，建立了一批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在国民教育体系内部形成了隐性的“双轨制”。国家集中稀缺教育资源、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向少部分学生倾斜，以尽快培养所需人才，尽力满足国家赶超战略的需要，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教育不公平问题。重点学校在全国学校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而且主要集中在城镇，，但却占用了相当多的教育资源。另外，激烈的考试竞争也带来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尽管教育部在本阶段多次发文要求纠正，并要求处理好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的关系，但收效甚微。

相对于“文革”期间的教育无序状况，计划管理体制的恢复给教育带来了秩序和效率，在当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教育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端愈益彰显，亟待改革。

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决定》要求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提出：“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原则。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教育投入体制和办学体制的改革有内在的联系。教育经费短缺是当时制约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基础教育行政管理地方化、分权化改革把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责任也下放给地方了。

在教育投入体制方面，《决定》提出的“两个增长”的要求对于政府投入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以前的70年代和后来的90年代。同时，鼓励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用于改善基础教育的教学设施，并鼓励通过发展校办企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自主创收，同时还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决定》还特别强调乡财政收入的作用：“为了保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这样，在实践中，就逐步形成了以县乡为主管理和实施义务教育的格局。在办学体制方面，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则突破了政府办学的框架，《决定》鼓励集体、个人和社会力量办学，民办

教育得到迅速发展。

本阶段的改革打破了原来的以计划为主的教育体制，建立了新的教育秩序，提高了教育行政效率和学校管理效率，提高了政府宏观调控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能力，提高了地方办学和学校办学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提高了各级各类教育筹措教育经费的能力，扩充了我国教育资源总量，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的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本阶段的教育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但在打破旧秩序、形成新秩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混乱，如地方各级政府义务教育权限问题、学校乱收费问题等等。此外，改革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新问题，如义务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后，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所以区域间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现象凸显。一些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政府教育投入虽有大幅度增加，但与持续扩大的教育规模相比，在总量上依然不足。这些新老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解决。

本阶段教育改革的主要关注点在体制改革，《决定》中明确指出需要解决的教育体系调整（特别是职业教育）、教育内涵发展（教育思想、内容、方法）等问题没有成为政策重点。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愈演愈烈，教育质量堪忧。这说明，任何一个时期的教育改革都应该整体推进、统筹考虑，不能只是关注某一个方面（如教育体制），否则会顾此失彼。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拉开了全面改革教育体制的序幕，对其后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落后的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调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决定》指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

本阶段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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