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政策何以催生义务教育阶段的“赶学游戏”——以广州中产阶级家庭的调查为例

发布时间：2021-01-05 11:38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对小学生"课业负担重"表达了关注。通过梳理自1955年以来颁布的重要"减负"文件和政策,可以发现,课业负担重早已成共识,为此,教育部门采用"控时"和"减量",通过多元治理、报告监测、联动执法、黑白名单制等措施予以应对。但是,政策"减负"反而催生了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自愿同意为基础的"赶学游戏",并逐渐演变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新霸权",超前学习、超时学习和超量学习广为存在。在末端评价机制未出现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正式"减负政策"的放权让渡,会催生替代性的非正式规则,中产阶级抗拒阶层下移的焦虑心态,以学而思、新东方为代表的辅导机构的专业供给,有钱有闲有知识有规划追求的家长尤其是"母职"兴起,也即制度、阶层、市场、学校和家庭这四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共同形塑了"赶学游戏"的稳健运行。 

【文章来源】：学术论坛. 2019年02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文章目录】：
一、文献回顾:从生产领域的“赶工游戏”到教育领域的“赶学游戏”
    （一） 生产领域的工人“赶工游戏”及演变:工人唯恐个人落后?
    （二） 阶层再生产的焦虑与“赶学游戏”:家长唯恐子代掉队?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一） 研究概念:“赶工游戏”和“赶学游戏”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的一致性
    （二） 研究框架:多重因素作用下“赶学游戏”的兴起
    （三） 研究过程
三、“减负”政策及政府治理逻辑的演变:基于量化逻辑和治理逻辑的反思
    （一） 以“课业负担重”为代表的超时增量学习成为“减负”政策文件的关注焦点
    （二） 减量、控时、共治成为“减负”政策文件应对“课业负担”的具体策略
四、“赶学游戏”与义务教育“新霸权”的形成路径
    （一） 制度政策:放权让渡
    （二） 阶层心态:抗拒下沉
    （三） 市场力量:专业供给
    （四） 家庭力量:“母职”兴起
    （五） 学校管理:结果导向
五、“赶学游戏”持续有效运行的内在机理及解释归因
    （一） 一旦参与其中, 家长或小学就不会质疑游戏规则即应试教育本身, 并且积极地提前学习或超时学习, 学习过程或课外辅导也就具有了正向强化的符号功能
    （二） 当下的考试制度基于个体能力或素质而非基于集体性努力的绩效考核, 将集体性的学生利益构建为个体之间的利益竞争, 个体性学习竞争而非整体性的学习制度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
    （三） 刺激学生或学生家长参与到超时学习或提前学习的“赶学游戏”, 不只是考试分数的激励, 同时也有社会声望、未来期待等。考试分数对家长来说, 不仅意味着对过去的承认, 也代表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四） “赶学游戏”的学习过程能够实现可持续维持, 除了外在的“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进阶路线的存在, 内在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学校领导、任课教师和班主任“或明或暗”的干预影响
六、结语:理性审视“赶学游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J]. 杨菊华.  人口研究. 2019(01)
[2]代际冲突与合作——幼儿家庭照料类型探析[J]. 张杨波.  学术论坛. 2018(05)
[3]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当下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J]. 李忠路.  社会. 2018(01)
[4]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影子教育的视角[J]. 薛海平.  教育科学研究. 2017(02)
[5]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J]. 薛海平,李静.  教育经济评论. 2016(04)
[6]谁从影子教育中获益——基于选择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J]. 李佳丽.  教育发展研究. 2016(20)
[7]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J]. 李春玲.  文化纵横. 2016(04)
[8]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 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J]. 吴晓刚.  社会. 2016(03)
[9]片面洞察下的“反学校”生存——关于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的探讨[J]. 史秋霞,王毅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03)
[10]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J]. 杨娟,赖德胜,邱牧远.  经济研究. 2015(09)



本文编号：295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