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研究

发布时间：2015-03-18 14:20

摘要：在国内持续低消费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激励，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关键：一在于提高消费，二在于改变政府对投资和出口激励的方式与手段。

关键词：消费 投资 净出口 经济增长

消费、投资、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十五”期间，我国投资率、净出口额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走低，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在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两大力量的拉动下，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从长远来看，低消费、高投资、高净出口必然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增长就必须由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一、当前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

按照国民收入支出法核算，GDP是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X-M)三大力量拉动。从我国实际看，投资和净出口构成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含政府消费）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一直较弱。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率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48.8%；而投资率却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1978年为38.2%，2004年上升到历史最高值43.2%，2007年为 42.3%（图1）。1978—2005年全球年均投资率为22.1%。总体上投资率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4.2%下降到2005年的21%;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18.8%％、27.4%％、21.1%和17.6%；发展中国家中，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21.2%、23.2%、26.4%和22.6%，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亚洲国家的年均投资率为27.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一时期，我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8.9%，不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我国都高出许多，比亚洲国家也高出不少。从消费看，1978-2005年，全球年均消费率为77.6%，且呈上升趋势，从 1978年的 75.6%上升到 2005年的 78.8%；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 78.2%、78.7%、70.9%和84.1%；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明显低于其他国家水平[1]。在1990-2006年的17年中，除1993年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表1）。其中，2005年贸易顺差突破10000亿元，2006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值16654.1亿元。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率达到历史最高值5.42%,2006年进一步攀升为7.53%。从全球范围看,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率高于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尼、中国台湾、泰国等东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仅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小型开放经济体[2]。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持续多年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罕见，尤其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为罕见。

 

              表1   中国1978—2006年净出口  单位：亿元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净出口

-11.4

-20

-14.7

17.1

91

50.8

1.3

-367.1

-255.2

10.8

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净出口

-151.1

-185.6

510.3

617.5

275.6

-679.5

634.1

998.6

1459.2

3549.9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净出口

3629.2

2536.6

2390.2

2324.7

3094.1

2986.3

4079.1

10223.1

16654.1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二、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

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核算的恒等式，国内储蓄等于投资与净出口之和，即S=I+（X-M）。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投资是实际投资。实际投资包括自愿性的投资与非自愿性投资。自愿性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自愿性的存货投资，非自愿性的投资是指非自愿性存货投资。然而这一恒等式决不意味着储蓄总是等于自愿性投资。在某一时点上，非自愿性存货投资可能是大于0，小于0或等于0。当非自愿性存货投资不等于0，从而储蓄与自愿性投资不一致时，就会形成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均衡，引起经济的收缩和扩张。一定时期的国内储蓄额意味着有等值的产品没有被最终消费掉，没有被最终消费掉的产品的出路有两个：一是企业的投资（自愿性投资与非自愿性投资），二是净出口。当非自愿性存货投资等于0时，企业自愿性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刚好等于国内储蓄，国民经济就会均衡增长；当非自愿性存货投资小于0时，企业自愿性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大于国内储蓄，国民经济将会过热，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当非自愿性存货投资大于0时，企业自愿性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小于国内储蓄，国民经济将会衰退，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

国内储蓄率=（1-消费率），中国持续低消费的另一面就是持续高储蓄。2006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达到创纪录的51.2%。在国内高储蓄低消费的情况下，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就必须要有持续的高自愿性投资和高净出口（高对外贸易顺差）。如果没有高自愿性投资和高净出口，企业自愿性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必然小于国内储蓄，国民经济就会衰退。经济衰退会引起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实和中国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高投资和高净出口。然而，在高储蓄低消费的情况下，经济自主实现持续高投资和高净出口是不现实的，除非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对投资和出口进行激励。

（一）持续高投资的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主体是企业，尽管当前中国政府掌控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但是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看，国家预算内资金只占全部投资资金比重的3.6%，投资主要还是企业自主行为的结果[3]。企业投资的目的是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企业根据投资的预期收益与投资成本的比较来决定是否进行投资。投资与消费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不论经济活动的链条如何延长和复杂，消费始终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扩张情况下的引致需求，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必然会降低产业传导链条上各个企业的收益，甚至不能抵补投资成本，企业的投资意愿就会减弱，投资需求会被抑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市场投资意愿降低时，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和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来激励企业进行投资。但我国各级政府利用掌控的经济资源和权利，采取了非市场经济的方式对企业的投资进行激励，这种方式能够显著刺激企业投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承担企业的投资风险。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把70%以上的银行信贷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企业的坏账可以不还，而银行却背上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最后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负担[3]。

