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对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启示

李开彦  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李宾   中国人民大学农发学院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过程的描述，揭示了近代英国从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一元经济形态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形态的历史过程，是后期二元经济理论研究鲜有涉及的内容；马克思揭示了农业部门在促进工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后期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开创性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规律，显然不同于西方多数学者从生产力角度着眼研究二元经济的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二元经济

经济学界一般认为：荷兰经济学家伯克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二元”概念的经济学家；真正掀起二元经济研究热潮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其鸿篇巨著《资本论》中，已经对二元经济相关理论进行了经典的论述，为后期的二元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1、马克思《资本论》关于二元经济形成的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英国为例，通过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特别是原始积累的研究，从生产关系层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即二元的经济形态的形成过程。

现代经济启动以前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一元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初期以及古代时期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了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农民在自有或佃租的土地中进行劳作，自给自足，维持一种简单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就是社会经济逐步二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正是通过暴力手段，逐步获得劳动力和资本的过程。首先，“大量的人突然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然后，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 随着现代工业在城市的集中，城市（工业）成为生产力的中心，农村（农业）逐步被边缘化，二元经济形态也就形成了。

英国封建生产方式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的过程，就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传统的较低层次的一元经济向较高层次的二元经济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包括历时四、五百年的圈地运动和其它暴力掠夺。正如马克思所言：“掠夺教会财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的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二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取代一元的小农经济的过程中，尽管充满的血腥，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革新，是一种历史进步。

2、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二元经济形成的论述

20世纪五十年代，在发展经济学研究如火如荼的时期，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通过生产力的角度，描述了一元经济形态逐步转变为二元经济形态的过程。

荷兰经济学家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文中，通过对19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在印尼社会中，原有的经济成份为本土的、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农业体系，使用本土固有的落后技术，整个社会表现为资本主义前社会的传统社会，而随着外来资本主义的进入，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形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使用先进的技术并提供较高的收入水平，形成殖民主义输入型的现代“飞地经济”，即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二元”的社会经济模式也就形成了。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5年最早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某些“点”上，而不会在“面”上展开。佩鲁将这些“点”称为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在这些点上，开始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各个增长中心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通过这种“波及效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体中，尚未形成增长极的时候，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一元经济，在增长极的“波及效应”均衡地影响于经济体其它部分后，形成了一种较高层次的一元经济，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即增长极的“波及效应”尚未均衡地影响于经济体其它部分时，就出现了二元的经济形态。

1957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文中，提出了“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原理”。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而这第二级的变化会反过来推动最初的那个变化。所以，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均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这种循环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累积效应。地区间和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就是由这种“循环累积的因素联系”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经济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如不断地循环、累积，最终形成区域间、国家间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二、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很多篇幅描绘了乡村小农经济中的农耕者，怎样逐步成为城市工厂中的雇佣工人，如何实现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当然，马克思立意的重点，不在于剩余劳动力实现了转移，而是劳动力转移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强迫的。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掠夺而被驱离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它们大批地变成乞丐、盗贼、流浪汉，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汉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汉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它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它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汉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这样，这些失去土地的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被迫进入城市的工厂做工，形成了最早期的一批产业工人。这也对后期二元经济研究中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重要命题提供了重要的先鉴意义。

2、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几名经济学家，在其二元经济理论中，都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作为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阐述。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成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刘易斯认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主要存在于传统农业部门。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剩余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农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进行转移。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收入水平差距刺激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工业部门采用现代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高，又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可以在相对不变的工资水平下获得大量雇佣工人，从而资本家可以集中大部分工业利润，积累起大量资本。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促使产出和就业不断增长。直到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农村劳动力工资也按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经济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费景汉和拉尼斯完善了刘易斯二元经济转换的二阶段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二元经济转换的三阶段学说。费景汉和拉尼斯把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零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称为“多余劳动力”。劳动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农业部门平均收入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是“伪装失业劳动力”。假定由于制度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为“不变的制度工资”。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等于零。由于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等于零，当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时，农业总产量不会下降；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实际制度工资不变，随着剩余劳动力的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总农产品与现存农业劳动力对农产品的消费之间产生一个差额，即农业剩余。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小于实际的制度工资。劳动力的转移必然使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提高，随着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将出现农业总产量的下降。此时，平均农业剩余己经开始下降。这表明在此阶段，农业部门己不能向新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按农业部门的固定实际工资提供农产品，开始出现农产品的短缺。第三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固定的、由制度决定的实际工资。当劳动力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继续转移时，固定制度工资将被实际工资代替，农业工人的工资由竞争的市场原则决定，并开始随劳动边际产品的增加而提高。“伪装失业”消失，劳动力成为稀缺商品，农业部门已经“商业化”，二元经济转换的任务完成。

乔根森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固定的、在现有制度和医学水平上能够达到的生理最大人口增长率，在达到最大人口增长率以前，总人口增长率将随粮食产出的增长而增长。他把人口增长率达到生理上最大量时的最低人均粮食产出称为临界人均收入水平。当人均粮食产出大于临界人均收入时，人均粮食消费不变且等于临界人均收入水平，这样，农业剩余便产生了。农业剩余的产生使得总人口中的一部分可以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因此开始。并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规模相适应，其关系是：农业剩余在总农业产出中的比例等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显然，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工业人口等于零，即所有人口从事农业。如果农业剩余在总农业产出中的比例很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去的比例也很大。乔根森认为，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上升的，农业工资也不是固定的。为了引诱农业劳动着转移到工业部门，只需要工业工资必须高于农业工资，他认为这个工资差异在比例上是固定的。

哈利斯、托达罗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条件下，就城市中的就业格局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是像刘—费—拉模型所所描述的那样，劳动者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直接转向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真实的的转移过程是一个两阶段过程，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地区并在“城市中传统部门”中工作，然后这些劳动力有机会和有条件进入到“城市中的现代部门”。沿着这种思路，托达罗经过模型设定及其求解，发现城乡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并非如刘—费—拉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是取决于收入差别。事实上，在城市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农民的流动不仅要考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还要考虑一定时期在城市就业的概率。因此，农民决策时要在进入城市后遭受失业风险和预期获得较高收入之间做出权衡。

三、马克思《资本论》对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启示

通过以上马克思《资本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在二元经济模式形成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两方面的论述对比可以看出，《资本论》对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资本主义性质及其矛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近代英国从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一元经济形态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形态的历史过程，这些是后期二元经济理论研究者鲜有涉及的内容。

2、马克思揭示了农业部门在促进工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质资本，提供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这些正是后期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3、马克思开创性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规律，显然不同于西方多数学者从生产力角度着眼研究二元经济的方法，为正确把握二元经济的实质内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为第三世界国家研究二元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虽然马克思在所有论著中从来没有用过“二元经济”的提法，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规律的研究使他无愧于二元经济经理乃至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难怪以研究二元经济闻名于世的刘易斯教授在其成名之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醒读者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原始积累部分的内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2．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3、费景汉，《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5、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

6、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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