2、扭曲资源定价和企业不承担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由于政府对资源类产品定价机制的干预，使部分资源性产品（如水、石油、煤炭、电等）的价格水平大大低于供需平衡时的竞争性价格水平，进而人为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企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没有完全内部化，生产成本被低估。

3、扭曲生产要素价格。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我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存在的现实，使劳动者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多年来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然而，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绝大多数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在供严重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得不到贯彻、已定的工资被克扣不发或少发、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等问题，说明在体制上和政策上存在着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从资金市场来看，政府通过金融抑制压低利率，由于名义利率偏低，在一些年份扣除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为零或零以下，人为压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从土地情况来看，中国政府拥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征用权，政府能够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然后又以非常低的价格给企业出售土地使用权。

（二）持续高额净出口的原因

持续高额净出口的重要原因是出口持续增加。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已达36%，而且每年以20%-30%的速度在继续增长[5]。与政府对投资的驱动相类似，出口增长快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外贸外资的发展采取了过度激励的政策。主要体现为：

1、在外贸政策上，主要是放松贸易保护，大力鼓励出口。表现在：对产品出口提供信贷和保险；对出口制成品减免关税、外销退税和给予出口补贴；对出口部门所需要的原材料、零配件和机器设备进口，减免关税或减少进口限制；给出口商提供一定比例的进口限额和许可证等等。

2、在外汇和汇率政策上，除给出口企业和出口商优先提供外汇或实行“汇率留成”、“出口奖金”等制度外，实行了货币贬值，刺激本国产品出口。

3、在投资政策上，对面向出口的企业提供减免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等方面更大的优惠，国家对这些企业还优先提供原材料、土地、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等。

4、在外资政策上，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从外贸顺差的构成看，中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是外资企业的顺差，2006年外资企业顺差的比重达到了67%。为了能够引进更多的外资，地方政府对外资提供了许多激励政策：第一，税收方面的优惠，包括税率和减免税，如“三免两减半”，而这仅仅只是中央政府以法律形式给予的优惠。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形成了恶性竞争，在税收优惠方面很多地方实际执行的都是“五免五减半”，甚至“十免十减半”。第二，政府在提供土地、厂房、基础设施方面提供优惠，人为压低资源类产品价格。第三，工资成本被人为压低，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处于相当低水平。

高投资带来的产能扩大，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和外需来加以平衡，于是整个宏观经济就呈现出由投资、净出口拉动的动态均衡状态。

三、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对策思路

尽管投资、出口的拉动带来了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然而由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要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中国持续高储蓄低消费的现实需要高投资和高净出口，而政府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激励最终促成了高投资和高净出口，因此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关键：一在于提高消费，二在于改变政府对投资和出口激励的方式与手段。

(一) 完善分配关系，扩大居民消费支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主要是居民收入相对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重偏低，这是造成我国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对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使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首先，要不断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就业市场，建立完善国有单位工薪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的机制，国家要根据国家投资或股本比例，参加国有资本收益分配，重点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方面。其次，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据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再次，采取措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通过财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规范高收入群体收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最后，要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教育收费，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抑制出口过快增长。

首先，合理限制出口数量。第一，加快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缩小退税商品范围,调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我国是一个资源、土地、能源短缺,环境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逐渐取消对资源密集、土地密集、能源密集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近两年,我国已多次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但现行政策仍有较大调整空间。第二，调整出口关税征收范围和幅度。扩充“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关税征收范围目录；对部分出口势头依然强劲的低附加值产品调高出口关税税率。第三是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逐步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产品目录,限制资源能源消耗多、带动就业少、综合效益差的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限制来料加工方式,对于来料加工企业采取先征后退或者台账保证金实转的管理方式。其次，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加快取消外资在各地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政策，加快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设立外资进入的技术批准、产业批准、资源消耗和环境标准。

（三）提高资源性产品和要素成本，理顺价格机制。一是尽快把被扭曲的要素和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过来，切实使国内的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价格以及水、电、油等资源类产品定价机制纳入明晰产权前提下的市场竞争定价轨道，使资源性产品价格真正反映资源的市场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促进资源节约和合理有效利用。二是要严格环境监管和执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切实将企业污染的社会成本内部化。

（四）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的职能是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制度变革，加强各级政府、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要制止政府变相为企业投资担保、补贴的问题，使政府对投资的激励降低，让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的全部成本，，消除投资膨胀的制度因素。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统计研究》2007.3

[2]何帆 张明：《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财贸经济》2007.5

[4]汪同三：《投资、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

[5]刘巍：《中国经济并未过热》，《21世纪经济报道》2007.4.30

[6]林毅夫：《内外失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中国发展观察》2007.8

[7]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分析及应对之策》，《中国经贸导刊》2007.9

[8]卓勇良：《关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和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7.3

本文编号：18147